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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权:风险升高理论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

更新时间:2018-09-22 23:30:45
作者: 周光权  

   【摘要】 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传统上认为超速行驶就提升了法益风险,行为就具有社会危害性,从而很容易得出被告人构成过失犯罪的结论。对这种判断逻辑必须进行反思。过失犯有不同于故意犯的客观构成要件,结果避免可能性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对此,新过失论和修正的旧过失论都予以承认。风险升高理论的功能极其有限,其对行为制造了法所禁止的风险这一点进行了揭示,但不能由此得出行为人一定实现了法所禁止的风险的结论。在超速驾驶提升法益风险的场合,对结果避免可能性是否存在需要仔细判断,抽象地认为行为提升了法益风险就可以成立过失犯的主张并不合理。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对被告人即便遵守规定,结果是否仍然也无法避免的关键事实无法查明,或不能证明结果发生的概率极高的,都不能将死亡结果算到行为人头上,只能做有利于被告的认定;控方只有证明到如果行为人合乎义务地行动,结果就近乎肯定会避免时,才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因此,即便采用风险升高理论,也应当承认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二者不是排斥关系。

   【中文关键词】 过失犯;结果避免可能性;风险升高;存疑有利于被告

  

   我国审判实践中认定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的通常进路是:在发生侵害结果的场合,(客观上)因果关系判断上的条件说+主观上的结果预见义务=过失犯罪。尤其是在违反限速规定驾车的场合,司法机关通常会认为被告人超速驾驶提升了行为的危险性,后续死伤结果都由超速行为所引起,违章行为和结果发生之间的条件关系很容易被肯定;结果预见义务的确定也并非难事,在实务中往往就很容易得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结论。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对于包括交通肇事罪在内的大量过失犯罪的处理,几乎承认了“客观归罪”、结果责任的逻辑,尤其是在被告人自身有违规行为的场合,风险升高理论得以运用,其无罪辩护通常不会被采纳。

   如此认定过失犯并非没有疑问。风险升高理论的功能极其有限,其只是提示实务上需要注意行为自身可能具有高度危险性。对于行为是否将风险提升到值得以过失犯处罚的程度,不违反规范是否就一定能避免结果无法确定时,是否还能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结合“赵达文交通肇事案”分析风险升高理论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一、赵达文交通肇事案及主要问题点


   (一)简要案情与裁判结论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达文于2004年8月27日18时许,驾驶车牌号为京CU3586的桑塔纳2000型小客车由北向南行至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主路骚子营路口南20米处时,因超速(该路段限速60公里/小时,赵达文的车辆当时的行驶速度高于77公里/小时)采取措施不及,其所驾车辆轧在散放于路面上的雨水井盖后失控,冲过隔离带进入辅路,与正常行驶的杨某所驾驶的富康车(车牌号为京EV0159)和骑自行车正常行驶的刘某(女,51岁)、相某(女,23岁)、张某(女,17岁)、薛某(女,41岁)相撞,造成刘某、相某当场死亡;张某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杨某、薛某受伤。事故发生后,被告人赵达文让他人代为报警,后于同年9月6日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认定,被告人赵达文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对于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后认为:海淀区圆明园西路主路北向南方向设有明显的限速60公里/小时的交通标志牌,被告人赵达文事发时“行驶速度高于77公里/小时”,由于赵达文违章超速驾驶车辆,且未尽到“注意”义务,在其发现散落在路中的雨水井盖时,采取措施不及,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在无其他行为人违章的前提下,海淀交通支队依法作出赵达文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妥。由此认定被告人赵达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超速驾驶过程中遇紧急情况采取措施不及,发生3人死亡、2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予惩处。被告人赵达文交通肇事致3人死亡,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一)项之规定,应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考虑到赵达文自首、积极退赔且在行驶过程中轧到散放于路中的井盖这一特殊因素,量刑时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判决被告人赵达文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对于一审判决,赵达文上诉提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其行驶的道路上有散落的雨水井盖所致,故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负事故全部责任不当;且当时看不到限速标志。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原判依据的《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科学技术鉴定书》存在瑕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属于意外事件,赵达文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达文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是针对刘某、相某、张某、杨某、薛某而言,上述5人在本起交通肇事中,均未有违章行为,均是受害者,在无其他行为人违章的前提下,海淀交通支队依法作出赵达文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当,赵达文所驾驶的车辆确实轧在散放在道路上的雨水井盖,但轧上井盖是否必然导致该案的发生,缺乏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却能证明赵达文在肇事时车速已超过该路段的限速标志,“因赵达文违章超速,故遇井盖后已无法控制车速,导致采取措施不及,是造成此次肇事的一个原因”,赵达文上诉提出事故的原因是由井盖引起的,理由不充分;驾驶员驾车行驶是一项危险作业,其有义务随时“注意”道路上的各种状况,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赵达文曾供述其对该肇事路段是熟悉的,海淀区圆明园西路主路由北向南方向设有明显的限速60公里/小时的交通标志牌,赵达文不能因其未看到限速标志牌而成为其违章超速驾驶的抗辩理由。赵达文由于超速驾驶,致使其遇到紧急情况后,尽管已采取措施,但已不可避免,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对此赵达文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据此,驳回赵达文的上诉,维持原判。[1]

   (二)法院的裁判逻辑

   1.被告人超速时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在本案中,行为人超速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超速者对于可能发生死伤结果不能说毫无认识,至少存在预见可能性。按照旧过失论,行为人一旦违反预见义务,就要对一切违反该义务所发生的后果负责。在本案中,因为行为人是交通运输活动的参与者,有高于一般人(尤其是行人)的特殊预见能力,其要否认结果预见可能性和预见义务都是很困难的。如此一来,对其定罪的难度就大为降低。但这明显是有疑问的“客观归罪”(而不是客观归责)做法。

   2.被告人的超速行为明显提升了法益风险。在法院判决中隐含的逻辑是,赵达文驾驶汽车超速属于制造法所不允许的危险,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他都应该负责,即他的超速驾驶行为实现了风险,正可谓“一步错,步步错”。此二审判决明确指出,“因赵达文违章超速,故遇井盖后已无法控制车速,导致采取措施不及,是造成此次肇事的一个原因”。判决隐含的分析是如果被告人不超速,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踩住刹车或者绕开散落在路上的井盖,从而避免危险。但是,值得研究的是,结果如果不具有可避免性,就不能认为被告人实现了不被允许的风险。这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当然,实务上通常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被告人如果不超速,遇到紧急情况就能够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其超速行为明显提升、实现了法益风险,所以,赵达文还是应当对结果负责。

   3.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总应该有人对结果负责。在被害人无违法行为时,结果只能算到驾驶人头上,在其有违章超速驾驶的情形下更应如此。对此,一、二审法院均认为,五名被害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均无违章行为,在无其他行为人违章的前提下,认定赵达文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无不当。二审裁判更为清楚地指出,赵达文所驾驶的车辆确实轧在散放在道路上的雨水井盖,但轧上井盖是否必然导致该案的发生,缺乏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却能证明赵达文在肇事时车速已超过该路段的限速标志,因赵达文违章超速,故遇井盖后已无法控制车速,导致采取措施不及,是造成此次肇事的一个原因,赵达文上诉提出事故的原因是由井盖引起的,理由不充分;驾驶员驾车行驶是一项危险作业,其有义务随时“注意”道路上的各种状况,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本案二审判决对定罪理由的说明似乎较为详尽,但在能否要求赵达文对结果负责这一问题上,仍然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在法院判决中,虽然认为井盖的存在对于定罪没有影响,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关于赵达文负事故全部责任的认定结论也强化了法官作出有罪判决的决定,但法官明显感觉到本案与其他交通肇事罪不同:一方面,一、二审判决书在描述井盖的存在时使用的都是“散落于路面的雨水井盖”,说明这个井盖下面是没有井口的,井盖是被他人“散落”在实心的路面,这个井盖的所有权是谁,是怎么到路面上的都查不清楚,所以,在判决书中只能将其描述为“散落”的井盖,而且法官已经明显感受到这一物体的存在对于事故发生有相当的影响力,不然不会对其存在的特殊性进行如此详尽的描述。另一方面,体现在量刑结论上。本案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但法院仅判处赵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交通肇事造成这么严重后果的,其法定刑幅度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很多地方法院对造成类似后果的被告人大多会判处6年左右的有期徒刑。法院在这里对赵达文宣告如此轻的刑罚,显然考虑了被告人不能控制的介入因素问题,即道路上原本不应该出现这种下面没有井口的井盖。不过,对本案的处理仅仅在量刑上“找齐”是“打马虎眼”的做法,真正应该追问的是定性是否准确。

   (三)问题焦点

   对于本案,如果按照超速行驶就提升了法益风险,行为就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传统逻辑,在犯罪过失的判断上也很容易得出肯定的结论,定罪似乎势在必得,法院的判决也基本上秉持了这一逻辑,并且明显将风险升高作为定罪的根本性理由。

   但是,如果将结果避免义务作为过失犯客观构成要件判断的核心,将客观归责论运用于过失犯论,对于本案的思考过程和处理结论都会有所不同。在欠缺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场合,结果避免义务的履行就存在障碍,过失犯的客观构成要件并不具备,在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而无须等到有责性阶层)就可以有效限制过失犯的成立,结果避免可能性成为与结果回避义务紧密关联的问题而值得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给予特殊关注。在本案中,被告人真正可以进行有效辩护的理由可能存在于其所驾驶车辆压过的井盖对于结果发生究竟有多大影响,死伤结果是否具有避免可能性这一点上。因此,在遵守义务,但结果能否被避免并不能确定时,是否一旦有风险升高行为就可以得出有罪结论,就涉及到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空间问题。

   换言之,如果要在过失犯的客观构成要件中认真考察结果避免可能性这一要件,就不能不推敲:如果由于这个井盖的存在,死伤结果从客观归责的层面看,即便行为人遵守限速规定也是极可能无法避免的,那就很难将其算作赵达文过失行为的“杰作”,不是他干的坏事,如果要求其对死伤结果负责,控方的证明责任是否充分履行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此,在本案中,分析的核心在于被告人有无避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虽然超速行驶提升了法益风险,但是结果避免可能性是否存在难以确定的,就不能进行客观归责,过失犯的客观构成要件就要被排除,被告人是否应承担交通肇事罪的过失责任就是一个疑问。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升高就是和客观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紧密关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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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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