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衡潭博士让我给他的《中西元典对读》一书写序，认为基督教与儒家的对话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他只是尝试做一点自己的努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希望从儒学角度予以批评和回应。我抽空拜读了他的大作，但本人天资愚钝，学识有限，仅谈几点感想,表达几点看法。
首先，石衡潭博士认为基督教要真正扎根中国并开花结果，必须与中国文化贯通、融汇，但大部分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文化感情淡漠，兴趣缺乏，这不仅不利于基督教与儒家和谐共处，对基督教发展本身也是有损无益的。中国基督徒生活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应该多多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应该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中国要来一场真正的新文化运动。这个看法我是赞同的。但是，对他所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具体方案，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一个炎黄子孙来说，应该是找回中国文化的精神，全面复兴中国文化。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完了，这已经成为常识。
其次，石衡潭博士以基督教思想的“前理解”来解读《论语》和儒家文化。“前理解”是阐释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前理解，简单的说，就是相对于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说，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就对要理解的对象有了自己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他说：“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理解与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并赋予其以崭新的意义，使其中的许多因素成为见证普遍启示的有效例证与资源，使其中的许多方法也成为我们认识真神的可能途径。”[石衡潭：《中国基督徒应该成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儒家网
（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7338/）。]因为他是从基督教的观念来理解与解读儒家《论语》，必然就会对儒家的理解有诸多偏失。如《中西元典对读》第三课“人不知而不愠”，他认为是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虽然字面上并没有出现神，但在意思中暗含着。认为孔子所说的“天”，相当于今天基督徒所说的独一神，而他提到的“神”，则指诸神，就是各种偶像。这个看法显然不对，众所周知，“天”在儒家文化语境中含义很多，仅就《论语》而言，《论语》记载孔子涉“天”言论有18条，其义有主宰之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雍也》），“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吾谁欺?欺天与”（《子罕》），“天丧予”（《先进》）。这个意义是“天”可以说相当于“独一神”上帝。但除此之外，《论语》还有自然之天，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还有道德之天，如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宪问》)；还有命运之天，“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所以，我们决不能以基督教的观点把儒家含义丰富的“天”销蚀为只有“独一神”上帝。
石博士继续解读孔子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说：“相当于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只是孔子尚不清楚道究竟是什么，而保罗亲眼看见过这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其实，孔子生长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对道有了自觉的意识，这就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所体悟出来的是历史之道、人文之道。比较起来，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也是是通过对礼乐文化的历史反思来“悟道”的，然而他悟出的则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这样说当然只是一种方便说法，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更确切地说孔子应该是以人道为主而下学上达，通天地人，而老子则是天道为本，上道下贯，涵天地人。这样的差异体现在思想体系中，儒家是以人文本的人文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而道家则是以天为本的自然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体现在人格建树上，儒家和道家都追求理想的圣人人格，儒家的圣人是以古代圣王为理想模式的伦理道德楷模，而老子则是以大道自然为基调的顺应自然，崇尚无为的“圣人”。[韩星：《孔学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当然，孔子的“悟道”是随着他生命的成长、人格的提升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就是他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七十岁，不管外在的际遇如何变化，他的心态平和而坦然下来，常常静静地体会着天人之间的真谛，“道”渐渐在他身上流淌，他默默地等待着那最伟大的转变，终于，“道”充盈于他的心灵与身体，他与道完全合而为一，此时，他就是道，道就是他，他发出感叹：如今我从心所欲不逾矩！因为道不远人，道不离器，道即矩，矩即道，这个时候孔子从心所欲（内）合于大道，发之于外就是规矩、礼法（外），这样合内外之道，内圣外王打成一片，圆满地完成了圣人人格。就是说，孔子摆脱了肉体生命的局限，从而进入了致广大、尽精微、通神明的圣人境界。这一境界就是孔子通过下学上达，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孔子超凡入圣，即身成道，即内而外的超越型道路。孔子超凡入圣，与道合一，成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他观殷夏所损益，追迹三代之礼，删定《六艺》，仁体礼用，仁智双彰，“尽人道之极致，立人伦之型范”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孔子不但是其前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积累的集大成者，守成者，也是上古三代历史文化的反省者，还是其下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演进的开新者。[韩星：《孔学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所以，儒家没有必要再等500年后到伯利恒城等待耶稣基督传道。如果真是按照石博士所说的那中国应该早就基督教国了，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所以才需要石博士现在花这么大的力气以基督教来化中国。
第三，石博士的基本思路是援儒入耶，以耶统儒，以神统人。在《中西元典对读》第八十三课“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与“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中石博士对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进行了基督教神学的解读。尽管前面他引用了历代儒者对孔子忠恕之道的重要注释，但在具体的解释中他则这样说：“所谓忠，首先是对天的忠，对神的忠，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意思。人只有认识了神之后，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同样，只有忠实于神，才能忠实于自己。”“恕是忠与爱的具体体现。一个人愈忠实于神，就愈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与爱，愈体会到神的恩典与爱，就愈愿意将之分享给他人，就愈愿意饶恕他人。神的恩典与爱就这样从神那里涌流到我身上，又从我流向他人。这就是真正的‘一以贯之。’恩典与爱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但应该说恕是其中最大的。”“忠恕的源头在神那里。回到源头，才知道忠恕的本质、忠恕的对象，才晓得如何行出忠与恕。”这显然是脱离了儒家文化语境对“忠恕之道”的神学解释。我们知道，儒家的忠恕之道是在自我修身的基础上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实现仁德的方法，人本身才是目的。孔子认为，人是有尊严的，人的尊严是不能侵犯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去对待。这完全出于对别人的同情与尊重，而不是将别人作为工具去对待。忠恕之道作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已经写进了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制定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之一。
在《中西元典对读》第六十九课“里仁为美”与“神就是爱”中试图博士对《论语·学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和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样解释：“孔子还没有认识到：爱的源头是神，神就是爱。孔子那个时代的人，对天（神）有敬畏，有遵从，但很少有爱。就是感觉离天比较远，没有亲近感。这是由于他们对天（神）的本性还不太了解。”这也是以基督教神学评议儒家的仁爱，是不符合儒家思想本义的。儒家仁爱思想可分成仁爱之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五个层次,以爱有差等原则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层层扩展。[ 韩星：《仁者爱人——儒家仁爱思想及其普世价值》，《梧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到了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就包含了对天（神）的爱。但是，儒家仁爱的源头不是神，而是人的本心，与性善论有关。儒家仁爱推衍到孔子所说的“泛爱众”，孟子所说的“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也就具有了博爱的含义，因此唐代韩愈《原道》就说“博爱之谓仁”，欧阳修在《乞出表》之二中亦云:“大仁博爱而无私”。基督教爱的源头是上帝，基督教的博爱只以信仰为依归，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偶像崇拜，而不象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现实的、入世的、生活化的基础上。
总之，儒家与基督教是不同的两大文化体系。儒家以人文理性为主体而不绝对排斥宗教，也有自己的“宗教性”内容，形成了儒家的宗教传统，即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中国古代社会极重祭祀，即《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并不反对祭祀，相反却倡言祭祀。孔子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对鬼神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一种理性的鬼神观。《论语·述而》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雍也》说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表明他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人们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或者引用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样的话说孔子是反对，最起码是不谈鬼神之事的，或者引用“丘之祷久矣”说明孔子也是相信鬼神，甚至常常祷告的。这显然是受无神论与有神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不符合孔子的本意。据《论语·先进》载：当孔子的学生季路问孔子如何服侍鬼神的问题时，孔子巧妙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表明他并没有否定“事鬼”，只是把“事人”看得比“事鬼”更为重要；也没有回避“死”，只是把“生”看得比“死”重要，基本态度是以人为本，重人事轻鬼神。所以，儒家文化或儒教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 韩星：《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天府新论》2014年第3期。]这些基本特征是以儒为主，多元整合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儒家思想以人文理性为主，体现为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等核心价值观，使儒家在历史上可以与外来的各种思想文化都能够交流融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可以包容土生土长的、外来的各种文化成分，只要不使自身发生质变，都能心胸开阔，兼收并蓄，百川归海，不择细流。儒家思想体系有宗教这一层面的内容，这就使儒学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发挥教育和教化功能，也发挥了宗教信仰的功能，在历史上儒家也一定程度上担当与满足了儒生、士大夫精神信仰需求，更重要的是在宗教信仰层面可以面对多元宗教，可以与别的宗教进行对话，进行交流，以儒为主，整合多元宗教，形成以人文理性为主，具有复合形态的，高于其他单一的宗教与世俗哲学、伦理的“圆教”，没有排他性，可以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历史上三教合流，有儒家式道教徒、儒家式佛教徒，现在世界上如美国也有儒家基督徒，在东南亚已经有儒家伊斯兰教徒，儒家印度教徒等。这对于世界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伟大之处。由于儒家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活动始终是围绕人事展开的，可以说是人道教或人文教。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宗教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但由于儒家的缘故都不会迷狂，他们所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以人文理性为主、以宗教为辅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没有宗教偏见，没有宗教狂热，没有宗教战争，使得各种宗教传进中国后，激进的锋芒被钝化，暴戾之气被过滤，进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神州大地成为各种宗教的大熔炉，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程就就是典型例子。今天，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全面复兴，也一定会使基督教像佛教一样经过冲突、融汇，形成中国化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也许漫长，也许艰难，“任重而道远”，但中华民族应该有信心，有毅力，有智慧，有能力，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完成关乎中国前途命运，关乎世界和平发展，关乎人类实现大同的巨大历史任务。
是为序。
2016年5月15日于北京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联理事暨教育传播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和书院院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