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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罗大蒙:政治理性还是生存理性?

——一种对人民公社合作秩序解体根源的历史考察

更新时间:2018-09-18 21:43:43
作者: 张芸   罗大蒙  

  

   摘要:生存理性是农民最基本的安全法则,当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突破了农民的安全底线,对其生存产生威胁时,他们便会采取显性与隐性的策略和手段进行生存抗争。人民公社通过强制性的集权手段将农民纳入一种较为理想化的合作秩序之中,虽然描绘了美好的愿景和蓝图,但运行中的低效率,却威胁了农民的生存安全。在生存第一与政治激情的较量中,农民最终选择了对高度集中体制的“反叛”,以“反行为”为武器逐渐消解了人民公社的肌体,最终致使公社体制崩塌。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人民公社体制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理想化色彩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波澜壮阔中点燃了民众的理想主义激情,但随着经济效益的降低,农民的温饱陷入困境,理想的激情慢慢消退,其所建构起来的农民合作秩序随之崩塌,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人民公社何以解体?林毅夫认为“退出权”是决定农业合作和人民公社体制成败的关键。[①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31页。]张乐天认为公社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是造成公社最终解体的根源。[②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罗必良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认为模糊化的产权安排导致公社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低效率,构成人民公社失败的根源。[③罗必良:《人民公社失败的制度经济学解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36—38页。]刘娅认为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公社所“设定的目标和手段解构了自身制度体系,而其漠视和压抑的自主需要则以无声而不懈的努力,解构了公社制度内核和制度关系”。[④刘娅:《目标?手段?自主需要——人民公社制度兴衰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49—54页。]此外,张海荣从农民主体地位与基层实践逻辑的角度对人民公社的解体进行了探讨;[⑤张海荣:《人民公社解体再探——基于农民主体地位与基层实践逻辑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第54—63页。]刘玲通过分析社会异质性因素在公社时期被抑制的原因及结构性背景论证了人民公社难以为继的命运;[⑥刘玲:《人民公社难以为继的原因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3期,第151—153页。]苏晓云则从人民公社制度设计与实施之间所产生的差距以及制度内部存在的某些缺陷等方面,对人民公社的消解原因进行考察和分析。[⑦苏晓云:《农村人民公社消解的再思考》,《现代哲学》,2011年第2期,第49—55页。]

   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失败进行了探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民公社模式下合作秩序解体的原因。然而,作为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农民的行为逻辑与合作秩序解体之间的关系,在现有成果中并未能得到关注。在旧中国,农民作为底层民众,既挣扎于饥饿的边缘,又是其他各主体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在千年的生存实践中便形塑了农民追求安全第一、生存第一的本性和偏好,即使进入“翻身做主人”的时代,生存最大化依然是其从事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目标与底线。农民的这种“生存伦理”也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设置一个生存安全的“防御圈”,当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突破了农民的安全底线,对其生存产生威胁时,他们便会采取或公开的抵抗,或消极不合作等显性与隐性的策略和手段进行诉求表达和生存抗争。人民公社通过强制性的集权手段将农民纳入其构建的、较为理想化的合作秩序,虽然描绘了美好的愿景和蓝图,但运行中低效率,威胁了农民的生存安全,在生存第一与政治激情的较量中,农民最终选择了对高度集中体制的“反叛”,以“反行为”为武器逐渐消解了人民公社的肌体,最终致使公社体制崩塌。本文便以“生存理性”为分析视角,以川东N县为分析和考察对象,对我国人民公社合作秩序解体的成因进行阐释。

  

二、人民公社的运作逻辑:“一大二公”与集权经济体制

  

   依照国家的政治理想目标,小农经济向集体经济的农业制度变革,从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再最终建立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必然的逻辑和路径。1956年6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章程》规定: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社员必须把原私有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取酬。1956年中共四川省委发布的《关于高级社问题的报告》也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处理问题作了相应规定。高级社的建立是党和国家朝着理想化的政治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它实现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高级社所确立的管理和经营模式也为大公社体制所继承。

   人民公社是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的高潮阶段,以“一大二公”著称,“规模大而能维系,公有化程度高而能运作,依赖于公社权力的高度集中”。[①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页。]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政经合一的集权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生产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它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②于建嵘:《人民公社的权力结构和乡村秩序》,《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16页。]人民公社时期,土地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已在形式上归集体所有,公社可以随意调动和无偿征用土地,“土地的占用没有规定的手续,甚至没有正式备案的文件”。同时,为了“事业的需要”,公社还有权随意而无偿地调用村里的劳动力,甚至占用国家分配给农民的平价物资。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9月,N县根据中央指示,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至12月底,全县73个乡都变成了人民公社,入社农户62346户,入社人口319855人,平均每社832户,每个大队117户,每个生产队27户。过去的高级社就是生产大队,小社就是生产队,并同时办起公共食堂4418个,服务人员6627人,99.9%的社员在食堂吃饭。N县和平人民公社于该年10月1日成立。为实现“一大二公”,和平人民公社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将大型农具、竹木和私有牲畜,一律折价收归公社所有,社员分全劳动、半劳动和附带劳动三等,每月分别发给3元、2.5元、2元的工资。同时,和平公社提出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大兵团生产)、生活集体化(各种形式的大小公共食堂)等行动口号,吃粮由食堂统一管理使用,社员一律在食堂吃饭住宿,不付钱粮;组织军事化按部队建制,划编劳动小组,公社建制为营,耕作区设连,生产队设班、排。

   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急于求成,在“大跃进”的浪潮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泛滥开来,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和平人民公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搞所谓“千斤、万斤卫星田”,悬挂“千斤、万斤沟、塝、坝”的牌子,提出“深耕三尺三,亩产破万关”等口号,昼夜加班加点,晚上出工可吃“跃进粮”,不去搞不成,还要受干部的批评指责。当时生产的情况是,小麦撒播,开初用撒播机,感到工效慢,后来用手撒,每亩用种80到100斤,水稻实行栽铲秧,搞水直播,拉绳子栽秧,东西量行,南北开厢,窝距一般二至三寸,行距五寸。栽成所谓“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结果少收或无收。第二,为了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和平人民公社先后出动劳力845人去万新、万坪、万福等铁厂和工农煤矿。主劳外出高达80%,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第三,召开现场会,层层加码,谎报产量,水稻亩产二百来斤,报为一千多斤,由于虚报产量,又导致高征购,和平人民公社由1958的征购贸易粮1672810斤,上升到1959年的2310000斤。第四,大反右倾保守,不少实事求是的干部受到批评和处分,说假大空话的干部受到了表扬、重用,以至连续三年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耕牛等牲畜大量死亡。对农民实行工资制度,每月发两元半钱的工资,但只发了半年多就无力发放。第五,办大食堂,以至于由吃细粮到粗粮搭配,到瓜菜代,甚至到最低标准也无力维持。1958年,N县一些公社开办公共食堂,鼓励社员敞开肚皮吃,至1960年,“三高”“五风”严重,加之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公共食堂难以维持,农业人口因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出现肝肿病人。公社办了两个营养医院,依然应接不暇。生产方面,竹木被大批砍掉,还拆毁部分房屋作公共食堂烧柴之用,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社员的生活。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更加重了社员的生活困难。在分配上,不管劳动好坏和成果大小,全社统一按一个标准分配,也播下了平均主义的种子,贻害至深。

   人民公社是国家强制规划的产物,加入合作社与否不再是基于农民的经济利益考量,而是变成了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社”“资”道路选择的问题,每一个农户都被强制性地纳入国家的计划进程。在这种政社合一、政经合一的大集体组织中,人民公社构建起了“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公社按照集权体制的逻辑进行运作,社员被强制纳入集体之中,不仅没有自主选择权和自由退出权,而且农民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也缺乏了基本自由,“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是其显著特点。这种以政治的逻辑推进的合作化,过分注重权力的控制而忽视了农民内在的利益需求和生存理性,政府把权力深入到农民的经济活动中,并对农民的经济行为实行超经济的强制,虽然建立起了“一大二公”的合作组织形态,但同时也会合作体系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三、农民的行动逻辑:农民的“反合作”行为与隐性抵抗

  

   依据政治理想主义建构起来的人民公社,并未能实现政府向农民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图景,反而给人民带来了悲歌性的结果。如果说,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农民的合作是基于小农经济的理性算计及其对共产党超乎寻常的政治认同的双重逻辑下而做出的自觉行动,那么在公有化程度更高的高级社时期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其合作要么是政治理想主义激情的延续,要么是在规划性结构变迁中因政治强制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因此,“反合作”才是符合农民利益计量的个人理性,虽然这必然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但这是政治激情普遍退逝后农民真实意愿的直观表达。

“反合作”,是指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做出的,与合作行为相反或不利于合作开展的行为,既包括瞒产私分、偷盗、磨洋工等“隐藏的文本”行为,也包括公开的闹事和抵抗等集体暴力行为。高王凌将之称为中国农民的“反行为”,斯科特则将其看作是“弱者的武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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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阅江学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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