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区别于前现代帝国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它处处表现出来的某种“不确定性”。在旧帝国中，一切仿佛都是有序的，相对稳定的经济和制度结构，流动规则制约下的等级秩序，沟通上下阶层的官僚与士绅体系。这一切，在辛亥年都通通结束了，没有皇帝符号的后帝制时期，政治合法性权威变成了“真空”地带，不同势力可以借助不同的手段来重新获取甚至分享新的政治资源。同时，这种权威合法性的获得又是无章可循的，必须通过反复的实验与验证，成功的几率极低。所以，军阀混战、党派割据的另类历史场景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常态”，一旦政局相对稳定，当新获取的经验被投入到新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中时，就能够创造出一种迥异于过去的全新图景。这个过程被描述为一种在新的实践逻辑中探索的历险，新创获的经验经过累积，一旦被证明可以成功地界说“现代中国”的内涵时，就被政治系统吸收，而成为一种“现代传统”。

不少学者试图对“现代中国”区别于前现代“帝国”的政治运转机制进行描述，如邹谠，就用“全能主义政治”的概念，取代西方惯用的“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说法，认为后两者也许适合从东方学的角度描述古老帝国的历史，却难以界定和概括“现代中国”全新的统治形态，邹谠的观点是，“全能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终极选择，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应付亘古未有之现代危机，因此，尽管这种“全能”政治具有一定的严酷品格，邹谠却仍然肯定了其“意识形态”所起作用的成功一面，如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凝聚能力，使大众参与政治的渠道有所拓宽，等等，但邹谠的政治学视角并没有对形成这种“全能”状态的原因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描述框架。

本书认为，对形成“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历史原因的解析，仍需要对现代西方“帝国”殖民品格的扩张性与中国人如何确认“地方性”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关系进行仔细考察。在本书中，我们认为，西方医疗制度向中国的渗透，无疑是现代帝国“殖民品格”对中国进行全面规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列出专章分析了这种“殖民品格”对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制度化规训的过程。不过，在分析“政治”与“医疗”的相互作用时，我特别注意到了“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是如何通过“颠倒的想象”在构造现代政治体制和“民族主义”时被加以利用的。这种利用甚至已成为“现代传统”构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

“现代中国”传统的形成不但与西方对清代帝国的想象有关，而且更与中国人自身对这种想象的再利用密不可分。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身体”乃至由这些“身体”组成的“国家”都被视为是“病态”的。西方人相信，亚洲人不像欧洲人（或白人）那样会对疾病感到痛苦和悲痛，把疾病与穷人或社会中的异类在想象中联系起来，也强化了疾病与异域通常是原始地区之间想象的关联。中国人就是在这种话语的不断规训中确定自己的现代位置，并一度确信这就是认定自己落后的最合理的隐喻性理由。但这种认识也可能在“现代中国”的建设中被有意颠倒过来，成为凝聚近代民族主义力量和论证新政权合法性的资源。

本书中对“反细菌战”过程的分析就充分证明了这种“颠倒想象”的威力和作用。1952年“反细菌战”对细菌传播所进行的隐喻式宣传，以及“反细菌战”动员形态最终被制度化为“爱国卫生运动”，均说明“战争”与疾病的隐喻之间已建立起了某种被认为是恰当的政治关联性。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以前是医生们发动对疾病的战争，现在是全社会发动这场战争。把战争转化为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动员的时机，这的确使得战争观念变成了一个有用的隐喻，可用于一切形式的、其目标是打败‘敌人’的那些改善运动。”对“细菌战”想象的颠倒效应承袭了以下现代极易发生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在“反细菌战”中，美国被当成了传播“疾病”的发源地，“东亚病夫”受辱的根源不在国内，而是外人强加的一个后果。传统乡村中的一些固有习惯如“不卫生”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仍是内在性地保持着，却可以通过清除外来“疾病”的传播渠道予以消灭。此外，“美帝国主义”就等于“细菌”这个隐喻，与中国人作为“病体”的理念以及西医群体防疫的有效性等等十分怪异地纠缠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悖论关系。“细菌”作为“美帝国主义”的隐喻化身使中国人深受“病毒”侵犯之害，而防御“细菌”的方法却又完全依赖于西医参与推广的现代医疗防疫知识。如此的悖论状态恰恰成为“反细菌战”进行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当时的乡村民众几乎都能感受到御强敌于国门之外的迫切性，从而通过对“异邦”的想象建立起一种现代国家意识，同时又借助冠名为“爱国卫生运动”的现代防疫行为，使“国家意识”的规训变得周期化和制度化。

“颠倒的想象”不仅使“细菌”成为一种“政治隐喻”，而且也使中国人的医疗行为的个体特征通过政治动员被赋予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传统的社会中，“生病”的意义本来较为简单，如果从文化的观点上来解释的话，生病是社会认可的个人无法恰当地履行其日常生活角色，并企图改善此一情况的一连串过程。也就是说，除非经过文化内的一套生病观念的认可，否则一个人即使生病也丝毫不具有社会意义而只具有个体意义。

在现代医疗疾病的观念中，“细菌”、“病毒”就是疾病的代称。通过临床诊断和实验室中的检验，“生病”状态才能得到确认。这种对“疾病状态”的理解显然与传统社会中的“生病”观念相去甚远。“细菌”等于“疾病”的观念最终突破了实验室的界域，不仅是在西方近代生物学意义上的一次突破，而且通过近代西方殖民过程向非西方区域的拓展，被锻造成了现代政治隐喻。

这个“隐喻”的近代内涵是，任何一个人的健康或“生病”都不是一种单独的个体行为，而是与其成为一个“国民”的身份状态和素质有关。祛除疾病、保持健康与中国能否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这样的大命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本书中即列出专章探讨作为个体方式存在的“中医”职业是怎样通过与群体防疫行为发生联系，而最终实现了自我改造的。反过来说，个人对“生病”的态度及其对“卫生”预防重视程度的高低，也成为衡量其“国民”身份素质优劣的重要指标。当然，要使生物态的疾病原理转化成一种大众性的感知，需要很多复杂的环节才能实现。

中国农村虽然是现代共产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政治对基层社会进行渗透的动员能力却依然十分有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乡村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整齐划一的政治体系，而是所谓“象征的社区”，盘根错节的家族与礼仪组织通过各种象征符号对乡民进行控制。“现代中国”的领导者发现要想确立自身的权威，根本无法绕过这些遍布广大乡村的网络。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一阵摸索，政府最终选择了用“国家”统一设计的体制彻底取代传统地方组织的做法，如用公社体制取代以宗族为核心的社区组织。这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延续了民国初年国家对地方的渗透逻辑，只是深入得更加彻底。本书所注意的是与之同时进行的一类行动，这类行动往往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通过借助民族主义的动员手段，使社会管理向乡村的渗透逐步深化和合法化。

最初政府仅仅意识到“民族主义”是增加凝聚力的有力武器，后来又逐步认识到，“民族主义”必须内转为常规性的制度，才能使政权真正获得政治上的稳定性。针对“细菌战”而设计的卫生防疫机制最终被固化为常规性的社会治理机制就突出反映了这个变化的意义，从此深刻地改变了地方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在传统医疗的框架里，疾病发生的“道德隐喻”往往只与“个人”有关，顶多扩及宗族与村社一级。因此，社会控制与道德之间建立的隐喻关系也是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即只有根据各地不同的疾病发生情况来建构“个人”与“道德”之间的隐喻关系。本书的研究表明，疾病作为一种“道德隐喻”的象征，在新中国首次具有了跨地方的意义。在反“细菌战”向“爱国卫生运动”转换的过程中，共产党首次使“个体动员对象”变成了“群体参与对象”，即原来针对个人的防疫规范行为变成了日常必须遵从的群体参与行为。“生病”和“防病”的行为都已不是在一个区域内部加以处理的问题，或仅与个人及其最邻近的生活境况有关。当然，这样的转变并非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在激烈的政治和战争进程中不断通过政策调整摸索出的一种状态。如邹谠所说：“中国政治制度没有宗教思想的支持，它的正当性（legitimacy）是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政府和政治制度，就失去正当性。”

根据历史文献显示，毛泽东等人在反“细菌战”之初并未预知会通过全国式的社会动员使“防疫”行为常规化，而只是在军事防御的意义上设置临时的，只是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在媒体舆论导向与基层组织之间如何相互支撑，以及与当时“三反”、“五反”运动的互动考量中，逐渐意识到了外在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转向为内在的常规化的制度监控的问题。

也就是说，政权的合法性不仅需要由会聚对外力量的抗击打能力加以证明，更需要通过政治仪式固定这样的情绪。普遍性的防疫行动借助细菌是“帝国主义象征”的隐喻，成为一种重要的仪式行为，而且这仪式行为具有了所谓“加强仪式”（rite of intensification）的效果，即通过年复一年的重复运作，使民众群体的日常关系通过周期性仪式得以强化和再肯定。尽管这种仪式的加强已和“细菌战”没有什么关系。这可以从对毛泽东题词的使用上看出来。在反“细菌战”时期，毛泽东的最早题词是：“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反对帝国主义的细菌战。”1953年以后，每次周期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发起时再使用这个口号则往往只保留前面一句，而去掉最后一句。如此做法，说明“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仪式已经具有了跨区域的集体协作的性质，它超越了原有“象征社区”的制约，频繁地不断确认着“社会主义”的新型合作关系。这与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甚至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政治运动之间具有配套运转、相互呼应的效果。

*本文选自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结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