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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笃:怀念我的老领导马洪

更新时间:2018-09-14 16:39:44
作者: 王笃  
没有摆脱高饶事件带给他的政治阴影。他心底的隐痛在那一晚隐隐地流露。这是我和马洪相处中唯一的一次。而我在为他抱不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对我的信任。

  

   从那以后,我不再仅仅把马洪当作我的领导,也已从心底深处把他当成了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知己。

  

   四、反右运动

  

   1957年1月,中央公布了整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风的决定。刚开始我认为整顿三风是针对领导干部的,跟我们年轻人关系不大。我听到经委的一些老干部私下议论说这次运动像42年的延安整风,并看到他们流露出忧虑的神色。对此我并不十分理解。

  

   五月初,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召开了各局室的党支部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我做为政策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注意到贾拓夫在传达中特别强调整风中“要和风细雨,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积极帮助党整掉身上的三风。造成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大家听了心情振奋,纷纷表示一定帮党整掉三风。

  

   帮党整风的指示传达以后,经委大院热闹起来了。大楼边贴满了鸣放的大字报,每天人头攒动,争相观看。办公室里几乎见不到人在埋头办公,各个局室都是一片嘈杂的热烈的鸣放会。经委政策研究室的鸣放会是我主持的。马洪是我们室的领导,但他为人正派,工作勤奋,作风民主,很受室里年轻人的敬重。在大家心目中,他身上没有一点三风的影子。于是大家的话题便转移到社会上的各种鸣放言论上。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但马洪始终很少说话,他只微笑着听我们这些年轻人在那里高谈阔论。他是延安出来的,经历过延安整风,两年前又刚经历过“高饶事件”,政治资历比我们深,经验比我们多。而我年轻,就有点不知深浅了。我是支部书记,加之又主持鸣放会,平时看的党内文件中的“阴暗面”多些,这时就把持不住了,不免急切而尖锐。鸣放会之外,我还写了《不要让保密制度窒息了经济科学的发展》的文章,觉得尽了一个普通党员对组织的责任。约在五月下旬,马洪给我看了中共中央发给党内高级干部的“绝密文件”,其中说到让鸣放的人“猖狂一个时期,先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以及“钓鱼”之类的话,我看后十分震惊,原来鸣放和帮党整风竟是为了引蛇出洞,而所谓“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等等全是“钓鱼”的阳谋之计。

  

   整风的热度没有持续多久,我就被6月8号《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棒打懵了。此时政治风向突然急转直下,热气腾腾的大鸣大放立马变成了义愤填膺的反右大批判。人们顿时惶惑的沉默下来。而党员们则又投入了批右,忙着对照检查划清界限了。经委党委还办起了一份反右大批判的刊物,还指定我为副主编。那时候,我白天参加开会批右,晚上为刊物审稿,一边审一边心里直犯嘀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仍然没有把自己与右联系起来,认为自己是衷心为党。随着运动步步深入,中央文件指出,“右派不仅党外有,党内也有,而且隐藏在革命队伍中,是更加危险的敌人。”我终于有点儿发毛了,感觉自己在劫难逃,因为我是政策研究室每次鸣放会的主持人,为起带头作用,鸣放的比别人多,还写了批评文章,质和量都应该够了,要是被无限上纲就难免入网了。这个心中的隐忧,终于在反右的高潮中成为了可悲的现实。

  

   对我的批判会是与国防工业局合并一起召开的。主持人是一位穿着军呢服的局长。大家还是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地帮我分析错误的根源,最后局长做结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马洪与以前一样,话不多,不得不说时说几句也不过头。倒是在以后几十年中我一直记得,当时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有一次批判会上,我的一位同事才晓予(80年代初任薄一波秘书)竟说了一些肯定我的话:“你以前在xx问题上立场观点都是正确的,为什么现在思想又变化了呢?希望你好好反省一下。”我当时感到诧异,才晓予提到的那个问题是我和马洪在他家卧室里两人聊天时说的,他怎么会知道?而且在当时那个气氛下他的调子显得与批判的大环境不协调。开完会,我回到宿舍想了很久,终于明白这是马洪透露给他的,意在让他托我一把,让我在这次政治风浪中不致被冲得太远。

  

   由于想不通自己竟然反党,思想抑郁,终日恍惚,不久便开始吐血。但我坚持工作。马洪也没有对我另眼相看,一如既往的把工作交给我。甚至将某杂志社向他的约稿也让我来写。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实在难能可贵。

  

   五、黯然惜别

  

   1957年春,北京的绝大部分右派分子被遣送农场和北大荒劳改。一天,经委楼下停了一辆卡车,要将“分子”们送去北京火车站。我虽身体不适,但自知无法幸免。正在准备行李,马洪来到我的办公室轻声说,“老王啊,你身体不好,不要去了。”我无声的不知所措地望着他。过了一阵,他对我说,“你去石家庄钢铁厂工作吧,老郝在那里当党委副书记,你们也熟悉。你去那里也好有个照应。”(老郝是我以前的同事,原薄一波秘书)。上帝!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马洪帮我安排的。马洪话虽简单,但可以想象他为让我免去劳改营,又想办法安排我去石家庄,得跟有关部门费多少口舌花多少努力才让我躲过了这场生死劫!后来得知,经委组织部门已经把我放在发配去甘肃的名单上。九十年代我看了很多右派写的回忆录,才惊觉当初让我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右派死得最多的臭名昭著的甘肃夹边沟!

  

   临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我悄悄来到马洪家,向他辞别。他对我说了很多劝慰和鼓励的话。要我在政治风浪中坚强起来,要经得起考验,不要消沉。当他送我到门口时,他一字一句地对我说:“老王,我不认为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先去,过些时候我再想办法把你调回来。”我站在他家的门口眼泪盈眶,哽咽无语。这几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到石家庄后,带病努力工作,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期间,他大概从别人那里听说我身体仍然不好,寄来50元钱周济我。

  

   一年后石家庄钢铁厂倒闭,在61年下放支农运动中,我来到了江苏农村,自此在乡间自食其力。先后做过公办代课,民办教师,不惑之年竟然还当过三年插队知青。其间历尽坎坷,尝尽了种种艰难和辛酸。直至1979年才获得改正。在这之前,大约1978年马洪辗转了解到我的情况,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叫我放心。信的最后他写道:“希望早日见到你。”

  

   接到经委的右派改正通知后,不久又恢复了我的党籍和高教工资级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调令已到了如皋,这时我反倒十分犹豫。是回北京回到马洪身边还是留下来,继续做中学英语老师的培训工作?经过数天的激烈思想斗争,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坎坷,我对自己有了几分清醒的认识,以我喜欢自由思考和喜欢直言的性格以及很重的书生气,我知道自己不适宜再做与政治靠得太近的工作,让自己的后半生自由自在安稳一点吧。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我辜负了马洪同志对我回京工作的期望,心中充满了对他深深的内疚。也许能稍稍告慰他的是,我后来先后获得江苏省的表彰和全国的“优秀教师”的称号。

  

   80年代初,我因私事去北京,与马洪通电话相约见面,彼此都很高兴和期待。我到国务院去看他,出乎意料,他生病住院了。他出院后,给我来信对因病未能晤面感到十分惋惜,又满怀希望地说,“我们会有机会再聚首谈心的。”但那时候他已肩负重任,实在太忙,我又不在北京,我们终究不曾再见,我们的见面终于成了泡影。这成为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历史在宏大叙事之外还有无数与之相连的细节。而正是在这些细节之处最能清晰地看到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人也是如此。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最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品德和气质。大是大非可以勾勒出他的正面形象,而细节则丰满了他的侧影。马洪同志去世悠悠已经8年。我仍然深深怀念他。人一生可以有過几个工作,也可以有过很多领导,但不是每个工作都让你难忘,也不是每个领导都能让你终生怀念。我很幸运,在我的青年时期遇到马洪这样一位虚怀若谷,博学勤奋,为人正派,作风民主的好领导。他的人格,他的襟怀,他的工作和治学精神,他的格局,他身上的人情味,他的人性超越了时空,让我深为敬重和怀念。我们中国人说大爱不言谢,而我也已经没有机会向我的老领导言谢了。但马洪在我心中是一座丰碑,一座高大的丰碑。

  

   (作者系江苏省如皋市教师进修学校退休高级讲师)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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