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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金融创新发展中监管的相关认识与基本思路

更新时间:2018-09-20 22:29:47
作者: 贾康 (进入专栏)  
实际讲的一回事儿),很多应有的规则还无从讨论怎么确立,你首先得给出一块试错空间,有弹性地让人家去试错,让人家试着去创新,这就是先进入发展中后面才能讲规范的一个初始阶段。

   对金融创新怎么创看不清,相关的风险状态看不准的时候,不能先讲规范,中央也好,地方层面也好,似乎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如果从中央层面,我想举一个我观察的很有意义的中国现实例子,是对于现在实际生活已很有影响的微信。李克强总理说,前几年内部讨论的时候,曾经有一派意见是已经感到微信对政府会带来麻烦,是不是要把它管住,怎么管呢?那时管住的办法就是把它掐死。那时没有别的更多可区别对待的地方,是让它发展还是不让它发展,其实就是当时讨论的核心问题。总理当时给了一个态度,4个字:“审慎包容”,你别急着动手,审慎就是要看一看,要有一定的包容性。过了几年以后总理回过头来直接讲这个事情,审慎包容的结果是现在看来微信虽然还有别的种种可能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显然已经在发展的方面大家都接受了它,而且它对于中国经济繁荣的贡献已经可以形成共识了。你说现在微信它借助于互联网,借助于移动互联,给政府造成的麻烦是不是继续存在呢?比过去可能更明显了,要不大家在朋友圈里怎么动不动看到“404”,政府必须有很大的成本,据说雇至少几万人24小时轮流转,在那儿删帖。但是微信现在是中国整个经济生活中从草根层面给居民提供便捷金融服务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它还有很好的垄断竞争之下的对手,一个微信,一个支付宝,都可扫码支付,千方百计提供让用户体验提升的这种金融服务,使中国草根层面的老百姓,在街头巷尾买煎饼果子手机一扫,解决了。很零碎的小钱,可以在手机上连通理财服务,天天通知你高于银行定期存款的具体收益率。这种金融服务很便捷地把它的普照之光照到了社会中的这些角落上,使外国人惊呼,中国由这样的一些创新成果应用跨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它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经济学上所说的,便捷和生产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促进了繁荣,使供需更好的互动起来,这不就是支持着我们的景气吗,在这方面是重要的加分因素,是对老百姓美好生活的一种很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

   从这个案例来说,没有前面的审慎包容,就不会有中国后面的超常规发展。这个原理我想还是应该在当下,大家都在讲防风险、都在讲严监管的时候、仍然应当放在第一位说到的。

   第二个层面,当然监管当局守土有责,谁坐在监管的位子上,你都必须出监管的政绩。这个监管政绩需要在发展中严密追踪金融运行的风险状况。当看到有八九不离十看准了的风险,应该说有一定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出手来控制。所以有跟着的第二个概念,强调“规范中发展”是对应有一定把握、可识别的风险因素,怎么样把它封住。前面金融办的领导说得也很生动:“从无到有,从松到紧,从笼统到具体”,符合认识规律。当然,在事物波浪式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到一定阶段,也需又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就是减少一些繁文缛节,删繁就简,抓住最核心的监管要领。像PPP,最开始草创阶段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文件,而现在PPP如要按照文件流程走下来,一般来说最快也得半年,现在已有这种规范的必要性,但我觉得以后更成熟的时候未必这么走,当然那是后话。总体来说,监管当局要争取见事快,对能够识别的风险取得了八九不离十的认识把握以后,要比较果断地出手。现在已经有人说我们对P2P等等一开始强调让他们试,后面应该有的监管措施出晚了。可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那种庞氏骗局的事情已经传染得比较不像话了,才出手防范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出现了种种爆雷,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的。

   顺便说一句,中国有些有作为的监管者很不幸,有所作为可能是把自己送到下台的位子上。大家想想最近的疫苗事件,疫苗事件这种极端的坏案例是怎么发现的?是在任的领导者发动了严格的、较真的飞行检查,发现了问题又要及时去制止,制止的结果是他最后和其他人一起辞职下台。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带点儿讽刺性的,可能也是我们改革中不得不探索的监管部门确实左右为难之处,它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但是做到一定时候社会群情汹汹,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他自己的位子可能都坐不稳了。这也说明了监管工作不好做,说明了它的复杂性。

   前面说了两个层次,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原理上说这两个层次不能颠倒,不能反过来先讲规范中发展,但实际工作中确实可能又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所以,接着要说,必须动态权衡在某一个具体领域里它是怎样一个转换点,大致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原来强调的发展中规范必须转到规范中发展。到了某一个地方政府辖区之内,我觉得对应于我们过去所说的地方层面有较大可塑性的政策性融资,它的舞台是相对开阔的。过去早就有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还有现在大家已经认同的产业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种实际是要把地方的财政政策与资金作为后盾去支持金融方面的政策性金融,再对应上可引致的商业性金融,在地方层面实现金融创新发展。这方面在某一个具体的领域里,什么时候要强调发展中规范,什么时候要强调规范中发展,确实往往没有十分清晰的一定之规,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去掌握好它的权衡点的。

   第四,我觉得从中央到地方的金融监管部门,在自己公权在手的情况下发挥监管作用的同时,还要有个意识,在优化工作中的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的同时,在所谓调动行业、企业、市场主体他们的自律和内部风控的机制方面,应该形成相得益彰的互动。这也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国家推进现代治理特别要追求的一种新的机制连接境界。因为“治理”和“管理”实际上有重要的区别,管理那就是比较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掌控架构,而所强调的治理一定是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为一体,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又能控制风险,又能更生机勃勃地发展。这样一个追求对我们来说,当然也有挑战性,但是已经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点明的一个我们在创新发展中的核心理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指的就是这个新境界,我们在金融监管方面当然要追求它。

   另外,我在前面听到张院长等发言以后,我觉得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掌握监管,一定要再放大到“跳出监管看监管”,即监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怎么一起去推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前一段时间的央财互怼,那是过去多少年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情况,可能也表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凸显,已经凸显到了这两大综合部门由于种种原因公开在大众面前来过招儿,本来应该内部协调的一些认识,现在变成了互怼。老百姓有人说这是好事儿,让我们更透明地知道你们各自是什么观点。但我那时候强调了一点,有些央财互怼的是非论据,在这个层面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它面对的是整个经济运行体制里从企业到金融机构和银行的软预算约束,这种软预算约束跟张院长刚才分析的过度的行政介入、过于复杂的政商关系,有不解之缘。中国必须以系统化的配套改革对整个经济体系做治理,这个任务不抓住的话,再讲多少金融监管,很多东西也只是治标,没有涉及到治本。怎么样去处理?比如大家都认为不应该刚性兑付,但压力来了以后不得不刚性兑付,你怎么解这个死扣儿,这显然是个系统性改造的问题,不是央财这两个部门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同样也不是各层的金融监管机构自己想做好工作,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能解决好的问题,一定是个配套改革命题。这个配套改革到了深水区,怎么攻坚克难那是一篇大文章。但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这样才能使我们整个经济生活里最后达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合乎意愿的“金融像金融,财政像财政,市场像市场,银行像银行,企业像企业”,那时候跟比较成熟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意愿中的目标,可能就比较接近了。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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