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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及当下意义

更新时间:2018-09-14 14:46:42
作者: 王存刚  
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的状况日益严重,阶级对立依然存在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就通过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财富收入历史数据的系统深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较以往进一步扩大,并很快将变得更加严重;在当代,一个人财富的多寡不仅由劳动所得决定,更由财富继承决定,因而出身比后天努力和才能更重要。 另一方面,尽管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国家实力有所增强,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整体实力仍存在较大差距,两者在各种重要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彼此间的矛盾因此也没有得到有效缓和。总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对社会研究和分析方法构成新挑战,“但同时也彰显出作为社会分析主要范畴和范式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必须获得新的说明,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并重新获得有效的阐释力和说服力。”

  

   第二,对其他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开放性,即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借鉴和运用,在研究方法领域同样有鲜明的体现。比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对黑格尔的方法进行过改造,抽取其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要素——辩证法,并将其与社会历史有效地链接起来。 又如,赖特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和统计学等跨学科方法,通过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矛盾、阶级意识、阶级联盟等重大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新判断,对人们思考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它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不小的启发。 再如,沃勒斯坦既对当今欧美国家的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做出了深刻的学理批判,又充分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思维——特别是该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提出的交叉学科研究法。 沃勒斯坦认为,在布罗代尔之前,人们研究时间结构的单位通常使用的是“短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时长为50-60年)这一概念问世后,人们开始有了“长周期”概念。布罗代尔则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长周期”概念——时长达百年之久,用以考察地中海地区历史演变的特征与规律。沃勒斯坦又在“布罗代尔周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超长周期概念,即“世界体系”(world-system),其时长达数百年。他指出,这种超长周期本质上“不是一种理论或推理方式,而是一种视界(perspective)和对其他视界的批评”,它“正在扫荡不少社会科学目前赖以运作的大量前提”——沃勒斯坦将这一工作视为“清扫场地”。在他看来,“一旦清扫完毕,得到的只是一片场地而不是新的建筑,那只不过是重新建设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判断,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超长周期,有自己的方向和复杂结构。但无论周期有多长,该体系最终难以逃脱衰退的命运。这一判断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命运的论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再如,考克斯在对世界秩序的分析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由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首创,并经戴维·辛格(David J. Singer)系统阐发、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Bruce Russett & Harvey Starr)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加以完善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考克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但他所划分的层次和确立的分析单元,既不同于沃尔兹、辛格,也迥异于拉西特、斯塔尔以及布赞。考克斯认为,一个历史结构包含三个相互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层次或活动领域,即生产组织、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霸权国家中的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力量塑造国家结构,而这些国家的国家结构的变化又将改变世界秩序,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生产和国家形态。如果从互为区分的角度看,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可以初步、近似地表现为物质能力、观念和制度的特定构型。如果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层次都可以被看成既受其他层次影响又包含其他层次的东西。显然,考克斯的这种做法有助于更全面、更细致从而也更有可能表现历史的真实进程。

  

   (三)理论观点上的与时俱进

  

   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显示,举凡理论视野的扩展、研究方法的更新,最终都是为理论创造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如此,相关案例也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和研究重心,仅举两个案例佐证这一判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对时代问题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国际问题的讨论中虽然关注时空问题,但未明确提及时代问题,因此也未形成系统的时代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是列宁首创并进行系统论证的。列宁以历史上那些特别突出因而引人注目的事件为里程碑,将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 三个时代的阶级状况不同,国际冲突的性质、任务和形式也存在很大差别。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成长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 列宁的时代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毛泽东均在整体上继承了列宁的时代观,并以此作为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内外事务的基本依据。到上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列宁的时代观因此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主要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紧紧抓住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本质、最核心问题,适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邓小平的时代观是对列宁的时代观的重大发展,它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其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得到了广泛肯定。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工人没有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两大口号,由此奠定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基础。列宁则进一步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新口号,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 发展到了新阶段。面对当时民族主义兴起及带来的挑战。列宁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一方面深入阐释民族主义的积极功能,希望借助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冲击世界旧秩序,另一方面又严厉地批判和努力防止各种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和做法,试图有效地平衡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当代,面对国际力量结构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面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进程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及要完成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力求在国际责任和国家利益之间实现平衡的新国际主义,并在外交实践中切实加以践行。 邓小平在坚持“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促进国家间“友好相处和广泛合作”等原则基础上,突出强调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包括坚持和平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济、保持内部稳定等。他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的上述主张,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义利观问题上。习近平指出,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这是中国外交得道多助的一个重要基础。对那些长期对华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考虑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 总之,在习近平看来,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正是因为在理论视野、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上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才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才能够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与其方法论直接相关

  

   正如诸多理论作品反复论证的那样,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不断写出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特点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承袭了这一优秀品格,并以自己的方式彰显了这一品格。这从前文的阐述中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与这一理论所秉持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相关。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一经验现象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因而它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经验的或实证的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教条出发。恩格斯曾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 列宁也指出:“现在必须弄清楚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而一切客观事实都处于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的过程中。对此,恩格斯写道:“当我们通过思维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客观事实的变动性,要求试图反映这种特性的认识主体必须始终运用发展的眼光、联系的眼光而不是静止、孤立的眼光看待客观事实。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概念化、理论化、系统化的工作,就必然使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发展的品格。

  

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也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学理层面看,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还是作为一种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都必须根据经验事实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包括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结论的修正和完善,以强化自己的解释力,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从理论发展史看,历史唯物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加以精彩运用的。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途径、具体研究对象、理论目标以及理论逻辑生长点等方面都卓有建树。这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中有出色体现。在当代,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自己的努力继续着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比如,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试图通过发展交往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美国学者哈维(David Harvey)将空间因素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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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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