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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更新时间:2018-09-20 23:40:56
作者: 费孝通 (进入专栏)  

   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具体的采用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层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提出这四个字“文化自觉”来标明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我想总结一下,问一问,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大家在做什么?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这个名词确实是我在这个班上作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的历史相当长了,我想大家都了解自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燕京大学上本科时,曾选修历史系一位外籍教授开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这一课程。他的教法是把清朝末年、1860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以后到辛亥革命期间,他把他看到的外国作者对中国人的事情和说法的英文材料让我们阅读,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变化。对这门课我是很用功的,他指定的书和文章我都读了,而且记录下来。所读的材料,历时约50年间,经过4个皇帝,进犯的国家从老牌的英、法、俄开始,逐渐增加到12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有十几个之多。这段时间里还有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至今仍然记得。那就是在太平天国宣布起义并定都南京后,有一位曾国藩手下的大将,名叫胡林翼,当时驻守在今天安徽的马鞍山,他在阅兵时,有一只外国军舰,冲着他沿江而上,这位大将竟当场昏厥了过去。以后别人问他为什么,它的回答是对付太平天国我们还有把握,但对付这些外国军舰就没有办法了。此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清政府上层的态度。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物质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惧怕和退缩了,从而引起了以后丧权辱国的灾难性后果。

   这说明在中西文化碰头时,他们认输了。这是一个大转折。过去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使节为“外夷入觐”,乾隆皇帝认为自己国家物产丰盈,并不需要“外夷”的货物,和他们贸易只是一种恩赐。英国使团提出觐见时,曾要求英使节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个皇帝这时还没有认输。

   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上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已有了“西学”的观念,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以求有所改进,可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来概括。人们对中国原有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到了“五四”运动,碰到的问题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学”可以解决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了。所以“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不少人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作为推翻和取代传统制度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与科学,在“五四”之后发生过“科学和玄学”及“民主与独裁”的两次重要争辩。随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问题了。抗战开始,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使争论暂时停顿下来,但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仍然是知识界关心的主题。彻底打破现状,重建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无疑对于知识分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那时主导的思潮是否定传统的,当时即使有人提醒人们应正视革新和传统的关系,也并不能引人注意。抗战结束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情况也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迅速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知识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归结起来看,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了。

   总之,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求中国文化的道路。由此涌现出各种流派,有如新儒家就是重要的一家,它主要在哲学一门之内,也涉及到史学,看法未必一致。这方面我不太熟悉,最近看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讲到:以“新儒家”的名是指20世纪的思想流派,其事起于海外,特别指1958年元旦张君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先生在香港《民主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些情况以及其后之发展在我当时的处境自然不会了解,同时也不会是大陆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问题。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开始有所反思,我们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港台的知识界60年代也对此提出了问题,不少人感兴趣的是怎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说明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

   就我个人来说,我受到的教育是从清末民初所谓新学开始的,这个新的学校制度是针对旧的科举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兴起的。我的父亲是最后一科的秀才,科举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革之后,他被选送到日本去留学,学教育。回来后就搞新学,办了一个中学。我母亲创办了县里第一个蒙养院,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蒙养院里边长大的,所以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我念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务印书馆的小学课本,是新学的东西。不用面壁背书、坐冷板凳,还可以唱歌做游戏。初小后进入私人办的私学,也是由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转到燕京,又进了清华研究院,再去英国留学,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父母主张新学,不要旧的一套,在儿女身上不进行旧式的教育。所以我缺少了从小接受国学教育这一段,国学的根子在我身上并不深。中西方文化接触过程中,在我本人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矛盾。这一点和我的上一代是不同的,他们是受中国文化培养成长的,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由于他们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化的长处有亲切的体验,甚至有归属感。所以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如陈寅恪先生讲“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穆先生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像他们这样的学者是无法接受“进步”和“落后”的简单二分法的他们求新而不肯弃旧,这在当时的潮流中不免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

   我在70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预计还有10年的工作时间,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多做些工作。我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所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80年代末我去内蒙古鄂伦春族聚居地区考察,这个民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养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砍伐,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 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存在的问题是同样的。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我回想起在上世纪末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对话。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并且认为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和答复这些问题,譬如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楚。

   我们交谈时涉及到了几个实例:一是谈到重视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力一下子解放出来了。以后在农村工业化中,又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同时让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在不同的东西能不能相容共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的意义。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三是“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四是要能够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中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套破坏得太厉害,把这些东西都否定了,我看这是不能否定的,实际上也否定不了。

   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

   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特别在“文革”时期,“传统”被冲刷得太历害了,由此所造成的危害及其严重性还没有被人们所真正认识,同时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还没有形成,因此我深深感到知识界的责任重大。我前面谈到由于自知国学根底不深,需要补课,近年来读了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先生的著作,很有收获。启发我们对中国文化精神更深入的理解,对中西文化比较进行更深刻的研究。

同时自己感觉到对世界大潮流有些“隔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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