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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伟岸:党争及其克服

——从柏拉图到麦迪逊

更新时间:2018-09-23 00:03:41
作者: 霍伟岸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反党争思想传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麦迪逊是这一传统中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反党争思想在党争的典型表现形式、发生根源、克服方法以及克服党争以图实现的最终政治目标等四个方面既有相似的洞见,又各具独到的见解。从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角度对这四位思想家反党争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其各自政治哲学的要旨,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政治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特别是民主与政党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党争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霍布斯  麦迪逊

  

   派系之争,或党争,历来被视为政治上的大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反党争思想传统。本文试图对这一思想传统中的四个关键人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麦迪逊——关于党争及其克服的思考进行梳理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四位思想家对党争的政治危害性有着起码的共识,但是他们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的看法却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照。这些问题是:党争的典型表现形式,党争发生的根源,党争的克服方法,克服党争以图实现的最终政治目标。而且,他们的反党争思想恰好可以归入一元论和多元论两个阵营来进行比较分析。

   在进入到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党争的概念做出界定。严谨起见,本文把“党争”这个概念中的“党”界定为“具有政治意义的派系”,在英文中与之对应的主要词汇有faction、sect、party等。根据萨托利的研究,这三个英文词都来自拉丁语:faction来自拉丁动词facere(做,行动)和由此衍生的名词factio(“从事干扰和有害的facere、从事‘极端行为’的政治集团”);sect来自拉丁单词secare(割断、切开、分裂);party来自拉丁单词partire(分开)。①虽然这三个英文词的词源都是拉丁文,但这绝不意味着反党争思想传统只是从罗马时代才开始的。事实上,古希腊先贤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有关于党争问题的丰富思考了。汉森说,在古希腊文中,与“派系”或“党”最接近的词汇是stasis,它明显具有内战或内乱的含义;另外一些相关的词汇有hetairos(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hetaireia和hetairikon)和synomosia,前者指带有革命性或政权颠覆性的政治行动同盟,后者指密谋参与者。②可见,“党争”之“党”或“派系”本身是一个确定无疑含有贬义的词汇,指的是一个政治行动集团,它自身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政治诉求是集团私性利益而非社会公共利益,并以有损公共利益的方式来追求自身利益。为避免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政党”概念相混淆,本文在提及“党争”之“党”(faction,party)时通常称之为“派系”或“党派”,对于涉及宗教背景的“党”(sect),则称之为“教派”或“宗派”。

  

一、柏拉图:分裂的城邦与和谐一体的正义


   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就是围绕着“党争及其克服”的主题展开的:“对于城邦来说,难道我们能有比这更大的祸患,当某种势力分裂了它,使它成了许多部分,而不是一个整体?或更大的福利,当某种势力团结了它,使它成为一个整体?”(462b)③因此,柏拉图把党争视为城邦最大的祸患。

   (一)党争的典型表现形式

   在柏拉图看来,党争的典型表现形式是平民党与贵族党的斗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除了他们在言语上构建的这个城邦之外,任何别的城邦都不应该用单数来称呼,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城邦都因平民党和贵族党的内讧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部分,而且每个部分自身还会有内部的党争,从而使整个城邦陷入到错综复杂的内乱深渊之中。(423a)

   这种普遍而深刻的党争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理想国》卷八在解释政体衰败规律时指出,最佳政体的衰变首先是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变化开始的,那就是由于生育计算上的偏差,导致统治阶级分裂为趋向私利的铜铁集团和趋向美德和传统的金银集团,两个集团的不和谐引发了他们之间的斗争。(545d—547b)正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开启了政体衰败的进程。这两大集团斗争之后的妥协使最佳政体蜕变为荣誉政体,后来荣誉政体又进一步蜕化为寡头政体。在寡头政体中,第一次出现了平民党与贵族党的党争:“这么一个城邦本质上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属于穷人,一个属于富人,尽管他们都居住在这里,他们相互之间总是在钩心斗角。”(551d)寡头政体的统治集团只知疯狂地积累财富,根本不关注身体的锻炼和道德品质的培养,从而遭到穷人们的轻视,后者渐渐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之心。这样一个病态的城邦很容易就会陷入全面内战。一旦穷人获胜,寡头政体就蜕化为民主政体。这里的民主政体并不是全体公民构成的人民主权,而只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的统治。当这些平民聚集在一起发挥政治影响力时,他们总是志在取得富人的财产,从而不断激起富人的反抗。面对那些企图推翻民主制、恢复寡头制的贵族党,平民党抬出了一位民众领袖作为他们的保护人,这个“攻击富翁、挑动内战的党魁”(566a)最终成为终结民主政体的僭主,政体衰败也抵达谷底。悖谬的是,当党争以党魁的僭主统治作为其形式上的终结时,党争也显示出其最可怕的政治后果——整个城邦都遭到僭主的清洗,他清除了最好的,保留了最坏的。(567c)

   (二)党争发生的根源

   表面上看,柏拉图似乎认为平民党与贵族党党争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柏拉图曾明确说,理想国的卫士一定要极力防范富贵和贫穷这两样东西进入城邦,这是因为“前者给人带来奢侈、懒散和变革念头,而后者给人带来奴性和低劣的作风,加上变革念头。”(422a)因此,富贵和贫穷都会引发内乱,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党争都证实了这一点。

   但柏拉图决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者。从他对卫士阶层最初分化为铜铁集团和金银集团的分析可知,党争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血统”的分化。柏拉图的“血统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血统论,而是暗含了某种神秘主义数理基础的血统论。柏拉图认为每个人生来都是不平等的,具有不同的本质和价值。他用一个神话叙事告诉我们,塑造神给不同的人身上掺入了金、银、铜、铁等不同质地的材料。不同的本质对应着不同的身价,也对应了适合其身价的不同职业和不同命运。(415a)通常情况下,父母与子女的本质相同,但出现不相符的情况也并不奇怪。一旦本质、身价与职业、命运的对应关系被打乱,城邦的和谐一致就被打破,党争和内乱就不可避免。按照柏拉图的看法,美丽城(理想国)的卫士由于不能充分了解血统论的数理基础,血统的混乱实际上一定会发生,“缺乏统一、缺乏和谐的反常事件就会产生,这些事件,不管它们产生在哪里,总会引起战争和敌对仇恨”。(547a)换言之,根据柏拉图主义的血统论,最佳政体的堕落注定将以党争的形式开启。④

   不过,除了血统论方面的原因外,柏拉图实际上认为城邦党争还有更深刻的根源,那就是人的灵魂结构的失衡。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结构有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气魄和欲望。一个正义的或和谐一致的灵魂应该是灵魂的每个部分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三者之间还要形成一个支配的等级序列:理性的部分成为领导,“为整个灵魂提供先见”,气魄的部分服从理性且成为理性的盟友,理性与气魄共同凌驾于欲望的部分——“每一个人灵魂中的最大部分”——之上。(441e—442d)当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友好和睦,一致同意由理性来当领导,气魄和欲望都服从理性,三者之间不搞内讧,这样的一个正义灵魂就具有了节制的精神。节制的反面就是放纵,放纵实际上就是灵魂内部的分裂和党争,是气魄和欲望向理性的造反,放纵导致灵魂结构的失衡和灵魂整体的堕落。(444b,590a,609c)众所周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灵魂与城邦做了一个著名的类比。(353e,435c及以下)⑤根据这个类比,城邦的党争其实源自灵魂内部的党争,在柏拉图的政体衰败论中,每一个衰败的政体模式都对应了一种失衡的灵魂结构。

   (三)党争的克服方法

   柏拉图用来克服党争的方法,概括来说,就是力图达成和谐一体的正义。针对他所诊断的党争发生的三个层次的根源,柏拉图给出的解决办法恰恰就是理想国的“三次浪潮”。值得注意的是,“三次浪潮”的改革都是针对卫士阶层,这是因为:第一,柏拉图认为党争的直接争夺对象就是城邦的统治权;(521a)第二,生产者阶层的堕落对理想国的威胁不大,而卫士阶层的堕落则可能导致理想国的覆灭。(421a)

   首先,平民党与贵族党的党争都围绕着经济财富的分配展开,这使柏拉图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克服由财产分配带来的党争,唯有在卫士阶层中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实行经济上的共产主义。这样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可以彻底杜绝他们的私利意识,使他们团结一致,一心为公。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与现代共产主义学说所强调的人民及其权利无关,它是城邦和谐一体的条件,“唯有它能避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暴政,这种暴政产生于双方的纠纷和相互的畏惧”。⑥

   其次,针对血统错配这个党争的根源,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卫士阶层中废除家庭,实行妇孺公有。这个做法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使生儿育女这件已经由纯私人事务变成纯公共事务的事情能够尽量符合他的血统论要求,使本质相似的男子和妇女相结合以防止血统错配,使品质高贵、表现优秀的年轻人能生育更多的后代,使高贵者的后代得到妥善的公共抚养,以确保卫士阶层的优质本性能够一直得到延续。⑦

   无论是废除私有财产,还是妇孺共有,都是致力于从欲望和情感的层面来克服党争,其目的是让所有人感到同甘共苦、同悲共喜,而不再区分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462c)这样的人将彼此亲如一家,不再有任何争吵和纠纷。但是,这两大浪潮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党争问题。除非哲学家成为城邦的君主,“城邦的祸患就没有终止,人类的祸患……也同样如此”。(473d)正如在灵魂的结构中,理性必须成为统治者,灵魂才能避免内部的党争,才能具有节制和正义的精神,在城邦的权威结构中,作为理性化身的哲学家也必须成为统治者,城邦各阶层才能各安其位,和谐一体,城邦的党争才能消弭于无形。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废除私有财产和妇孺共有的改革看起来实施难度极大,不过柏拉图认为,教育会使其变得十分容易(423e),所以,真正的改革其实是教育,而教育则预设了知识,唯有哲学家才拥有真正的知识,因此,哲学家必须作王,由他来全盘操刀整个城邦的政治教育,或者说是灵魂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塑造出来的公民,能够各居其位,各安其分,从而使城邦最大程度地摆脱党争的威胁。

   (四)最终政治目标

   克服党争是柏拉图力图实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目标,但这毕竟是一个消极意义上的目标。柏拉图最终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积极意义上的目标,那就是使整个城邦实现和谐一体的正义。虽然这两个目标看起来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其实有着重大的区别。这是因为,柏拉图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抗,无论是出于利益冲突、血统错配还是灵魂结构失衡,至少在原则上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在这个意义上,城邦公民全体的和谐一致就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才应该成为城邦政治的最高目标。

柏拉图的这种政治信念与他的理念论哲学密切相关。根据他的理念论,在我们的可感世界之上还高悬着一个由神创造的、不可见但可思的可知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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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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