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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8-09-20 22:46:34
作者: 王立新  

   宏观思考的欠缺又与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存在的第二个问题相关,即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普遍的理论素养不足。早在 2003 年,徐蓝教授就提出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存在研究内容较窄,深度不够,缺乏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和重大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国际关系史的跨学科研究。 这一问题在15 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理论是通过详细阐述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寻求解释现象的一套命题和概念”。 理论可以提供超越经验层面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去描述、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现象,让历史学家从各种不同的视角理解历史,提出深刻的、超越常识智慧的洞见,并揭示国际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这里的国际关系理论既包括试图解释普遍的国际关系现象的大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等,也包括解释有限的国际关系现象和特定行为模式的中层理论,如同盟理论、威慑理论、霸权稳定论和相互依赖论等。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照,对冷战兴起的解释可能会停留在对美苏双方的道德谴责以及对两国意识形态对立的分析上,从而忽视了国际体系的变化和安全困境的加深在美苏走向对抗过程中的作用,而后者正是约翰·加迪斯作为冷战史研究后修正派领军人物的主要贡献。托马斯·帕特森和梅尔文·莱弗勒等人对国际关系层析分析方法的运用大大加深了对冷战起源的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素养的不足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只能为国际问题的研究提供“原料”,而不能为理解和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复杂的、有深度的、独特的历史视野。此外,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也限制了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出问题和推陈出新的能力。例如,国际史学界对知识生产、社会科学与冷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兴未艾,而我国却很少有人关注,更缺乏专题的研究,关于冷战与高等教育、冷战与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理论素养与历史技能兼备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宏观思考的基础,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年轻学者急需其他学科理论与知识资源的滋养。

  

   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研究领域的不平衡。目前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仍然带有强烈的以国家( state) 为中心的叙事风格,过于关注主权国家的“高端外交”和权力精英的活动。无疑,大国关系、战略与安全、国际体系等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会继续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是一个学科良性发展的前提是学科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大体平衡。文化外交、对外宣传、教育交流等虽然已经进入国际关系史家的视野,但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低端外交”的其他方面,如国际人权,环境外交,体育与国际关系,海洋、疾病和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等领域基本上还属于空白,而这些事务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热点国际问题,历史学家有责任探究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并为应对这些问题提供历史的视野。国际非政府组织不仅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和活动领域,还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关系,影响了不少国际组织的议程,在促进人权、保护环境、维护和平、实施人道救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的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理应得到重视。但是在我国,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历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此外,国际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等领域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本学科的名称虽然在我国称作“国际关系史”,但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是外交史,恰恰缺乏对国际规范、国际制度以及诸如国际法院、国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研究。我们对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如何策划猪湾事件和促进越战升级耳熟能详,却对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对世界银行的改造以及力排众议发展世行与中国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等诸多努力知之甚少。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更具现实意义。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需要了解有关国际机构建立和国际制度演进的历史经验。

  

   第四是视野的相对狭窄。大多数国际关系史研究还局限于就事论事,把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作为民族国家史的延伸,而不能从更宏大的视野把握和理解研究对象。与其他历史领域一样,国际关系史研究需要引入跨国史和全球史视野,将国际关系史,特别是 20 世纪的国际关系史置于思想、技术、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全球化进程和整体世界变迁中加以考察,关注权力之外长时段的经济、社会、环境、技术和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冷战史为例,必须把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及其结果置于 20 世纪的全球史中加以考察,重视各种跨国和全球性力量在冷战兴起、演进和终结过程中的作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冷战的特点和进程。这些全球性力量包括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科学进步和技术的跨国转移、大众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跨国移民和全球人口变迁、普遍人权观念的传布、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全球治理的兴起,等等。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末和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导致各种替代性的乌托邦和威权体制,如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受到欢迎,并赋予冷战以强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 而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和 70 年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又成为促进苏联和东欧剧变以及冷战终结的重要力量。20 世纪的科学和技术革命深刻塑造了大国竞争的风格和样式,如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宣传战和心理战在一战、二战和冷战中大规模实施,甚至最终决定了冷战的结局; 原子弹与核能的发明导致大国间的冲突远比此前的战争更加危险,使美苏对抗更加难以终结,因此延长了冷战的进程; 生物和医药技术的进步则推动美苏之间的竞争转向第三世界的卫生保健和农业生产等领域,导致了冷战向第三世界蔓延。而大众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几乎战胜了 20 世纪的所有“主义”,它激发出来的民众对物质丰裕的渴望是促进苏联和东欧剧变的重要力量。全球移民、人口增长和环境变迁也深刻影响了冷战的进程,同时又为这一进程所塑造。在这方面,《剑桥冷战史》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成功的示范。该书第三卷在讨论冷战终结时,除了考察相关国家的战略、政策和事件外,还讨论了科学技术、跨国组织、国际人权、全球移民、消费资本主义与冷战进程特别是冷战终结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修·康纳利认为,“关注国家( state)的国际史与关注人民( people) 的全球史这两种通常被认为是理解世界历史的不同路径实际上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把二者分割开来“不仅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会把历史研究引入歧途,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是解释这些长期以来被孤立对待的不同领域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成为一体的”。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崛起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和中美俄三国“大争时代”的来临,国际关系史著作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国际关系史学者也会在公共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年青一代学者正逢其时,有责任关注重大问题、增强理论素养、开辟新的领域、扩大研究视野,通过扎实精深的研究,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国际史知识,推动一“古老”学科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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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2018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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