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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福惠:基本权利刑事法表达的宪法价值

更新时间:2018-09-15 23:26:10
作者: 朱福惠  

   摘要:  宪法上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权,是刑事立法的依据和价值指引,是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宪法至上的国家,宪法的效力高于法律,刑事法的制定必须依据宪法并且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因此,现代宪法文本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作出较为完备的规定,刑事法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障作出程序性规定,形成完整的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我国宪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只作了一般性规定,为了推进刑事诉讼程序法治化并完善其人权保障功能,在实践中通过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方式,将宪法上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拓展与补充,形成了宪法只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作出一般规定,刑事法对基本权利作出详细规定的模式。但是,刑事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并不能完全代替宪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在以后的立法和法律修改活动中,既需要宪法确认这些基本权利,又需要刑事法进一步准确地具体化宪法的基本权利,为公民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保障奠定坚实的规范基础。

   关键词:  基本权利;刑事法;刑事诉讼;宪法价值

  

   宪法作为国家之根本法,其效力高于普通法律,且可以为司法机关直接适用。因此,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较为详尽的规定,使之作为基本权利立法和司法保护的依据。我国宪法符合现代宪法的原理和精神,除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外,还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全面规定。宪法规定个人在国家发动刑事追诉时享有的权利以及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而享有的权利可以称之为“刑事诉讼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生命权、自由权和个人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只作一般规定,并没有详细列举。实践证明,宪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一般规定,可以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依据,但要建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刑事法必须进一步具体规定公民在刑事诉讼方面的基本权利,从而将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作为现代刑事司法的价值导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人权保障为指引,以建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为目标,经过修改不断扩大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范围。

   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开始,经过1997年刑法修改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刑事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拓展与补充,并且对宪法上的人身自由权条款、辩护权条款予以扩充和具体化,从而实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人权保障功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和实施体制,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转型,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发挥保障人权的作用。“实现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就是在立法制度层面明确规定、规范诉讼参与人的各项权利,并在司法技术层面确保诉讼参与人各项法定权利的实现。”[1]使刑事法有关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具有宪法的价值。

   刑事法对基本权利的拓展与补充,补强了基本权利的司法适用机制。由于宪法条款不能作为法院裁决案件的依据,法院也不能审查法律、法规的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因此,我国宪法没有建立司法性合宪审查制度。宪法的实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展开:首先,我国宪法的实施体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主导体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有权审查法规、条例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宪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主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来体现,法律不仅具有补充宪法和解释宪法的功能,而且是实施宪法的主要形式。但是,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处理案件时,可以援引宪法说理,或者援引宪法说明适用法律的准确性与权威性;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如果遇到需要解释宪法的情形,可以依照法律之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宪法的请求。其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对宪法的具体化或者补充,刑事法在刑事诉讼基本权利方面的拓展与补充是宪法具体化的体现。法院对刑事法的适用即是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适用,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权力机关为主导、基本权利法律规范的司法适用为补充的中国式宪法实施体制。本文从刑事法补充宪法基本权利以及基本权利司法适用两个维度揭示其宪法价值,并且从实践的角度阐释中国宪法实施的法律机制。

  

一、我国刑事法对宪法基本权利的拓展与补充


   刑事法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概括性指称。刑法本为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而刑事诉讼法则是查明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并适用刑法的程序规则,无论是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其法律效力均低于宪法,不仅要以宪法为立法依据,而且不得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为了维护国家的秩序和安全,国家必须制定法律惩罚犯罪行为。但是,国家机关制定惩罚犯罪的法律,可能违背其初衷,或者执法机关在调查和惩罚犯罪时违背法律的规定,从而导致国家刑罚权滥用,产生国家权力侵犯公民个人自由之严重后果。因此,宪法基于保护个人自由之理念,为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而在宪法中确立公民刑事诉讼基本权利,试图通过宪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为刑事诉讼法奠定人权保障的基石,通过规范国家刑罚权的运用达到制约权力之目的。

   1.现代宪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拓展

   近代宪法基于确认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规定公民在刑事诉讼方面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主要是人身自由权的程序性保障。英国宪法性法律最先确认刑事诉讼基本权利,1215年自由大宪章即有关于根据程序正当而科以罚金之规定,以及未经依法审判不得判处剥夺自由与财产的刑罚。1679年人身保护法规定不得向在押犯人违法征收较多的保释金,禁止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以上的处罚;禁止将罪犯监禁于海外。1689年权利法案规定:不应收取过多的保释金,不应科处过高的罚金,不能施加残酷异常之刑罚。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规定,禁止对人的身体和财产实施非法搜查和扣押;第5条修正案规定:不经起诉和审判不能判决有罪并施加处罚;任何犯罪行为不受两次处罚;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能剥夺生命、自由与财产;第6条修正案规定,刑事被告人享有接受及时和公正审判的权利;享有告知其所犯罪行之权利;享有辩护权;第8条修正案对犯罪嫌疑人的保释、罚金和科处刑罚作出限制性规定。法国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第8条规定罪刑法定,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通过并且公布的法律而合法地受到科处,任何人均不应遭受刑罚;第9条规定无罪推定,所有人直到被宣告有罪之前,均应被推定为无罪。该宣言首次规定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既是刑事法的基本原则,又是刑事诉讼基本权利。

   现代宪法从两个方面拓展公民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范围:第一,确认个人防御国家发动刑事侦查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享有此类权利的主体是个人,其目的在于保障无罪之人或者没有犯罪事实之人不受刑事追究,此为针对国家违法发动刑事侦查和追究之防御权。如罪刑法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不受刑讯逼供和暴力威胁、疑罪从无等。第二,确认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基本权利,享有此类权利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因为针对这些主体的刑事诉讼已经发动,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正在接受刑事调查或者审判。因此,宪法规定他们享有辩护权、无罪推定、禁止适用酷刑、一个犯罪行为不受两次以上的处罚等基本权利,目的在于准确查明犯罪事实并按法定程序追究刑事责任,避免对嫌疑人产生偏见而滥用强制权和刑罚权。由于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主体和范围的拓展,现代宪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作出更加详细的列举,以适应人权保障的诉求。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包括无论何人都不应遭受刑讯、暴力和其它残酷或者损害人的尊严的对待与惩罚;只有根据法院的决定才能允许逮捕、监禁和拘留;凡被拘留、监禁及犯罪嫌疑人,从其拘留、监禁或者提出犯罪指控时起有获得律师(辩护人)帮助的权利;凡未根据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证明并且由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认其有罪之前,犯罪嫌疑人应当推定无罪;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不能排除其他人有犯罪嫌疑的应当做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任何人不能因为一个犯罪行为而受到两次以上的刑事处罚;禁止在司法审判活动中使用违反联邦法律获取的证据;无论何人均没有做出不利于自己本人、配偶及近亲属证词的义务。1997年波兰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适用酷刑以及残酷的、不人道的、贬低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个人仅得在行为时违反有效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应受到刑罚处罚时始得负刑事责任;人人应被推定为无罪直至其经法院的最终判决决定为有罪;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享有辩护权,可以选择律师或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由法院指定律师为其提供帮助。

   2.我国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宪法规定的特征

   与外国宪法详细列举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不同,我国现行宪法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只作一般规定,具体来讲是三个条文: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130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我国宪法与外国宪法相比较,在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文本表达上有下列特征,一是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这两个刑事法的基本原则;二是缺乏对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基本权利的规定,如不得施加酷刑;不得收取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不能强迫任何人做出不利于自己、配偶及近亲属的证词等。三是宪法对人身自由权的规定较为简洁,宪法第37条和第39条之规定适用于公民,并不属于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也不属于防御国家刑事追诉发动权的基本权利。而宪法第130条之规定的辩护权,该条款并没有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而是将其作为法院审判程序的一部分来对待,因此,并没有将辩护权作为刑事诉讼全过程都享有的权利。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对辩护权的程序保障,需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一种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体系[2]。

   我国现行宪法只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作出一般规定,并不影响以宪法为中心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的建构。虽然我国1979年施行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对一些重要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作出明确规定,为适应现代刑事诉讼对人权保障的需要,经过修改增加了本应由宪法规定的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从而使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补充宪法文本之功效,并通过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表达,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调节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体现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3],使我国刑事法的人权保障条款具有宪法的价值。

   3.我国刑事法上的基本权利规范体系

   我国刑事法从保障人权的角度逐步增加对刑事诉讼基本权利的规定,与宪法的一般规定共同构成权利保障规范体系。

第一,作为权利保障原则的罪刑法定。罪刑法定是宪法确立的刑事司法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宪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认,其目的在于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刑罚权,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它在刑事诉讼基本权利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宪法没有确认罪刑法定原则,因此1979年刑法也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司法实践中可以在刑法规定的罪刑之外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比照类似的刑法规定实行定罪量刑,即实行类推制度。此种有罪类推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人权保障和制约国家刑罚权的精神,不能体现中国刑事法的现代性和法治进程。所以,多数学者主张由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因为是否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社会刑法区别于专制社会刑法的标志之一[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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