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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新:从物权法到物权编:革新发生在哪里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评析之一

更新时间:2018-09-20 01:04:42
作者: 朱广新  

从物权法到物权编:革新发生在哪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说明》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编纂民法典是通过对现行民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修改完善,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是一项系统工程。”以此而言,以《物权法》为基础构造民法典物权编,可以看作一次《物权法》再法典化、现代化的过程。再法典化旨在谋求物权法规范的统一化、合理化;现代化是为了使物权法在内外体系上既能满足新时代经济、社会、法律的变革需求,又能使物权法具备应对未来发展的能力。前者要求必须以系统性思维对待物权编,从物权编之小体系、民法典之中体系、全部法律之大体系等三个层次透视并合理构造物权编;后者要求必须以融贯“历史-未来”的动态观念思考对待物权编,使物权编一方面能够积极回应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各种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又能对未来法治发展给予以前瞻性规划。法典化的这两种维度,构成我们分析、评价当下正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民法典物权编的基础或前提。立法者是否真正像其宣告的那样编纂民法典[①],同样可以据此作出综合评判。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以下简称物权编)对《物权法》作出的最大革新是,把居住权规定为一种新的用益物权类型。除此之外的其他立法革新或改变,主要表现为对一些章节中个别法律条文的零零星星的修改或增补。以章为单元看,除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担保物权一般规定、留置权、占有等部分未发生丝毫变化外,其他章节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删节或补充。

  

一、物权法总则(《物权法》第一编“总则”)

  

   受其自身体系地位及《民法总则》规定的影响,物权编在规定物权法的总则性规定(一般规定)时,删除了《物权法》第1条(立法目的与依据)、第2条第2、3款(物及物权的定义)、第5条(物权法定原则)、第7条(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原则)及第8条(法源)。在此之外,物权编在物权法总则方面还作出四处革新。

   第一,新增“利害关系人不得非法使用、公开权利人的登记资料”(物权编第15条)。这实际上向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不动产物权利害关系人施加了一项保密义务。该义务主要与不动产登记程序法相关,与不动产物权变动无直接关系。实际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2015)第28条对此已作规定。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②],《不动产登记法》已被立法机关列入“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之列。因此,依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区分观念看,物权编第15条无论如何不应规定在民法典物权编中,而应规定在《不动产登记法》中。

   第二,删除《物权法》第29条规定中的“或者受遗赠”,该条被修改为:“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物权编第26条)。遗赠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物权变动,应依据以民事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作为一种财产取得方式的继承,是一种事实行为,承认“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民法典继承编(草案)第900条)的,物权变动实际上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效力。遗赠与继承无法相提并论。[③]因此,删除是合理的。

   第三,在《物权法》第35条规定中增补一种请求权——“排除妨害”,修改后的规定为: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或者消除危险(物权编第32条)。立足于物上请求权看,此种修改是可取的,但从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或者消除危险明确规定为侵权责任方式(侵权责任编(草案)第946条)的角度看,这种修改纯粹加大了规范冲突,使民法体系乱上加乱。

   第四,把《物权法》第36、37条规定中的“可以请求”修改为“可以依法请求”。《物权法》第36、37条皆可作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规范,“可以请求”是以权利本位思想对法律效果的明确表达,规范意义自足、自洽。添加“依法”二次字,把本来独立、完整的请求权基础规范导入悬疑、不确定之中,叠床架屋,百害而无一利。

  

二、所有权制度(《物权法》第二编“所有权”)

  

   此部分的重大革新主要发生在“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与“共有”两章,其他章节变化不大。

   (一)法律概念或用语的新旧更替

   物权编第39、41条把《物权法》第42、44条关于征收、征用规定中的“单位”修改为“组织”,把“拆迁”修改为“征收”。物权编第64、65条把《物权法》第68、69条规定中的“企业法人”“社会团体”修改为“营利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物权编第92、105条把《物权法》第93、105条规定中的“单位”修改为“组织”。之所以作出上述修改,根本原因在于:《民法总则》(2017年)已以营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概念更新了《民法通则》的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概念,并明确采纳了“捐助法人”“非法人组织”概念;另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1年)已以“征收”取代了“拆迁”概念。

   (二)条文表达方式的简化、明确化及统一化

   主要表现为:(1)物权编第71条把《物权法》第74条第1款所作“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简化为“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2)物权编第73条第1款把《物权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制定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规约”简化为“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3)物权编第74条把《物权法》第77条规定中的“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明确为“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4)物权编第76条把《物权法》第79条规定中的“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水箱等共有部分的维修”修改为“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

   前三项修改使法律条文显得简洁明快,最后一项修改主要是为了与《物权管理条例》(2007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2008年)的规定在表达上保持一致。

   (三)法律规定的实质性修改

   第一,物权编第73条第2款把《物权法》第76条第2款修改为:“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加表决。决定前款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参加表决专有部分面积(《物权法》为‘建筑物总面积’)四分之三(《物权法》为‘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参加表决人数四分之三(《物权法》为‘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前款其他事项,应当经参加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加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依立法机关的说明,作此修改是“为了解决物业管理活动中业主作出决议难的问题,适当降低业主作出决议的门槛”。[④]经此种修改后,重大事项(涉及维修基金、建筑物改建或重建、共有部分改用或商用)的决定,实际上只需要经过专有部分占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同意;其他事项的决定,经专有部分占三分之一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业主同意,即可。这确实大大降低了业主作出决议的难度,但值得质疑之处是,如何防止少数人业主滥用共同决定权?当共有部分的改用或商用仅涉及少数业主的利益时,如何防止这些少数人的利益不会遭受其他多数人共同决定的损害?物权编显然对此缺乏系统思考。

   第二,物权编第78条把《物权法》第80条规定中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确定”修改为“按照业主专有部分所占比例确定”。这种修改使本来明确的规定变得模糊。“专有部分所占比例”如何计算?成为悬疑。

   第三,物权编第96条把《物权法》第97条规定中的“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扩展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这实际上扩大了按份共有物之重要管理行为采纳的“绝对多数决”原则(“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强化了对按份共有物的维护,比较可取。

   第四,物权编第113条把《物权法》第113条规定中的(遗失物)“六个月内无人认领”修改为“一年内无人认领”。时间的延长一方面延缓了遗失物的国有化,另一方面带来了更多的物归原主的机会,比较合理。

   (四)条文增补新内容

   这表现为:(1)物权编第59条对《物权法》第62条增补“集体成员有权查阅、复制相关资料”(关于集体财产的状况)的规定,作为第二句。这实际上赋予集体成员一种查阅、复印集体财产账簿的权利,旨在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第30条的规定保持一致。(2)物权编第72条第1款对于《物权法》第75条所作“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规定,增补一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第二句。该规定考虑到了与《物业管理条例》(2007年)的衔接。(3)物权编第73条第1款对于《物权法》第76条第1款增补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作为第7项。该规定回应了现实需求,主要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4号)第14条的启发。(4)物权编第80条对于《物权法》第82条增补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及时答复业主对物业服务情况提出的质询”,作为第二句。该规定明确了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对业主的义务。

   (五)全新的条文增补

   物权编在《物权法》的基础上增补了三条全新规定,涉及三项新制度。

   第一,新增物权编第77条对于利用共有部分的收益归属作出如下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这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4号)第14条的吸收与改造。

   第二,新增物权编第101条对于共有物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方法作出规定:(第1款)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的,应当将转让条件及时通知其他共有人。其他共有人应当在合理期间内行使优先购买权。(第2款)两个以上其他共有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共有份额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第1款属于新创,第2款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6〕5号)第14条的规定。

第三,新增物权编第117条对添附制度作出概括规定: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加工、附合、混合是三种不同的添附制度,它们在物的归属上采纳不同判断标准[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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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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