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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洲: 易损性,创伤和顺应力: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反思及巴特勒理论视角下莫言的《蛙》

更新时间:2018-09-20 22:27:11
作者: 何成洲  

   本文为作者2018年8月16日“朱迪斯·巴特勒在中国:走向全球人文的建构”研讨会发言稿。

  

   谢谢王教授的邀请,我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了尊敬的朱迪斯·巴特勒教授和许多老朋友。在听巴特勒教授的讲座时,我也在思考“脆弱性”。似乎我们强调的是“相关”的,我注意到在你们的演讲中反复提到了一个词——“相关”。我认为,脆弱性可能有另一个方面。无论它是否也是相互的,一个人的脆弱可能导致另一个人的脆弱。脆弱一方面引起同情心,同时也可能引起恐惧。那么,如何阐述同情心和恐惧?这已经处于政治的操纵之下。因此,你在难民问题上,一方面看到同情、恐惧,另一方面是巴特勒教授强调的暴力或非暴力政治。不论互惠的过程是否会加强相互依赖,还是破坏相互依赖,我们可以讨论这些问题。

   我的研究从一个具体问题出发,即独生子女政策,这是过去30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这也是我的学术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将巴特勒的理论应用于解释或重释文学文本、电影和表演,以中文为主。我还会继续这一学术兴趣。我用巴特勒的理论解读一部中国小说。

   在独生子女政策中,有些女性的怀孕是不合法的,她们是脆弱群体。但另一方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或惩罚那些非法怀孕妇女的官员,他们也很脆弱。我认为这两种脆弱实际上是互惠的,并且在莫言的小说《蛙》中得到了详尽的体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脆弱如何变得互惠?是政治干预,每当有政治干预,就可能会有创伤。

   这属于历史性的创伤,它将持续数十年。如何应对这种创伤?政府有自己的政策,在政治干预下的人们将自己采取措施进行适应,以便更加强大。这就引出了我最后一个关键词——复原力。 因此,我的解读框架是脆弱、创伤和复原力。

   莫言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小说《蛙》在他获奖前两年就出版了。由于我在挪威获得博士学位,因此我被邀请参加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我做过各种表演研究,研究这个颁奖仪式如何成为一场表演。我聚焦的作品就是《蛙》。在座许多中国人都熟悉关于在中国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口号。

   我将简要说一下故事的内容,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这个故事。《蛙》讲述了一个女性农村计划生育实施者“姑姑”的故事。姑姑是故事的主角,故事的讲述者叫蝌蚪。为了在农村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姑姑领导小组采取强制措施,迫使有了一个孩子后非法怀孕的妇女堕胎。一些女性已怀孕7到8个月,因此堕胎极其危险,可能导致死亡。实际上,这部小说讲述了几个因堕胎而死的女性的故事。姑姑老年时后悔曾经给那些孕妇及其死胎带来的伤害。我会谈到这个问题,“死胎”,因为巴特勒教授提到了“活”,我也会考虑如何定义“活”。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道德问题。如何论述胎儿问题?这是有争议的,但我只是点到为止。为了赎罪,姑姑制作了大量的泥娃娃,并将它们放入壁龛,对其膜拜并请求原谅。伤害和死亡的创伤记忆萦绕着她,所以她多次企图自杀。如果没有蝌蚪的帮助和支持,姑姑就不可能重拾那种对婴儿全心全意的爱。

   因此,我的演讲,将讨论创伤形成的个人和社会原因,以及处理它们的方式,小说如何重获自我认同,重建彼此的信任和共同的未来。以下是我的研究问题: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个人如何变得脆弱?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创伤经历?他们如何治愈痛苦和内疚? 主角经历了多大程度的转变,最终更加复原现实?这些是我要研究的问题。

   我将跳过理论部分,简要地描述我的研究框架。对于复原力这一重要关键词,我引用巴特勒的解释,“复原力可以定义为在面对风险体验时不再脆弱,克服压力或逆境,尽管经历仍然存在,但结果相对较好”。为了节省时间,我不做过多解释。

   接下来,我将阐述第一个重要问题,即个人的脆弱性。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中,巴特勒提出“虽然我们为自己的身体争取权利,但我们为之奋斗的每一具身体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有其不变的公共维度,构成公共领域的社会现象,我的身体不是自己的”。独生子女政策创造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妇女的身体不是自己的,而是受到计划生育法规的限制。违法怀孕的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并将被迫堕胎。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暴力。关于暴力问题,我引用巴特勒的说法,“暴力绝对是最糟糕的秩序之一。一些人相对于另一些人的脆弱以最可怕的方式被暴露出来,我们无法控制地受到其他人意愿的影响,生命本身通过另一个人的故意行为被消除”。

   我认为这解释了那些违法怀孕的妇女所处的情况。在紧张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下,如非法怀孕,个人的脆弱变得“极度敏感”,这也是巴特勒的说法。自卫的力量非常有限。《蛙》里面有许多关于非法孕妇遭受严重暴力的故事,她们已经是母亲,其中一些人甚至丧生。这种脆弱性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并且具有文化特异性,而独生子女政策的批评者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我不会详细说明,因为我认为很多人不太了解独生子女政策背后的文化特殊性。例如,生育一个孩子的妇女为国家做了贡献,而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人,就立即成为以爱国主义为名的暴力的目标。所以,你生一个孩子,是做贡献。你生第二个孩子,你就成了敌人。这会影响你的主体性,以及你对自己身份的忠诚度。这些妇女成了当地的政治和文化权力游戏中的牺牲品。

   中国妇女对生育权利的关心可以从其所在地、教育和职业背景进行分析。所以很多细节,例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对于身份认同和对计划生育的态度也有重大意义,不仅是孕妇,还有他们的家庭以及那些在被灌输政策实施堕胎的人,后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创伤的后果。问题是那些当事人并没有真正了解或掌握相关人员(包括家庭成员和官员)的创伤经历的范围和潜力。那些违规怀孕造成的脆弱性往往在官方甚至非官方的话语中处于弱势。在《剥夺:政治中的操演》中,巴特勒和雅典娜·阿萨那苏(Athena Athanasiou)认为,“脆弱性的分布必须尊重规范,它可能由政府政策强制执行”。我认为它也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为政府政策拥有强制力。

   在《蛙》中,莫言将政治政策对妇女的主观性和脆弱性的影响做了戏剧化处理。《蛙》被认为是第一部涉及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后果问题的小说。这是整个存在主义、文化和政治的复杂性,只有创意的、充满想象力的写作才能把控这种复杂性。

   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小说《蛙》的独特贡献之一在于,它揭示了违规孕妇女的脆弱性,以及当地计划生育实施人员的创伤,比如姑姑,她们受到那些怀孕妇女家人的攻击。

   接下要谈论的就是创伤记忆。作品的标题《蛙》如果用不同的汉语声调发音时有“娃”的意思。“蛙”和“娃”,它们发音相同,声调不同。在隐喻意义上,青蛙指的是孩子,所以小说提到的青蛙的幽灵实际上意味着死胎,它们会来报复姑姑。因而,我有几个问题。你认为胎儿是生命吗?他们可堪哀悼吗?在官方和法律话语中,它们不是生命,因而是不堪哀悼的;但根据传统的本土文化,胎儿是生命,因此是可堪哀悼的。对于个体来说,这是非常复杂的经历。你曾经信任的事情开始自相矛盾。这种创伤比普通的创伤更为深刻。它说不通。

   这里我们看到姑姑的创伤。这部小说有趣地结合了小说和戏剧。其中一半是戏剧,我引用戏剧中的一段姑姑的独白,“你告诉其他人,它们满身血,和一些没有腿和爪的青蛙啼哭,发出呱呱声,它们混在一起,难以区分。他们在院子里追我,但是青蛙的幽灵把我吓呆了”。这成了一场噩梦,是她必须应对的创伤。小说中的另一位创伤幸存者是讲述者本人。他的妻子在堕胎时死了。他失去了妻子和她体内的男胎。他遭受了什么样的损失?在部队当军官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在此我再次引用巴特勒的《脆弱不安的生命》中的一段话,“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当我们失去某人时,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我们失去那个人身上的什么东西。因此,当一个人面对失去时,他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神秘的东西:某些东西隐藏在损失中,某些东西在损失的隐秘中迷失。”

   因此,丈夫并没有意识到他失去了什么,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意识到自己的损失。这是觉醒,是一个痛苦的觉醒过程。蝌蚪用了几十年时间才发现了他失去的东西并哀悼他的损失。在《蛙》中,蝌蚪的创伤与姑姑的创伤密切相关。两个创伤幸存者相互关联,通过姑姑,蝌蚪开始意识到他失去的东西。通过分析和理解他的姑姑,他懂得了自己的创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他不仅仅在回忆姑姑的创伤经历中看到她的悲伤,而且还见证了她为了救赎自己那种文化和性别特异性的内疚而采取的行动。

   蝌蚪讲述了姑姑的故事,然后通过讲述故事,他得以在新生活中面对自己的创伤。所以,这是故事的进展。这既是小说又是戏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个体经历过的创伤可以从集体甚至民族层面进行解释。这不是一个创伤,它是两个,正如之前演讲者提到的“两个”,两个意味着很多。创伤已经被放大,它可以解释为集体创伤甚至是国家创伤。姑姑和蝌蚪身上所唤起的对人类生命的热爱,象征着多年的节育宣传后对儿童和人类生活的热爱的重现。所以,这最终是爱的觉醒。创伤后的救赎是复原力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创伤后的救赎是超越人口控制数据的复原力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常常引用数据支持,但数据在这里几乎没有说服力。

   姑姑不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还为违规怀孕妇女所遭受的暴力和伤害负起责任。虽然大多数计划生育相关的事情让我们试图避免过去的行为,但姑姑采取行动进行救赎,这是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建立复原力的典范。我认为,复原力是小说中的一种启示。这不仅是姑姑个人,也是集体的复原力。因此,交互式复原方法强调,复原力需要根据功能来判断,与其他经历相同逆境的人所展现的复原力进行比较。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姑姑和蝌蚪是那个问题的代表。小说描述了他们的痛苦,他们在弥补他们犯下的错误时承受的压力。姑姑的救赎体现了她作为个体或者我们作为集体所能做的事情,以解决创伤性的过去。因此,通过救赎,小说中的姑姑和蝌蚪都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这对于创伤后的恢复至关重要。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中说:“也许,当我们接受我们可能被个人所经历的损失永远改变时,我们更可能会哀悼。也许哀悼与接受转变有关。也许应该说是屈服于转变。而我们事先无法知道转变的结果。”这总结了我的解释。

   一直都存在着不完全的重生,恢复的实现不可能一劳永逸。相反,这是一个“成为”的过程,这是一个允许持续救赎的事件。现在,中国开始普及二胎政策,以利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但这远远不够。思维方式的改变甚至更为重要,因此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尽量减少未来的伤害和损害,真正让计划生育起作用。

   虚构的叙事不同于社会或政治叙事。它们会在处理过去的创伤事件时,激发起情感。这就是我提到同情和恐惧的原因。它触发了对某些共享体验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虚构的叙事产生了治疗效果,这有助于形成复原力。我们不应低估文学在治疗创伤中的重要性。如果写作可以成为一种救赎方式,那么阅读既可以是以个人或集体形式进行的未来规划。因此,我们一起阅读,或者用巴特勒的话说:共同行动、共同消除性别。我非常欣赏《消解性别》这本书,其中强调“共同行动”。阅读既是个人层面也是集体层面重塑将来的方式。小说《蛙》有一个暗示,在悼念失去过程中的忏悔所有错误行为是实现创伤恢复力的有效方法。这不是创伤后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而且关于建立一个共同的文化未来,不仅关乎中国,而且关乎全球和全世界。与此同时,这部小说体现了莫言勇于进行社会批评和公正评判的勇气。所以,对莫言的批评屡见不鲜。我认为,莫言通过小说《蛙》展现出的进行社会批评和公正评判的勇气,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作家的良心。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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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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