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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猛:重提这个问题:何谓《资本论》的“辩证方法”?

更新时间:2018-09-20 01:14:34
作者: 吴猛  

  

   按照某种流行的看法,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现实的实证研究而获得的, 因此, 这种社会理论首先应被放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 而其基本框架和结论正是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困境和趋势进行反思的产物。从特定角度看, 这种意见似乎不无道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探讨, 当然无法离开具体的现实材料, 否则就会游谈无根。马克思从青年时代遇到“物质利益的难题”起, 就不间断地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具体社会现象, 如果没有对这些现象的细致研究, 是不可能形成其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以及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等重要问题的思想的。更不用说, 在受到恩格斯启发转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之后、特别是在撰写《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过程中, 马克思掌握了大量经济领域的实证材料, 这些材料构成了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前提。但问题是, 马克思是如何使用这些材料的呢?

   关于这一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曾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 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第21页) 这里的“材料” (Stoff) , 自然指的是写作时使用的“素材”。就目前人们所知晓的《资本论》写作素材来看, 马克思使用了非常广泛的文献, 其中数量最多的, 当属关于19世纪具体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的资料, 以及经济学理论著作。任何理论创制的前提自然是占有各种材料。而如果人们对于理论创制的通常理解乃是获致“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 (《现代汉语辞典》第五版, “理论”词条) , 也就是通过“把事物的共同特点归结在一起” (同上, “概括”词条) 而获得的有条理的知识 (主要包括原理和规律) 的话, 那么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关于“研究”的说明显得颇有特色, 因为在这里“占有材料”的目标并非“概括”出一般性的“有条理的知识”, 而是旨在“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以及这些“发展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 对于各种材料, 主要关注的是其动态关系而非静态关系。马克思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我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第20页) 。

   有趣的是, 马克思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的正面表述, 其实仅限于上述引文那一句话, 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的主体部分, 其实是来自俄国经济学家考夫曼的一篇评论文章的大段引文。考夫曼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将马克思的这种方法称为“实在论的”, 其根本目标在于“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 (同上) 在考夫曼看来, 这些规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 (同上) ;第二个方面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 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 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 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 (同上) 。不过在考夫曼眼中, 马克思关于上述第一个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从属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 也就是说, 对于某一特定时期的规律的研究是内在于对于一定历史秩序的先后必然联系的规律的研究的:“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 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 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 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 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 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 (同上, 第20-21页) 按照这种看法, 《资本论》的思想主线正在于“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 (同上, 第21页) , 因而对于具有特殊规律的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的研究从属于对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同上) 的探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马克思对考夫曼关于自己的研究方法的这种概括似乎是满意的:“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 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 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同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赞扬事实上也包含着批评。考夫曼对《资本论》的“实际方法”或研究方法的概括, 是以将之与所谓“外表的叙述形式”进行区分为前提的, 这一区分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二者的对立, 因为“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 那么最初看来, 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 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 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同上, 第20页)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 将《资本论》的叙述形式称为“唯心主义”的, 自然是将这一形式理解为“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对考夫曼所“发现”的这一对立关系并不以为然, 因为被后者所赞扬并阐述的研究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其实本身正是一种“辩证方法”。这里隐藏着一系列问题:首先, 如果被考夫曼视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资本论》的“实际方法”或“研究方法”事实上就是一种辩证方法的话,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其“辩证”性也即与辩证法的相关性?其次, 如果《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方法, 那么“叙述方法”是否也是辩证方法?如果是, 它会是考夫曼所理解的“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吗?

  


   这里的关键当然在于如何理解“辩证法”。包括考夫曼在内的诸多《资本论》评论者都将马克思的叙述方法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这是对自己方法的误解。马克思的著名解释是:“我的辩证方法, 从根本上来说, 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 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 思维过程, 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 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 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同上, 第22页) 关于马克思的这一解释, 人们很自然地会将之理解为, 马克思试图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替代“唯心主义辩证法”, 而这一替代的要点似乎就在于, 思维过程自身并不具有辩证性, 而现实过程则内在地具有辩证性, 后者的辩证性可以反映在思维过程中。这一理解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 马克思的辩证法被视为头脑外的“物质过程”的存在方式, 因而进一步被理解为各种形式的“客观辩证法”或“‘物质过程’的辩证法”。

   从文本本身来说, 这种理解的一个困难在于, 如果说马克思是为了说明为何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是“截然相反”的而提出自己的上述意义上的“客观辩证法”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马克思也会相应地阐明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何是一种“唯心主义辩证法”。但是, 当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将“思维过程”视为“现实事物的创造主”的时候, 马克思的重点似乎在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而不在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辩证法”。尽管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与其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 但不论我们如何理解黑格尔辩证法, 如按照美国学者费诺其阿罗的概括, 对于黑格尔辩证法, 人们的理解方式主要有“三段论”式、“系统-内在的进展”式、“本体-现象学”式以及“元哲学形式”式四种。 (cf.Finocchiaro, pp.182-192) 其基本内容并不体现为“思维过程”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关系, 比如《逻辑学》中的辩证法显然就并不包含这种关系。这样一来,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 就成了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在这里出现了概念混淆吗?

   上述理解困难的出现, 源头就在于我们将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理解为“物质的东西的辩证法”。事实上, 在马克思那里, 所谓“头脑外”的“物质的东西”这样的说法, 主要为了与作为现实事物的创造主的“思维过程”相对举。至于这种物质的东西“本身”是否具有“辩证性质”, 或是否在进行“辩证运动”, 这对于马克思而言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 马克思阐述的重心并不是“物质的东西”, 而是“观念的东西”, 所谓“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是对于“观念的东西”的界定。而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讨论, 基本都是围绕这种特定意义上的“观念的东西”展开的, 比如他关于辩证法的著名理解“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第22页) 就是如此。

   但问题是, 马克思所谈的显然并非仅仅是“观念的东西”。因为对马克思而言并不存在抽象而“纯粹”的观念之物。物质的东西如何“移入”人的头脑?又如何被“改造”?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固然未及阐述, 但整个《资本论》何尝不正是对此问题的回答呢?这里的关键在于,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明的那样, 无论是“现存实践的意识”, 还是基于分工而形成的精神劳动的意识, 其基本活动方式都是“想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534页) , 而非“反映”, 因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同上, 第533页) 并因而具有社会的形式框架。这样, 物质的东西在移入头脑中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改造”并不仅仅是将“物质性”改变为“观念性”, 也就是说, 并不是物质的东西在单纯的“反映”中所实现的自己的性质或结构的同构性移置。因此,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经济现象”其实并非真的就是“客观的”东西, 而是“移入头脑”中且“被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这意味着:一方面, 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命题和理论的“观念的东西”本身并非直接就是资本主义现实层面的“物质的东西”;另一方面, 这些“观念的东西”总是以某种方式与“物质的东西”有着根本关联。这样, 《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的主旨就不在于发现某种“物质运动的辩证法”, 而在于获致“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之内在联系。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一个近代哲学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马克思如何获致这种内在联系的话, 将会发现, 他的视野已超出了近代哲学的范围, 因为马克思关注的焦点, 是从观念的东西的客观性去探讨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而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关键, 在于恰当把握前述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独特阐述中所使用的“理解”一词。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 “理解”就是一个重要概念。关于理解, 亚里士多德说:“理解或好的理解, 即我们说某个人理解或善于理解时所指的那种品质, 不同于科学本身 (以及意见, 因为否则, 每个人就是善于理解的了) 。” (亚里士多德, 2003年, 第183页) 根据这个说明, 理解不同于科学, 因此不以把握不变的东西为目标。进一步说, 理解也不同于同样以变动的事物为对象的“技艺”, 因为理解所要理解的不是由人的创制活动直接造成的对象, 而是人的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这样描述理解的对象的独特性:“理解的对象不是永恒存在而不改变的事物, 也不是所有生成的事物, 而只是那些引起怀疑和考虑的事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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