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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盛:容纳中国崛起

——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

更新时间:2018-09-11 00:55:42
作者: 李开盛  
可称之为弃权;二是全面坚守自己的权力,禁止任何权力让渡和规则变更,即完全不允许新兴大国将上升中的实力兑换为权力,因此可称之为扼杀;三是虽然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但愿意给予新兴大国更多的权力份额与利益空间,这就是容纳。根据守成大国对霸权的坚守程度,从扼杀到容纳再到弃权,这三种选择事实上形成了一道政策光谱。

图1 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战略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当前讨论的很多政策选择都可以纳入这一光谱中。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各国对新兴大国的反应可以分成六组:(1)预防性战争;(2)平衡;(3)追随;(4)约束;(5)接触;(6)远离或推卸责任。他进而指出,“选择何种方案取决于既有大国的目标。那就是,这个国家是试图消灭新兴大国还是遏制它、从它身上获益、约束它、或者忽视它。”(19)对于守成大国来说,忽视大概是最不可能的一种选择。那些在地缘上远离新兴大国的中小国家,或许可以选择忽视一个新的世界大国的崛起,但守成大国却几乎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它的利益与权力必然会与新兴大国发生交集或者碰撞。因此,在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政策反应中,可以根据强硬程度分别列举为预防性战争、遏制、两面下注、接触、扶持、共治、禅让,这些政策均可以在“扼杀—容纳—弃权”光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图2)。预防性战争和遏制属于扼杀范围,它们分别意味着以战争和非战争手段扼杀新兴大国的崛起。“两面下注”则是接触、约束与制衡的组合体(20),因此它介于扼杀与容纳之间。通常所讨论的接触政策属于容纳的范畴,兰德尔·施韦勒认为,接触政策指的是使用非强制性方法来改善一个崛起的主要大国行为中不满足于现状的因素,它包括将不满的国家吸纳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秩序的各种尝试与努力。(21)更深层次的容纳体现为扶持,即守成大国帮助新兴大国成长。弃权的初级形式是共治,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共同治理世界。美国曾有人提出G2的概念,如果这一提法的实质真如其字面所表明的那样,那么这就是守成大国的一种弃权政策,尽管放弃得并不彻底。彻底的弃权政策是禅让,即放弃领导权,而不是通过非和平的手段去制止新兴大国获得这种权力。英国到美国之间的霸权转移就是如此。

图2 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战略与政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显示出,守成大国对于新兴大国的态度往往与其政策手段的暴力程度相挂钩。一般来说,守成大国越是倾向于扼杀新兴大国,它就越有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它越是倾向于给予新兴大国更多的权力与空间,就越有可能使用和平的手段。这也是容纳政策为什么会更有利于世界秩序和平的原因。采取弃权战略当然更有利于和平,但在现实中这是很少被考虑的选择,因为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力假定——这也是符合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的,极少有守成大国会自动放弃霸主地位。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仅仅发生过一次,那就是霸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但那发生在英国的实力地位早已被美国超过,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临更加紧急的德国威胁和战后实力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之下。即使如此,两国仍然就如何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被否定,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中确立了新的金融霸权。(22)

   基于国家的这种自私本质,不同的人可能会从不同的方面对容纳政策提出批评。站在新兴大国一边的人会说,为了换取守成大国的些许让步而承认其霸主地位是否值得?站在守成大国一边的人则会说,新兴大国的诉求必定会随着其实力增加而进一步增加,接纳只会进一步刺激而不是冷却它的欲望。而第三派意见可能指出,容纳注定只是新老大国间的暂时妥协,任何实力的变化都会轻易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从而爆发新的冲突。还有观点可能会主张,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不妥协的权力斗争,容纳政策即使美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确实,容纳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老大国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冲突,也无法一劳永逸地制止两者走向战争。事实上,只要国际社会仍然处于一种本质上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或权威机制解决权力转移问题,这样的解决方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存在。容纳政策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确实必要。一方面,国家间实力关系总是不断变化的,一个国家的实力兴衰由其国家成长规律所决定,只要这种实力增长没有被用于侵略,外力扼杀就是不正义的。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实力的增长往往也会产生权力增长的需求。这不仅是新兴国家基于自己利益的要求,事实上也是一种国际治理框架的需要。很难想象拥有较大实力,能够做较大贡献的国家却只有很少的国际权力。就像约翰·哈姆雷(John J.Hamre)所指出的那样,当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伙伴时,它自然地应该在全球制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3)另一方面,大国之间核武器恐怖平衡的形成、经济相互依赖所造成的制约都使得新老大国间的战争成为一个代价巨大的选择。正如怀特所认为的,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寻求亚洲统治地位的任何尝试都将导致持久尖锐的战略对抗,使双方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面临打一场惨烈战争的现实风险。(24)综合这两方面,要维护秩序与正义、确保新的权力更替避免历史上的战争覆辙,新老大国就必须做出某种相互妥协,对霸权大国来说就是有必要采取容纳之道。

   二是有其价值。在国际社会不存在中央政府和国际权威机制来管理权力转移的情况下,容纳政策如果被有效使用,将给很容易发生误解与冲突的新老大国提供磨合、回旋乃至最后达成和平的权力妥协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增加大国间和平竞争并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无论是对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来说,基于和平竞争基础上的权力转移是一项最为公平而且合理的选择。这意味着最终的权力赢家是那些能够把握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更好地发展自身综合实力的国家,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只能成为输家。因此,容纳崛起并不等于新兴大国最终崛起本身,容纳政策的最终走向关键还是取决于新老大国对于容纳所带来机会的把握。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和平竞争的权力转移实际上是提供了代价更小的和平发展机会。而对守成大国来说,则有可能不通过武力为代价继续保住自己的霸权。另外,由于权力的转移没有通过战争进行,失败者不会承受惨重的损失,国际社会也不会因此受到“池鱼之殃”。这样的选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利的,应该成为大国关系的一种新范式。

   提出容纳概念的意义还在于它强调了守成大国在处理新老大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在以前常常被忽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新兴大国尚未全面超越守成大国以前,守成大国有着更强的实力与权力资源,在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上有着更多的战略选择权。在美式研究话语下,常常被强调的是新兴大国的“侵略政策”导致了权力战争。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守成大国或是更加强大的一方在促成战争发生方面的作用。例如,20世纪初,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在面对一个新统一的民族主义德国时,就面临着是将其纳入既存国际体系中,还是采取对抗和遏制政策的两难选择。英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但结果是一场持续四年的毁灭性战争。(25)二战结束后,后人常常认定是英国的绥靖政策鼓励了德国的侵略,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对德政策也刺激了德国走上复仇扩张的道路,而美国的贸易禁运也是促使日本孤注一掷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部分原因。本文无意为德、日法西斯开脱,而是强调不能忽视守成大国的政策对于新兴大国的道路选择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当然,容纳政策的形成也应该基于一个政策互动的过程,即新兴大国尊重既有国际秩序与规范也十分关键。“容纳不应被误解为绥靖和单边的让步。”(26)但是,考虑到新老大国之间仍然存在实力不对称性,占据优势的霸权国家有更多的实力基础与道义责任维护世界和平,这就要求它应该首先推行容纳政策,确保世界秩序的和平转移。在这方面,霸权国家确实有着更大的主动空间,并且应该做出正确的政策判断与选择。在一个大国间早已实现核武器甚至是常规武器的恐怖均衡、经济上相互依存、人文上相互交流以及国际和平规范日益深入的今天,守成大国奉行容纳政策进而在新老大国间形成良性竞争的关系也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三、权力转移、世界秩序与美国责任


   根据上面的分析,守成大国在新老大国关系中扮演着更加主动的角色,对于世界和平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责任。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履行了这一责任吗?除了正确地看待过去外,更重要的是面对未来:为了维护世界秩序的和平,美国在未来的新老大国互动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它是否可能采取容纳政策?为了推动美国实行容纳政策,中国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一)美国政策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杰弗里·贝德曾声称,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在容纳中国方面着力甚多。(27)事实真是如此吗?本部分将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考察,判断美国在新老大国关系背景下的对华政策本质及其变迁。至于冷战结束之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因为当时并未面临中国崛起的背景,因此不属于本文考察的内容。根据前面的概念分析,确认容纳政策主要包括两点:第一,美国是否给予与中国实力增长相应的地位与权力?这就需要我们把注意力从双方在具体事务上的合作与斗争转移开来,关注权力共享这样的实质性重大事务。第二,当美国这样做时,是否属于主动给予?如果美国是在国际或中国的压力下被迫给予,而没有采取武力或强制措施,仍然属于容纳政策。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容纳,与主动的容纳相比,其政策的“成色”当然要减掉不少。

   1.克林顿时期

1993年到2001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正好经历了中国在1989年后稳住阵脚并走向崛起这一段时期。在这八年的时间里,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建伟指出,“克林顿的第一任内对中国政策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是任凭国会和其他利益集团来左右对华政策的议事日程,所以,在克林顿当政的最初几年里,美国没有一个首尾一贯的、明确的对华政策”。(28)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中国走向与中美关系都处于冷战结束冲击带来的过渡期,中国的未来和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都不明显。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在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重新强有力地走向改革开放,实力日益增长,西方对于“中国垮台”的幻想破灭,开始以一种现实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克林顿政府从1993年9月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实行“全面接触”政策。1995年10月24日,克林顿在与江泽民会谈时表示要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一时期,“有时一种基辛格式的共管论点被提了出来”,有时美国似乎接受中国在南亚、台湾地区、中南半岛的临近地带和朝鲜半岛有合法的安全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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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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