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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史家形象的自我重塑

——对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的史学史解释

更新时间:2018-09-15 23:38:28
作者: 雷戈 (进入专栏)  
成为其历史话语的显著特征。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有智者风范,何炳棣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有学者气质。黄仁宇、何炳棣二人皆有一种历史情结,黄仁宇的历史情结是内战,何炳棣的历史情结是清华。黄仁宇一生的历史思考都是为了破解中国内战之谜,但意图不在于内战原因,而在于内战结果。他最初试图将内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我出于本能想研究中国的内战,但我缺乏研究资料的协助,又无法抽离战争带来的情绪冲击,根本不可能处理这个异常复杂的题目”(21)。为了合理解释中国内战,必须发展出一套切合自己亲身经历的大历史观(22)。同时,也只有通过大历史观才能重新阐释中国内战的独特意义。他回忆道:“在50年代,我还没有深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感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23)相形之下,何炳棣就要轻松多了。何炳棣称自己的天堂时光就在清华园,他从中收获了决定其一生治史风格和路径的史学方法和眼光。“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很幸运,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烦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仗’式自我磨炼的原则”(24)。

   不过,唯有黄仁宇才是真正的历史之子。虽然人的一生都是历史,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就连历史学家也未必个个都有此清醒的意识。黄仁宇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变成了历史,并时刻享受着这种化生命为历史、化历史为精神的独一无二的自由生活(25)。何炳棣的人生经历虽对其治学方向和方法有所影响,但对其历史观毫无影响。

   黄仁宇的自传展现出一种思考历史的观念路径,何炳棣的自传展示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门径。换言之,黄仁宇着眼于历史观;何炳棣着重于方法论。黄仁宇的自传多见其思路心态的复杂微妙,少见其搜集材料的百般曲折;相反,何炳棣的自传多着墨于网罗史料、穷尽甘苦的具体过程。黄仁宇有一种随时随地将自己置于某种历史现场浮想联翩的能力。他说,在密西根大学的远东图书馆,“我翻阅报纸时,似乎看到1938年闷热夏天的长沙市内任意扩张的黑色屋顶。空间的转换已压缩了时间”(26)。他到欧洲旅游时写道:

   我独自在沙滩上徘徊,不免沉思三十年前发生在这条河岸线的事。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洛斯托夫得(Lowestoft)、依普斯维治(Ipswich)、菲力克斯托依(Felixtowe)、哈维治(Harwich)都是充满感情的地名,都会让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和德国潜水艇指挥官心跳加快。他们为赴命运之约,被派到这些水域来,执行猎人和被猎的任务。有多少青春飞扬的年轻人满怀天真的希望,却被这块布满浮油和子弹的水域所粉碎!在宁静的8月清晨,北海平静无辜,完全不像战士进行生死奋斗时所经历的残酷,他们的回忆仍然生动鲜明。(27)

   何炳棣却似乎有意识地避免发挥想象,即尽量不在历史场域随意发思古之幽情。“我旅游时一向极力避免发怀古之幽情;不过在澳门访问富有晚明闽南风光的‘望厦村’时,我却要坐在1843年美使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坐过的石凳上,签署《望厦条约》的石桌旁,拍一张照片以为多年讲授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纪念”(28)。

   从文体角度看,《黄河青山》更精彩,适于阅读,有一种文体之美。《黄河青山》的开篇就出手不凡,在一种极具节制的平静叙述中,愈发隐含着一种艺术爆发力。它像小说,不像自传,尤其不像出自纯粹史家之手的自传。在某种意义上,黄仁宇对自传开端的精心设计宛如他对《万历十五年》的精妙切入(29)。这种文体之美并非文笔或文采的文学美感,而是一种单纯朴素的文字之美。黄仁宇对文字有高超的驾驭能力,叙述节奏控制得非常好,从容不迫中使人欲罢不能。不断地插叙和倒叙,像是在层峦叠嶂中费力寻找自己最初的来路一般。有趣的是,这种叙述手法非但没有打乱或妨碍故事进展的整体推进,反而使故事脉络更为清晰流畅。

   文字的文学性并非坏事。只有缺乏文学才华并对历史毫无直觉感的人,才会对文字持有一种轻率的不信任态度,并对文字的文学性充满敌视。毫无争议的是,黄仁宇确实比何炳棣更有文学才华。何炳棣自称“质胜于文”,将其归咎于自己早年那种过于粗疏的经史阅读和训练,造成“长篇背诵工夫太少”,以致“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写作几乎都是质胜于文、理胜于文,自恨从来没有下笔万言流畅自如的才气”(30)。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黄仁宇会因文学才能而削弱历史叙事水准和历史分析能力。尽管黄仁宇坦承自己“不免自恋”,但他也十分清楚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的深刻差异:“不管我喜不喜欢,创作之路绝对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说之路,无法逆转”(31)。他强调: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32)

   或许可以说,黄仁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兼具工匠、技师和思想家特质的历史学家。正因如此,他高超的文字叙述技巧恰恰使其拥有了一个展现其学术客观性的更高平台(33)。阅读《黄河青山》,其心态之平和,叙述之平衡,令人印象深刻;文字中似乎有一种高贵气质,一丝忧郁,一份优雅。

  

三、黄仁宇、何炳棣对各自自传的不同定位和考量


   黄仁宇自传的自觉意识在于,通过写回忆录,赢得读者。他认为,“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34)。这对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乃至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无疑大有裨益(35)。为此,他对自己回忆录的主题和类型做了明确定位,即真实地展示自己创立大历史观的完整过程。他写道:

   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在美国,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四星上将、文人、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我不属于任何一类。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36)

   作为美籍华人史家,黄仁宇对自己的特殊身份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判断充满了自觉意识。他自信地认为,中美两国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够对中国历史拥有比别人更为客观的立场和视角。他回忆说:

   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像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37)

   在某种意义上,中美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很可能就是黄仁宇建构大历史观的有利条件。

   诚然,黄仁宇写自传的意图之一就是自我辩护(38),具体来说,就是为自己创立的大历史观辩护。“在其后多年,我继续扩展我的视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书,讨论明代的税赋制度和政府财政。必须掌握仪式过程的意义、军事装备状况、当时政治思想家争辩议题,再加上充分接触明代社会史、科技和文学,我才有把握来探讨明朝”。“上段记述或许可以帮我排除下列批评:说我的大历史概念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39)。这种做法和何炳棣的自传不同。因为何炳棣是成功打入西方学界的赢家,其学术地位和名望国际已有定评,自然无须过多自我辩护。

   或许潜意识中,何炳棣希望将自己回忆录写成一本成功者的自传。这使得他对撰写自传有着更高的自我期待和更大的学术野心(40)。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何炳棣要求自传无论在内容广博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要超过杨振宁的自传。“十几年前接读杨振宁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就立下筹撰一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心愿”。他进一步解释说:

   时光流逝,转瞬间自童稚初听《左传》故事至今已大大超过原估的60年了。只有从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1943年秋考,1944年春夏之交发榜)起算,此书写撰的完成与出版在年代上才符合整整一个花甲。有鉴于“60”这个数目,无论在西方文化发源地两河流域,还是在远古不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内,都涵有非常丰富的意蕴,我决计保留原拟的书名,不去计较年代上的出入了。(41)

   其次,何炳棣还力求自传补充胡适等人所写的留学回忆录中的明显空白。对此,他写道:

   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果。(42)

   何炳棣将自传定义为“长篇学术回忆录”,即凡与其学术有关者皆巨细不遗,网罗尽备。这使得他不愿在感情经历、家庭生活、心理活动方面花费太多笔墨。一般说来,回忆录也算是自传,但和严格的自传相比,还是有些差异。相较而言,何炳棣的自传更像回忆录,因为其在结构上有意设置了颇多的人物回忆和描述,即“师友丛忆”和“专忆”。比如,“‘专忆1’即志在供给一个个案”,重心是分析“何氏一族”在20世纪前半叶的实际运作(43)。这些人物虽然都和何炳棣有关,构成了他不同生活阶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将其列为单独的一部分来写,性质便有所不同。因为这些专门章节具有独立价值,放在书中只是为了进一步延伸和细化人们对该人物的认识和了解,如果放在其他地方,也不影响和损害对该人物的叙述和评价。这就是说,这些专门章节中的叙述对象已非自传作者本人,而是作者认为对自己重要的人物(44)。这些写作方式已多少偏离了自传的叙事线索,而表现出一种有意识地扩张背景、增加内容、保存史料的撰写意图(45)。何炳棣解释道:

为了更好地保存史料,书中有几章正文之后附加“专忆”。本章末所附“专忆1”主要是谈有关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的事迹,因为他两位是20世纪前半何氏全族中的最成功的人物。“专忆1”中有关何炳松的部分包括业经刊印在暨南大学所编《何炳松纪念文集》中“堂弟记忆中的何炳松”一文;有关何德奎的部分全是我专撰的。“专忆1”与本章正文有不少处是交织互补的;内中还有我对何氏家族运作的分析。作为一个个案,我希望“专忆1”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家族制度演变的中外学人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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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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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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