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富强:政治经济学视阈中的异化思维及其对现代经济学审视

——马克思异化观的四层次分析框架及其方法论意义

更新时间:2018-09-18 22:20:29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本章导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根源于方法论思维上的缺陷,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根本上是现象解释性的而非问题发现和解决性的,并且主要适用于私人事务的解释而非社会事务的解释。但是,要实现“认识和改造世界”这一根本目的,经济学科根本上应该关注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适用于私人领域的理性选择分析,而必须运用致力于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异化思维。异化思维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根本方法论差异。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实际上揭示了异化成因的四个层次:外在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分工,内在的实质原因是收益分配,深层的基础原因是权力分布,而社会的终极原因是的社会制度。正是从分工结构——分配结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这一路径,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性和社会病理学,这种病理特征的本质也就是异化。显然,异化观思维以及四层次分析框架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系统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本文载《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原题为《基于马克思异化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审视:兼论异化分析的四层次框架及其方法论意义》

  

一、引言

  

   在过去30年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在经济发展预测以及社会实践指导上的接连失败而遭受不断的批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就向经济学者们提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这一“女王难题”,英国10位经济学家等联合上书指出现代经济学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形式模型的问题。而且,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深深认识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缺陷,缪尔达尔、哈耶克、阿莱斯、科斯、诺思、阿玛蒂亚.森、萨缪尔森、阿罗、阿克洛夫、克鲁格曼以及斯蒂格利茨等都提出过反思。那么,现代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为何会存在如此巨大的脱节呢?根本上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存在严重缺陷,它追求的是逻辑的严谨和形式的优美而不是对内在本质和因果机理的揭示,从而更接近于一门艺术(arts)而非科学(science)。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霍奇逊、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劳森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展开了反思和批判。发源于法国并影响全球的经济学革新运动——“后-我向思考”(post-autistic)运动就将目前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居压倒性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称为“我向思考”(autistic thinking)的。

   新的问题是,如何深刻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缺陷呢?一般地,任何学科的研究思维和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由此,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经济学应该研究什么?事实上,无论是从历史起源还是学科特性来看,经济学科的根本研究领域都在公共领域,这包括财富创造、劳动分工、收入分配、福利改进、社会规范等,乃至“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科原初的也是恰当的名称;进而,作为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经济学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更在于发现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从而承担起“认识和改造世界”这一基本任务。不幸的是,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将其研究重心转向了私人领域,集中探究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和孤立环境下的个体行为;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说重心就在于,一方面基于还原主义思维建立起了一个个精巧的数理模型,另一方面基于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论对现实进行描述和解释。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向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靠拢,乃至蜕变成为一些偏好形式逻辑和数学技巧之人的智力游戏,而不再是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学问。有鉴于此,霍奇逊就指出,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将理论构造当成了一项单纯的逻辑游戏,不仅在理论上蜕变成为一种空洞的代数式的形式主义,而且在应用上蜕变为一种无生气的天真的经验主义,从而也就缺少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直接性、实质性和现实性。

   由此就引发这样的思考:如何认识并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这需要有一种异化观思维。从本体论上讲,社会异化是指社会事物的后来发展偏离了创立它的原初目的,进而导致现实形态与其本来面目(即本质)之间发生脱节。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所有社会事物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异化,而异化则意味着现实世界出了问题,进而也就赋予了改造世界的任务。事实上,如果没有异化,那么,现实世界就是合理的,进而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者什么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对现象-本质的二元性进行识别和挖掘,而本质则为异化的现状提供了一个判断基准和改造依据。马克思就曾指出说,如果社会事物的形态能够真正体现其本质,那么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学说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致力于辨识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异化了的社会事物的本来面目,由此挖掘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合理方向。因此,异化观思维就广泛地嵌入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之中:马克思不仅系统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而且深刻揭示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制度根源;进而,还通过提高压迫阶级的社会力量以及通过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归属等方式促使社会变革,由此实现“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

   既然如此,马克思经济学又是如何运用异化分析的呢?本章尝试运用马克思曾经使用的诠释学方法来剖析社会异化的成因,从而给出对社会异化现象和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一般框架,进而发展和完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框架。

  

二、现代经济学何以必须引入异化思维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集中分析私人领域的个体行为问题,不仅将行为主体设定为理性经济人,而且还构建了一条简洁而严密的分析框架:理性选择框架。进而,基于理性选择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具体社会经济现象时又发展出了一系列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既然如此,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存在什么问题吗?根本上说,它主要用于社会经济现象的(事后性)解释而不是用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进而主要用于解释私人领域的行为选择而不能用于解释公共领域的制度变迁。

  

   (一)经济学科的方法论要求

  

   经济学根本关注点在公共领域,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对此,可以从起源学加以说明。“经济学”(Oikonomikos)一词原初就是指家庭组织的规范和管理,而随着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城邦和民族国家就出现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学科,因而经济学科根本关注的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议题,其中,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革则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基本结构。显然,在私人领域,人们在面对如何使用消费品或投资品之类个人事务时,往往可以借助理性分析而实现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公共领域,任何孤立个体都不能通过理性选择而确定制度变迁之类的社会事务,因为几乎所有成员都会对之施加影响。尤其是,组织和制度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少数强势者手中,他们推动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拇指规则主要是个人效率而非组织有效性,进而也就会背离这些组织和制度的原初目的,这就是广泛存在的社会异化问题。

   同时,作为一门关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致用之学,经济学科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就在于探讨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以此寻求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途径。相应地,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努力解释和分析各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更要致力于发现并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以实现“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双重任务。进而,要真正实现“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这一双重任务,就不能简单地采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框架:将社会现状都看成似乎(as if)是人类理性选择的合理状态,或者致力于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框架。相反,它对经济学科提出了这样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论要求:首先必须揭示现实世界所存在的问题,需要剖析事物的实在与其本质之间的差异,从而就必然要引入异化思维;其次必须揭示问题所以出现的原因,需要剖析社会结构和权力及其塑造的社会制度和规则,从而又必须引入权力分析。

   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科的方法论要求,这里从三方面作一说明。

   首先,从组织制度的变迁看。(1)组织、制度以及所有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事务,都不是孤立个人的理性选择所能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广泛的社会互动,因而所有成员的行动都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2)在社会互动中,每个成员对制度变迁所施加的影响力往往是不等的,其中,力量越大者所施加的影响力往往也就越大,因而强势者往往会获得制度变迁等的更大决策权;(3)制度等公共事物的选择、设计和变迁往往主要体现为强势者的意志、偏好和利益,乃至偏离了它的原初本质并损害其他弱势者的利益。有鉴于此,对现实制度的认知就不能简单地基于理性选择框架而将之合理化,而必须引入权力结构和批判理性的分析思维。

   其次,从社会事物的特性看。(1)不同于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事物,人类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事物是内生的:生活世界和人类意识共同演进、相互促进;(2)任何个体行为都潜含某种意向性,社会制度也隐含了特定的目的;(3)社会事物的本质就不同于自然事物,它根本关乎原初目的而不是物理结构;(4)显然,只有契合人类所有知识才能不断接近事物的本体,从而就不能基于“分”的演绎,而要基于“合”的综合。有鉴于此,对社会事物的认知并不能基于抽象分析而局限于表象,而必须引入辩证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分析思维。

   再次,从社会问题的解决看。(1)公共领域的任何社会问题都源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任何社会制度变迁都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2)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也源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诉求,希望建设一个更为美好和正义的社会,而不是消极地接受一种预先存在的、非人格的现实;(3)相应地,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就需要关注影响个体偏好和行为的社会关系、制度安排、集体行动等,需要引入公平正义的社会关怀,也需要嵌入法律、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分析。有鉴于此,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基于局部效率分析而将之市场化,而必须引入整体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分析思维。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一切现象根本上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使被现代经济学视为纯粹私人领域的消费行为,实质上也是社会性的;究其原因,消费本身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或者会诱导他人的行为而形成攀比式消费,或者影响他人的独特性而降低他人的效用,或者因为需求增加而提高了他人的购买价格,等等。这些都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这也意味着,生活世界的一切事务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譬如,就新古典经济学极度推崇的自发或自然市场而言,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组织:不仅包含了指导交换和分配的系列规则,而且也包含了消费者、生产者、零售商和批发商等市场主体。相应地,市场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由各种要素参与的协作系统,其中,市场运行方式涉及社会分工和收益分配等规则,而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则涉及一系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在认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时,就需要辨识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分析同一市场规则下不同市场主体的自由度差异,剖析权力结构对社会分工的影响,进而剖析不同市场规则下的收入分配差异。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37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