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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及当下意义

更新时间:2018-09-14 14:46:42
作者: 王存刚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拥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具体表现在理论视野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以及理论观点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其所秉持的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直接的关系。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品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危机与变革并存的复杂局面,应当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品格,进一步拓展理论视野,聚焦攸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探究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趋势;在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深度发掘传统方法的精髓,积极借鉴其他学科领域与理论流派的有效方法,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体系;要勇于突破既有研究范式的窠臼,不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和新观点。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的现状及发展方向,争取实践上的更大主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理论品格;危机与变革

  

   王存刚,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外交学系主任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征,并因此而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与实践价值。在这一系列特征中,与时俱进是一大基本特征,也是一种基本品格。深刻把握这一特征和品格,不仅有助于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总体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区分开来,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地位,并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断推向新境界;还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尤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并准确把握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争取实践上的更大主动。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品格的具体表现

  

   (一)理论视野上的与时俱进

  

   追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领袖,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和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等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其理论视野上的与时俱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间既有传统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国际主义问题以及殖民地问题——的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也有新的议题——如国际体系转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被提出、被关注和被阐释。由此,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始终发展着的、与风云变幻的世界同步的理论形态,时代性、开放性成为它的两大鲜明特点。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视野上的与时俱进,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第一,国际关系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高度的实践指向,它随着人类在相关领域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之初,国际关系还仅局限于聚集众多现代民族国家的欧洲地区,欧洲之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尚未产生现代意义的国家行为体,也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笔下的所谓的“文明国家”,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这一时期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数量相对有限、复杂程度相对较低。进入20世纪以后,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持续几个世纪、由欧洲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为更多的——主要是欧洲之外或者说亚非拉地区的——主权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世界体系形成和世界秩序建立开启了大门。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下展开的。其政治后果之一,就是独立主权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 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半个世纪、以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尖锐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格局宣告结束,又有一批新国家从既有国家中分裂出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面孔、新角色。比如,仅苏联就分裂为15个国家;在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则一分为六。除国家行为体外,当今国际舞台上还不断出现并活跃着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性国际组织,以及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政党、国际恐怖组织、跨国犯罪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等。 国际行为体数量和类型上的持续增加,导致国际关系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国际关系已不再仅限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国际关系的内容日益丰富。国际关系形式上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是导致国际关系内容日益丰富的最重要原因。在当代,各类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人们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程度。 各类国际行为体之间日益频繁、不断深化的互动,产生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领域。与此同时,各种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核扩散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难民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问题等——日益凸显。

  

   国际关系事实在形式和内容上巨大、复杂而持续的变化,使得以“洞悉国际政治秘密”、“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断增多,研究议题不断丰富,研究视野随之不断开阔。例如,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要分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涉及了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所有重要议题,包括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跨国移民、环境与生态、人道主义干涉、全球公民社会以及传统安全等, 并以对这些议题的深入研究而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在整体上推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上的与时俱进

  

   按照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研究方法有自己的历史,它与研究议题一样,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由此使得理论发展过程呈现为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

  

   第一,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例。这一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否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是区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准。马克思在分析国际问题时出色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这在分析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及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具有鲜明的体现。对此,列宁评价说,“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和伟大创造者,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章中,详细分析了当时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以及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状况,作出了“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的重要论断,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乃至人类历史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和积极践行者,毛泽东也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高手。他早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既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也是政治科学领域的一篇经典文献。 毛泽东还别开生面,用阶级分析方法探讨国际关系中的一大核心问题即国家实力问题。他指出:“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在当代,尽管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但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如某些人所认为或期望的那样式微或消失,而是出现了回归与超越的新态势。新的阶级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阶级方法先后诞生,比如,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新中间阶级理论” ,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的“阶级与剥削理论” 。这些理论和方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也在研究中积极运用和发展阶级分析方法。比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阶级分析方法,用于剖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演进特征和规律等问题。在他看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仅着眼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阶级分析问题,对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问题重视不够,而后者恰恰是他所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试图解决的问题。 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划分,以及对三者关系的分析,都可以明显地看出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子。批判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在回应为什么使用阶级分析这一“似乎太老派”因而饱受贬抑——甚至被某些学科明确排除在外——的研究方法时,坦言与其研究路径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把生产置于中心的地位便直接导致了社会阶级的问题。” 尽管考克斯也承认,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变化的确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重新思考阶级问题。在他看来,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阶级的形成、瓦解以及阶级间的冲突,认为阶级关系为经济和政治、生产和权力提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虽然仍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把根据19世纪中期欧洲的社会状况所确定的阶级定义机械地全盘照搬到20世纪晚期的世界,因为目前的社会阶级状况具有与以往不同的、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为了使阶级分析重新成为正确而有用的理论工具,需要对阶级形成的动力采用新的分析路径,即以生产为出发点,研究生产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看它们是如何影响各种社会力量的,这些社会力量又是如何构成国家和世界秩序的权力基础的。此外,也要回过头来考虑寓于世界秩序和国家制度中的权力是如何形成并控制生产关系发展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考克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也是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即《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

  

阶级分析方法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实现回归与超越,主要与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衰、世界力量结构变化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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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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