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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探索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

更新时间:2018-09-16 00:06:44
作者: 赵可金  

   内容提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奋斗目标。自从近代以来,面对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中国学界就寻求建立独立的外交理论体系,并先后受到欧洲、苏联、美国等外交理论的深刻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国外交理论界与欧美同行进行了日益频繁和深入的交流,外交理论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并形成了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等流派。然而,在开展国际外交理论交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本土化和学术自主性不强的问题,面对欧美丰富的外交理论成果,中国外交理论一直被笼罩在西方外交理论的阴影之中,在西方外交理论的框架中,中国外交研究长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在理论上无法解释中国外交的行为规律。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探寻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将各方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推进外交理论的本土化和自主化,是今后中国外交学发展的方向。

   关 键 词:外交理论  本土化  中国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外交学中国化

  

   外交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指两千多年前的四大文明古国就产生了大量的外交思想。说其年轻,是指直到18世纪,外交才逐渐成为一门科学而受到学界的重视。据萨道义考证,外交一词在英文中始于1787年。①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格劳修斯、黎塞留、卡利埃尔、威克福等外交大家,但直到18世纪晚期外交才被视作一门学科。相比之下,中国外交学的学科化就更晚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应对来自西方列强的强大外交压力,外交学才逐步被视为一门学问,“中国最早关于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于1902年提出宜设‘外交学’专科,周鲠生先生在《近时国际政治小史》、《国际政治概论》中提出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目的、范围和发展趋势,认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一门新学科”。②直到1930年,中央政治大学才设立外交学系,并设立了“当时独一无二的”外交学专业。③这是外交学在中国诞生的标志之一。

   一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不仅是国家实力的崛起,更是学术思想的崛起。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外交学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最初,中国受欧洲外交理论影响,逐步确立了具有欧洲特色的外交学科基础。1949年以后,中国外交学的发展受苏联影响较大,带有浓厚意识形态和革命色彩,尽管外交部一些主管业务司、处编写了一些外交实务性读物,也翻译出版了两三本苏联关于外交学和外交术语的小册子以及萨道义、尼科尔森等欧洲外交学者的著作,但总体上并没有形成周恩来总理所期待的“新外交学”,中国外交理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倾向,从严格意义上并非是外交研究(diplomatic studies),而是对外政策或对外关系研究(foreign policy analysis)。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论又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巨大影响,重视实力与战略,尤其是重视经济利益。回首中国外交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一条主线索是推进外交学研究的中国化,尤其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外交学理论和中国化之间的结合点是什么。显然,这里强调的外交学理论是一种普遍的宏大理论,是一种具有科学性的普遍理论指导(而且仅仅是作为指导的理论)。“中国化”主要强调要把中国外交的实践经验加以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④是指外交学理论必须适应中国的实际和需要,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显然,实现外交学理论的中国化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论上的启示是将抽象宏大的理论研究和零打碎敲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弥合宏观与微观的研究裂痕,这是外交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学术路径。

  

二、曲折发展的中国外交学


   按照影响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源流划分,可以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欧洲国际法和外交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外交研究(1842-1949年)

   在中国学界,外交学是一门长期被冷落的学问。尽管不少学者自豪地宣称中国外交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三皇五帝时代,但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学人眼中根本没有现代意义的外交观念,有的只是天下、理藩、戍边之类治国方略。⑤然而,鸦片战争及其后一系列中外交往事件的爆发,迫使中国学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外交学也越来越从“洋务”转变为“外交”或“外务”。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学研究重镇的欧洲成为学习的对象,尽管有的学习是通过日本来实现的。比如留日研究政法问题的学者从日文翻译有《外交精义》一书,为我国外交学译著最早的一本。在民国时期,以欧洲外交学和国际法为蓝本,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外交著作,并创立了《外交报》《国民外交》《外交评论》《外交研究》《外交季刊》等报刊,发表了大量外交论文。受欧洲学者重视外交学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国际研究以外交学最为发达,一些学者撰写的教科书影响很大。比如廖德珍的《外交学》(1921年)、杨熙时的《现代外交学》(1931年)、杨振先的《外交学原理》(1936年)、王卓然和刘达人主编的《外交大辞典》(1937年)、刘达人的《外交科学概论》(1941年)等。⑥这些外交学著作基本上以英国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和美国约翰·福斯特的《外交实践》等为蓝本,涵盖了外交史、外交部、外交特权与豁免、外交礼仪、领事、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条约等内容。刘达人的《外交科学概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外交科学”体系,涵盖了纵向的外交历史沿革、横向的外交结构与功能以及规范性的外交规则,奠定了中国外交学的学科基础。⑦

   直到1949年之前,受欧洲外交学影响,中国外交学研究已经初步确立了学科体系,实现了从华夷等级外交观向主权国家外交观的转变。尽管存在着学术自主性不足甚至学术殖民化的问题,但对于贯通中西和运用国际规则开展外交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阶段: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外交研究(1949-1979年)

   1949年以后,中国外交学发展步入了新的发展轨道。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苏联外交学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首要因素,比如强调外交的阶级性、革命性和意识形态性,在外交思想上强调以阶级划分敌友,强调外交要服务于革命需要,坚持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处理国家外交关系。因此,这一阶段的外交理论是在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的外交理论,其特点是将外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中国外交的核心是讨论三个世界、统一战略和革命战略问题。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参照,翻译出版他国外交著作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翻译介绍苏联、印度、英国、美国等外交思想著作方面十分积极。⑧这些作品尽管并非中国外交研究的原创,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参考,对于新中国外交学的初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以外交学院的鲁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从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研究入手,形成了《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东方各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等讲义,但均未公开发表。当时,尽管也有一些报刊杂志,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红旗》等,但政治性都比较强,很难发表外交研究的学术观点。尤其是“文革”期间,为数不多的涉外研究机构停止运转,在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专门性院校系也没有开设有关外交学方面的课程。⑨显然,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外交研究十分敏感,除了翻译几部苏联和西方的外交学著作和工具书外,中国学者几乎未进行自己的外交学独创性研究。即便是在外交学院这样的专门院校,也没有单独开设外交学理论的课程。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台湾外交学界,以政治大学外交学系为代表,沿袭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外交学术传统,受到欧洲特别是英国外交学的影响,局限于对外交法律和制度形态的研究。⑩

   第三阶段: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外交研究(1979年—今)

   在革命范式的笼罩下,中国外交学研究陷入了一种徘徊不前的尴尬境地:在理论指导上长期局限于似是而非的宏大理论阐释层面而不能自拔,深陷于“革命范式”的治学泥潭中而只能对阶级、革命、外交斗争、帝国主义等做概念阐释和现象描述研究;在经验性研究方面因为就事论事的历史研究和外交个案研究,缺乏足够的社会学想象力而最多只能做琐碎的反思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革命范式”开始首先在学术界隐退,中国外交研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将目光转向美国,被打上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烙印。中国学者在受到美国理论冲击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探索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又可以划分为两个亚阶段:

   第一个阶段:美国外交理论引进阶段(1980-1997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赶快补课”的呼吁,(11)引发了学习西方理论的高潮,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也被裹挟在这一洪流中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特点是引进理论、评介理论和融入讨论,尤其是受美国理论重视利益、实力和战略的影响,中国外交理论也充满着重视实力与战略博弈的色彩。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大批国外外交学的理论著述翻译出版。(12)2005-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国外外交学最新研究成果翻译出版的《外交学译丛》,包括《外交理论与实践》《外交谈判导论》《多轨外交》《双边外交》《外交理论》《外交辞典》《21世纪的大使:从全权到首席执行》等,体现了此类工作中的最新进展,逐步缩小了中西在外交理论认识上的差距。二是中国的西方外交理论研究逐渐起步。比如外交学院周启朋教授发表的《战后西方外交学研究新动向》,在国内较早评介了“新外交”中的多边外交、首脑外交、经济与发展外交、公共外交等新动向,并指出了其过于偏重西方国家而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外交研究的片面性和阶级性,并强调应该加强中国外交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外交理论的灼见。(13)随后,周启朋、杨闯等编译的《国外外交学》在1990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各国的外交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介,为撰写第一本外交学理论教材《外交学概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4)同时,一大批研究某一外交思想家之外交思想的论文也大量涌现,比如对马基雅维利外交思想、俾斯麦外交思想、威尔逊外交思想、乔治·凯南外交思想、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等,吸引了包括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关注。1995年,陈乐民的《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更是引发了学者对西方外交思想的关注;2002年,王福春的《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成为各个高校广泛使用的外交思想史教材。三是中国学者融入国际外交学界的讨论。在引进和评介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理论学者也逐渐融入国际外交学界的讨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学者出国开会的机会增多,开始融入国际外交学界最新的讨论。比如对预防性外交的讨论、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的讨论、对文明冲突与世界新秩序的讨论、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讨论等。围绕这些热点问题,中国学界与国际学界之间的对话日益深入,尤其是1997年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的出版,提出了一套分析国家利益的科学方法,为判断国家利益量的大小提供了一种衡量依据,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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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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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5)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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