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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丹丹:“同情—正义”理论刍议

更新时间:2018-09-21 00:15:34
作者: 徐丹丹  
威廉斯则还原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将意志向情感与理性拉近。抛开其人格主义②定位,马克斯·舍勒的感受与伦理原则的关系可以部分借鉴。舍勒明确区分了感性的感受状态与感性活动的功能,认为“感受状态与感受活动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属于内容和显现,后者属于接受它们的功能”[9]380。他承认,与任何一种感受状态的关系,无论是与感性的还是理性的感受状态的关系,都不可能改造出乃至创造出价值,尤其不能改造乃至创造伦理价值。但这并不排除以下可能:伦理主体围绕正义的感受能力、判断能力以至于行为都与人格处于一种本质联系之中。相信人有自然的正义感与承认自然的正义感是判断行为的最终标准虽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密切相关。舍勒的这种立场为分析“同情—正义”提供了某种可行的思路。正义的价值比道德义务的准则要复杂得多,接续情感与义务的关键环节在社会领域。抛开其引发极大争议的“内在理由”③范畴,威廉斯的思想也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威廉斯主张不应该将道德设想为一种自成一体的东西,道德生活并不能和人类生活相分离,还原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完全无视人的感性与动机的康德式伦理无法实现正义,社会正义绝不是求索一种完善而没有变化的制度性乌托邦,感性心理也应该为伦理提供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支撑:另一方面,不论是道德理由还是道德动机都不是无条件的,其合理性取决于行动者的实际处境与心理状态。通过上述揭示正义与人格范畴及道德生活的复杂关联,有利于消除哲学各层次中对情感、理性与意志的研究壁垒,为“同情—正义”理论释放更广阔的思想空间。总结起来,认为正义与同情感受完全无涉以及将正义原则直接建立于同情感受之上,都难逃简陋粗糙之嫌。哈贝马斯立足实践哲学,着力批判了上述现代性的“主体—理性”悖论,阐述了以沟通为核心的行为模式——“交往”范式。在交往范式中,自我处于一种人际关系中,能够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与作为互动参与者的自我建立联系。[10](236)有别于哈贝马斯的外部批判视角,接下来,笔者拟采取内部建构视角,从理性的同情入手,尝试对政治哲学与一般伦理学的断裂进行某种程度的接续。

  

三、“同情—正义”的机制与社会交往进路


   正义与同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这一点不难理解,关键是这种联系在什么范围,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发挥作用。“同情—正义”的机制是一个由个人心理情感向社会行为进化的过程,是从社会人格到社会理性的过程。鉴于社会理性在“同情—正义”中的关键作用,增进社会交往无疑是个最不坏的实践进路。

   (一)从社会人格到社会理性

   社会人格——从个人自然的同情到理性的同情。先来关注自然的同情。一方面,自然同情的启动与自身及对方的激情反应密切相关。情绪唤醒是同情启动的第一个步骤。个人的内心情感无疑带有感性特征,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同情认定为与人的激情毫无关联的理性过程,人们对极度悲伤或愤怒的同情反应往往带有激情的特征。理性的他者是自然、肉体、幻想、欲望和情感——或更确切地说,是理性无法占有的一切,是主观的、自然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于同情,社会情境发挥了比激情更突出的作用。需要明确的是,同情绝不是激情本身,认为仅仅是行为者的情绪激发了自己同情的解释实在过分粗糙。人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任何激越表达虽然与同情的启动相关,却不是同情本身。同情与激情的相关性更在于旁观者对当事者激情反应的想象,这种想象的基础是现实的社会关系。接下来关注理性的同情。个体同情的机制是激情下降、理性上升的主体意识过程,即社会人格形成的过程。首先,人们对一般程度情感的同情,比通常认为的更轻微、更迟滞。所谓“轻微”是对比强烈的情感,如极度的愤怒、厌恶、绝望等,所谓“迟滞”则指人对一般程度悲伤的同情的启动比对一般程度快乐的同情启动迟缓很多。其次,以自己的意识与立场展现的同情是一种间接感受。同情并非在人们观察到当事者的激情反应时立即发动,它最初仅仅表现为一种探究心理。斯密指出:“很明显,一般的恸哭除了受难者的极度痛苦之外并没有表示什么,它在我们身上引起的与其说是真正的同情,毋宁说是探究对方处境的好奇心以及对他表示同情的某种意向。”[11]9第三,当事者的激情反应如果与旁观者的境况极度不匹配将对同情产生限制。例如,欣喜若狂的人很可能对对方的愤怒视而不见。如果人们意识到要努力抑制自己的快乐而向对方表示同情,那必然是考虑到具体情境,认为没有必要刺激对方。综上,我们发现社会人格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激情降低、理性上升的过程,而且下降的不只是同情者本人的激情,还有当事者的激情。同情不是一种单向的情感反应,当事者也将预期到旁观者将反应消极而一定程度克制自己的激情。

   社会理性——立足社会情境缔造有限的、合理的同情。脱离情感的理性并非社会行为的基础,而作为社会行为基础的情感体系应该趋向合理,并能够进化为一种社会理性。社会正义的目的是缔造一种有限的同情。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得、自满的深层原因在于,自己实现了与他人、社会的精神交流。个人预期他人会同情(感受)到自己的欣喜,即我同情(感受)到你同情(感受)到我的欣喜。然而,逻辑上似乎可以持续演绎下去的同情过程由于忽视理性因素而并不具备实现条件,理性最终促使同情摆脱自我意识的旋涡。作为情感的同情本身不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的过程,而是主观化的映像,但同情过程并不是虚无的,它有着深切的现实基础。理性对同情的限制表现为:“同情对发动者和接收者都是附条件的、适宜的,即与情境不相符合的情感不仅不会得到同情,甚至会招致蔑视、厌恶。”[12]认知与认同促使同情更加趋向社会,进一步促进形成社会理性。同情是一个以自己的感受为前提、以社会情境为条件、以社会认知为动力的过程。理性因素从开始同情即观察到他人的情感反应时就已介入。人们对于同情(观察)对象的选择以及选择让什么人注意到自己的情感反应都是有意识的过程。接下来,价值认同进一步连接自我与社会,也标志着自然同情进化为理性同情的高级阶段。对某种价值的认同是同情的充分条件,如果没有得到来自社会态度的支持,同情根本无法牢固确立。人们深切同情那些符合自己认同价值的情感,这种认同既包括正向价值也包括负向价值,人们有多崇尚高尚、正义,就有多痛恨卑鄙、邪恶。而价值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关系,是理性地协调自我与社会的美德——一种制度正义。

   (二)“同情—正义”的社会交往进路

   从自然同情到理性同情的过程展现了个人社会人格的运行机制,即将人格纳入社会情境并在社会关系中协调发展的过程。正义理论需要解决两种对立状况:压制与混乱,前者的根源是绝对的集体主义,后者的基础是将自然权利绝对化的个人主义。压制的冲动是内心冲突的根源,正义并非建立在纯粹压制的规则与秩序之上。正义需要协调情感与理性,而个人的社会人格属性是协调激情与理性、冲动与妥协、自我与社会的重要基础。从社会人格到社会理性是“同情—正义”的高级阶段。孟德斯鸠说,美德亦有限度。正义需要合理性的伦理支撑。合理的善是所有人根据他们社会人格的能量大小,按比例分享的一种善。如果人们不知道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期待什么,也不知道能够被期望什么,简言之,人们不知道各自的权利义务,那么就不能安排自己的生活,更无法进行合作。公共领域中各种活动的意义是人们通过成熟社会媒介的相互联系而实现的。正义是我们所依赖的特殊环境,语言、传统以及社会制度渗透了思想、信念以及欲求的同情,正是社会人格与社会理性形成的最便捷的渠道。

   协调个人的善与共同善。每个人格都是真理的独立媒介,共同善不能与精神绝缘,它需要发展各种智力条件,通过思想及情感的交流才能实现。个人的善只有通过对他的理智与情感产生作用才能形成。同情伦理预设了个体主义的自我观④,其核心是认识论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我”如何知道他人的情感,二是“我”为何会关注他人的情感。这种个人精神的内部交流构筑了正义的胚胎。共同善的发展也是通过一种不加强制的更广泛的交往,即合理的思想及社会交流实现的。霍布豪斯指出:“精神的秩序包含着互相忍让和互相帮助——这种忍让的培养是社会人格的一个必要特征。容忍歧异,超越差别,而心中有一种更为深刻的一致性,这种宏大的度量在不完美的社会中,是达到最高和谐的条件。”[13]48缔造正义的社会同情是一种自我与社会的协调过程。正义不是永恒的权利义务,需要根据情境不断调整。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言说情境就是各个主题涉及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对于理解过程而言,生活世界既构成了一个语境,又提供了资源。”[14]349正义通过社会理性整合情感与意志,展现个人与社会存在发展的复合功能。自由权利是理性的,而社会自由是现实理性。正义是建立于共同善之上的规则的公平适用,而非简单的契约自由之和。如果不参照处于相互关系中所有人的善,每个人的善就不能最终确定,反之,在确定共同善时,每个人的善也应该同样被考虑。正义是社会生活中的善,应为相互同情的所有人分享,而与这相冲突的就是不正义。

   注释:

   ①密尔认为,真正驱使人们行动的是他自己的主观感情,而且这种力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他们感情的强度。功利主义与直觉主义都可以被他的道德情感,进而是社会情感所统一。在密尔看来,人的自然情感是社会功利的牢固基础,因此这种情感完全可称之为“社会情感”,是“要和我们的同胞和谐一致的愿望,早已是人性中的一个有力原则”,于是社会状态就变得简单而自然了。对他来说,关注别人的福利就像关注他自己平时的身体状况一样,已成为一件自然且必然的事情了。

   ②舍勒持“情感直觉主义”或严格的人格主义伦理倾向。他反对价值的主体性,将价值确定为不可还原的感性直观的基本现象,认为自我是认识的对象而非起点。舍勒批判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关于每个人格的原初共同责任的学说是“谬误的和有害的理论”。

   ③威廉斯的“内在理由”指将行动者的主观动机结合发生慎思的理由。而行为者通过慎思无法将外界赋予他的主观动机结合起来,这就是“外部理由”。他认为行动的唯一合理性就是内在理由的合理性。威廉斯的内在理由引起了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其忽视了外在公共理性,将价值完全主观化。

   ④也有学者质疑同情论的利己主义趋向。罗尔斯比照公平的原则,认为经典功利主义通过同情理论建立的利他主义原则,不是真正以个人为核心的。另一方面,罗尔斯也认为,功利主义的同情论不是彻底利他主义的,而是带有高度猜测性和或然性的道德假设。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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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论坛》 , 2016 , 279 (5)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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