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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更新时间:2018-09-12 21:23:36
作者: 王伟  

   内容提要: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关 键 词:族群冲突  国际秩序  权力转移  大国竞争

  

   族性安全涉及一个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全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族群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自18世纪以来世界上各族群对族性安全的追求从未间断,仅在20世纪,族裔族群主义运动就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去殖民化运动,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内部族群运动以及苏联解体后的族群运动”的三次浪潮。①然而直到今天,族性安全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这突出表现为族群冲突的不断滋生。族群因素成为二战后诱发冲突的主要因素,如克雷格·詹金斯(J.Craig Jenkins)和奥古斯汀·普奥斯厄(Augustine J.Kposowa)所说“族群因素是1957-1984年非洲政变的主要因素”②;克劳福德·杨(Crawford Young)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③;唐纳德·霍罗维茨(Donald Horowitz)认为族群因素处于影响国家统一和国际局势的核心位置④;安德烈·克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强调族群和宗教运动是当今世界最强有力的社会运动。⑤据联合国统计,2014年武装冲突和暴行共造成十多万人死亡;在2014-2015两年时间里,中非共和国、伊拉克、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平民遭到暴力侵害,仅叙利亚一国就有25万人被杀,1 100多万人流离失所。⑥研究预测,这些族群的暴力性行为在将来仍会继续普遍存在。⑦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惨剧的发生?

   为解释族群冲突不断的现象,国内外学者们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给予了解释,从个人、族群、国家和国际四个层次挖掘冲突的根源。然而分析这些文献可知,目前学界对于族群冲突的国际秩序原因的解释较少,而从国际秩序转型的角度来研究族群冲突的更是鲜有。因此本文选择这一角度来分析族群冲突,希冀对族群冲突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族群冲突的文献分析,第二部分是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的基本假设,第三部分是简单数据和案例分析,第四部分为全文的结论。

  

一、族群冲突的文献分析

  

   族群冲突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之间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边界等问题而产生的争端。⑧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寻求其发生之源,不同学科的学者有诸多的论述与解释,概括起来如下。

   (一)个人层面的生物政治理论、心理理论、族群接触理论和精英理论

   冲突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它既源于人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和社会结构,也源于采取单独行动或团体中采取行动的个人心理。⑨围绕着族群中的个体如何跨越集体行动的困境,学界在个体层面形成了诸如生物政治理论、心理理论、族群接触理论和精英理论等的解释。生物政治理论认为族群冲突取决于族群的生物基因,如芬兰坦佩雷大学政治系泰特·万哈宁教授(Tatu Vanhannen)从基因遗产学的角度,研究发现“族群冲突的进化根源与族群裙带关系(ethnic nepotism)有关,这种族群裙带关系由基因决定”。⑩与生物政治理论观点不同,心理理论认为族群冲突与人们的社会心理相关(11),特别是关于族群冲突的集体记忆会成为族群敌对、仇视和冲突的心理根源。(12)此外族群冲突还来自于人们关于荣誉的分配,据约瑟夫·索特(Joseph L.Soeters)的研究,美国南方人在受到侮辱时会更倾向于采取暴力来应对,这与他们在历史上对荣誉的认同息息相关。(13)与心理理论相比,族群接触理论更加关注现实。一般的族群接触理论认为族群的接触有利于增强族群之间的了解,消除族群间的误解,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14)但是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族群的接触不仅不会实现族群关系的和谐,反而会增加族群的冲突,因为文化和语言的不同会扩大对族群同化的张力。(15)族群的冲突是一种集体活动,而解决族群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中间人是族群精英,这便是多数学者关注精英理论的原因。精英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族群的精英利用其优势进行族群动员,为自己或其族群争取更多的利益。贝西雷维奇·娜塔莎(Besirevic Natasa)在分析南斯拉夫的族群冲突时,通过比较族群冲突前和冲突后的族群关系,发现族群冲突的根源是政治精英为获取权力进行族群动员的结果。(16)同样什沃里·巴塔雷(Ishwari Bhattarai)认为尼泊尔的族群冲突也是崛起中的族群中产阶级为获取政治权益,进行族群动员的结果。(17)另一方面,族群精英的身份被作为一种族群动员精神和符号工具,如威尔·阿德巴尼(Wale Adebanwi)在分析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族群政治时,发现约鲁巴人经常会利用奥博费米·沃洛沃(Obafemi Awolowo)这位族群精英来作为他们族群行动的精神来源。(18)

   (二)族群层次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

   族群主义是族群层面的主要理论,为族群获得更多权益提供理论依据。按照族群主义在族群冲突中的不同表现,学界将其分为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原生主义认为族群的情感和认同是由诸如血缘、裙带关系等自然因素决定的,具有情绪化、非理性和排外色彩,往往视其他族群为非诚信的、敌对的乃至仇恨的,因此易引发族群冲突。原生主义者们注重对文化差异和历史仇恨的分析。(19)与原生主义不同,工具主义认为族群的情感和认同是由政治精英操控的(20),是一种理性行为,(21)往往成为精英获取政治权益、征收其他族群土地(22)和遣散人口(23)的工具是理性的。而建构主义认为族群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族群的情感和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认为族群冲突是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各种认同引起的。(24)

   (三)国家层面的国家建构、国家能力和制度主义

   族群的冲突主要包括水平方向上族群间的冲突和垂直维度的族群与国家的冲突,在前者中国家充当治理者的角色,后者中的国家是统治者。围绕着国家在族群冲突中的角色分析,产生了国家建构理论、国家能力理论和制度主义等理论。国家建构理论主要关注国家在多族群的社会中是否客观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族群,族群之所以出现冲突与国家沦为主体族群统治的工具有关,如巴基斯坦政府成为旁遮普人统治其他佛教族群的工具,斯里兰卡政府是僧伽罗人维护利益的御用工具,在不丹的尼泊尔人受到政府的不公平对待等。(25)国家建构理论认为政府的建构方式和类型也会影响族群关系,若沿着族群界线进行建构,易增加族群冲突的概率,因为这种建构方式会让族群间的界线更加突出,往往会造成族群结构的极化。(26)而建构手段的专制化也会增加族群冲突的风险,如德梅·亚尔辛·莫索(Demet Yalcin Mousseau)在分析库尔德人族裔族群主义产生的根源与土耳其国家建构中的专制方式有关。(27)国家建构的类型也会影响族群关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28)、唐纳德·霍罗威茨(Donald L.Horowitz)(29)、罗伯特·格尔(Robert Gurr)(30)等均主张在多元族群的社会里面实行民主制来抑制族群冲突。然而,目前来看,民主体制不但没有实现族群关系的和解,反而加剧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因为民主化一方面让族群的界线制度化,另一方面也会加剧族群结构的极化。斯文贡纳尔·西蒙森(Sven Gunnar Simmonsen)在比较分析了伊拉克、科索沃和阿富汗的政府建构之后,认为单一的总统制与议会制、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都不利于族群的去政治化,不利于冲突族群的和解(31);艾玛努埃拉·麦科娃(Emanuela Macek-Mackova)在比较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族群关系现状后,发现利普哈特所提倡的协和民主并不适合这些国家,因为处于民主化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这些国家的协和民主,只会加剧政治的游戏沿着族群的界线前行,同样也是不利于和谐族群关系的维护和建构的(32);保加利亚模式一度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模式的典范,因为保加利亚在苏联解体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族群冲突,相反它通过建立议会制民主,实现了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和谐相处的格局,然而随着2005年极端族群主义政党——艾克党的产生,暴露出保加利亚模式的问题。(33)

   国家是否具备调停族群冲突的能力同样是重要的。国家能力备受国家主义学派(34)的推崇,在族群关系中的国家能力主要涉及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和分配发展红利的能力和国家在多元社会中的嵌入式能力(35),如在1969年“5·13”族群冲突事件之后,马来西亚政府推行了新经济政策,通过经济的发展有效地抑制了族群的冲突。(36)达南杰恩·斯里斯卡达拉杰(Dhananjayan Sriskandarjah)在比较分析毛里求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与族群稳定关系时,发现经济快速发展和族群间均衡发展是这些国家和谐族群关系的重要原因。(37)族群的冲突多处于以族群为界线的碎片化社会里,国家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实现其国家意志,便是其能力的体现。在多族群的社会里,国家希冀通过族群平等、和平的政策,但由于不相容忍的族群造成社会碎片化,致使国家的政策难以实现,族群关系也越加紧张。(38)近些年发生在非洲国家的族群冲突多是因为弱国家的缘故。(39)

   (四)国际层面的帝国主义论、国际规则、国际干预和全球化

族群冲突看似多为国内事务,实则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第一,殖民者们“分而治之”的统治之术,对现在一些国家的族群冲突影响较大。如凯文·真希(Kevin Maki)在分析伊拉克的族群政治时,发现英国在伊拉克扶植逊尼派执政,对于伊拉克现在教派间的斗争影响较大(40);帕德·巴德鲁(Pade Badru)认为刚果、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的族群冲突与欧洲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密切相关。(41)第二,国际规则有时会成为族群冲突的理论依据,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民族自决原则成为全民公投的法宝;人权原则亦是强国干预或诱发其他国家族群冲突的借口。第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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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 2017 , 3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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