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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晨 刘志鹏:弱者的新武器:农民微博举报的成因、内容、困境与出路

——基于M市的调查

更新时间:2018-09-10 18:04:07
作者: 刘成晨   刘志鹏  

   三、农民微博举报的成因和内容

  

   (一)举报的原因

  

   农民“微博举报”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网络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渠道;第二,线下的利益表达不通畅,甚至是无效。具体来说,首先,网络可以帮助弱者维护权益。事实上,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看到了一些利用网络诉求利益的成功案例,例如丽江被打的女性在微博上维权,再例如“携程亲子园的事件”和“三色事件”等,它们都是因为网络才受到了网友们大量的关注。所以,有了网络这样一个“弱者的新武器”,利益维护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其次,线下的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主要是因为“权力-利益结构之网”,具体而言:“在县乡基层社会,因人际流动和社会分层小于城市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权力机器在失去神圣不可冒犯之特征的同时,却日益呈现出以官权力为轴心来编织地方社会的经济、利益与人际互动关系的结构之网的趋势,地方经济活动往往围绕"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而展开,而具体的社会成员也往往因各自在这一结构之网中的位置而决定其特殊的地位与资源占有和分享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的经济活动是无法不受这一关系之网的影响的,而官民博弈即使出现,也同样无法不受这一结构之网的约束,从而显示出对维权行为的重重阻碍。”[21]所以,农民就在这样的困局中遇到了网络社会中的微博,继而采取微博来维护权益和网络抗争。[22]

  

   同时,村民D的回应也证明了上述中我们谈到的采用微博举报的原因所在:

  

   一是如果仅仅本县城的办事处及村组小范围内,基层官员是官官相护,他们关起门来是一家人,老百姓根本说不过,讲不通他们,会上是一套,会后是一套,领导前一张脸,百姓前又是一张脸,所以,就尝试从网上公开透明举报;二是这件事情(土地问题——作者注)本来是一直是我父亲在老家上访,然而多年以来没有结果,那些官僚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一直搪塞和推诿。而我一直在广东S市务工,也没有办法亲身回麻城处理此事,就选择通过微博举报。

  

   村民L1[④]、L2和T的回答是“走投无路的决策”。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不透明的行政处理方式让其不相信,并怀疑官官相护,不能解决问题;二是人在外地,不方便在事情的发生地进行抗议和上访,从而选择微博这种工具进行举报。虽然后者是一种网络提供的便利性,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走投无路”,利益表达不通畅导致他们在线上进行举报。

  

   (二)举报的内容

  

   第一,土地问题和政府违反契约的问题。村民D告诉我们:

  

   我父亲一块有合法手续的宅基地,在修M市杜鹃大道拆迁过程中,被农村党员校长TCY与LT村干部HSJ及GL办事处一些干部,互相勾结,半夜抢占,殴打我父亲。在事件被举报过程中,发现基层的一些腐败分子,互相掩护。互作假证,甚至村干部开出假证明来欺骗上级,欺压百姓。从而来掩饰他们在基层腐败行为和腐败人员。一些倒卖农村宅基地的人员与农村干部,基层公务员形成利益集团。

  

   此外,L1谈到:

  

   1993年3月2日,经M市公证处公正,我与M市果园签订的果园承包合同面积30亩,承包期50年。1995年果园果园方不让我知道将我的承包地卖给了中国XX银行(抵押—作者注),M市用来抵顶欠款。2000年,我在果园土地上盖了一个保护哨所,这时XX银行不准我盖,他们说:“这地方他们买了。”我说:“我的合同未到期,我在先,你们在后。”辨了几句他们走了。

  

   从村民D和L1的表述或回答中我们看到,他们之所以在微博上举报是因为土地问题和违反合约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合法利益受到了侵害,所以他们采取了反抗,而不是隐忍。

  

   第二,工作问题和生存问题

  

   我叫LXF,今年76岁,现在孤单一个人生活,本该享受天伦之乐,但这些年为了叫冤,丈夫呕死(气死—作者注),儿子也被拖累致病夭折,三个女儿均已出嫁。我被政府当孤老收养在福利院,但是因为我的案件是惊世骇俗,我不是享福,而是我被限制人身自由,折磨我,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只要我死了,她们的罪行就可以烟消云散。……我原来是M市纱厂的一名正式职工,纱厂当年一段时间生产陷于低估,我过度性安排在乡农场,改革开放以后,纱厂红火了,收回老职工,当时乡政府就伙同人事主管人员,扣留我的恢复工作通知,让其亲属来顶我的工作岗位。我就成了农民,我后来才知道情况,就开始上访之路,由于当时在乡、县、地区、省各级讨不到说法,最终上访到了北京,终于在北京的国家信访局找到了结果(得到了解决——作者注),下拨了20万救济钱解决我后段的生活出路(生活开支——作者注),当时20万元钱也拨到了M市,市委书记签批到乡政府,但是官员们怕扯出萝卜带出泥,私自顶替我的工作黑幕曝光,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20万元钱拦截私分,一刀切断祸根。当M市劳动局告诉我20万已经下拨了,乡里还说已经落实到你的手上,还找什么呢?财政局有账可查,我受不了这个天大的冤枉,继续上访,H市纪委基本了解了头尾,干脆回答我说,你的事牵涉的人太多,时间长了,气候不适应,我们解决不了,把皮球踢到了M市(县级市),而M市纪委说他们力不从心,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我只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并且,农民的这些举报都是实名制,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当我们问:“你们是采取的实名举报还是匿名举报?为什么?”村民D的回答是:“我是采取实名举报,因为我的举张的证据全部是合法取得,并且是我们M市及LT村盖有公章的合法证据。我举报不是无理取闹,有凭有据。”L1的回答是“实名制,因为真金不怕火炼”。

  

   综上,他们选择“微博举报”这种“弱者的新武器”的原因主要是土地问题、政府不遵守契约、工作问题和生存问题等。当然,还可能有其它的原因。而他们选择微博举报又是因为村民D所说的“基层官员官官相护,层层包庇,不透明”、“推脱问题,不处理问题”,所以才微博举报。加上自己在外地不方便,所以才选择在异地用网络维权。[⑤]并且,我们从他们给我们的资料、调查问卷上的签字,都有他们的名字、住址和手印(并且这些材料也被发布在了微博社区中)[⑥],这足以说明了这些材料的可信度。

  

   总得来说:第一,作为博弈的一方,农民选择微博这种“弱者的新武器”进行抗争和维权是有其背后的道理的,尤其是“线下”的利益表达障碍会把他们逼到线上来表达。第二,线上可以直接“艾特”(@)“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微,似乎有一种“直达”的效果。(村民L2在表达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下文有论述。)第三,微博维权成功案例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加以效仿以网络抗争和维权。

  

   四、农民微博举报的困境

  

   (一)微博举报的效果欠佳

  

   微博维权,有其利处,也有其自身的困境。例如农民发布的帖子被关注的程度不够高就很难解决(除非有大V或者媒体跟进,或许有被关注的可能),因此导致举报的内容极其容易石沉大海,表达无效和抗争无力。如此,“空喊”就成了农民微博举报的一个特点。

  

   村民Z告诉我们:

  

   我的微博举报有担心无效,因为自从微博举报,我们GL办事处再也没有得过先进荣誉,上过报等,以前经常上H日报被报道,而我们办事处书记亲口跟我父亲说,我差点把他搞下来了,地级市纪委查了他一星期,没有查到可以定量违规违法行为。所以,这件事这么年以来,在M市委书记视察现场以后,GL办事处的书记仅出面开过一次会,我们GL办事处书记及主任再也不在我这件事上出面,而是把事情推给下级信访综合办,城建,司法所等部门。而办事处及市一些无关的干部私下说法是,大家心知肚明宅基地是你的,但谁来拍板拆TCY的半夜抢建,谁来为你担这个责?拆了TCY地基,她也是要告上天,而GL办事处和LT村是收了TCY的钱,谁来查?谁来负责?所以,这事只能拖,除非你后硬,有背景有大官。……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担心无效,又相信党中央,反腐不会半途而废,坚持就是胜利。

  

   (二)微博举报容易被删帖

  

   因为举报伤及一些人和地方政府的形象,所以删帖不仅成为了一门生意,更是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而做出的“营造和谐”的假象。中央早就明确表明不允许删帖,一再强调要重视网络举报,例如《中纪委网站开通接受网络举报》就谈到:“王岐山指出,建设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要重点办好反对‘四风’、惩治和预防腐败等栏目,架起与群众沟通的桥梁,要加强与群众交流互动,了解、收集社情民意,发挥好社会监督作用。”[23]但有的干部不愿意“沟通”,不顾百姓利益诉求,视网络监督如仇人,不倾听民意,还花钱找关系进行删帖。比如说一则报道就谈到:“举报官员的帖子是重点删除对象。犯罪嫌疑人李某介绍,‘表哥’杨达才在被查之前,网上涌现大量举报的帖子,不少同行都删过这些网帖。特别是‘十八大’后,出现过一股网络举报高潮,那时我们的生意非常红火,经常忙到凌晨。”[24]

  

   (三)微博举报会被权力报复

  

   村民D告诉我们:

  

   目前只收到过口头威胁,以前对GL办事处对我父亲态度恶劣,声音大,有推拉等行为,这几年因为举报,政府部门人员都认识我父亲,知道我父亲身上有录音机,言语有收敛。并且我举报的证据是以文件录音等事实,不是乱编乱造。目前我的举报还没有能力涉及到那些腐败人员核心利益,他们钱照赚,工资照拿。我娶了外地老婆,小孩户口挂在外地,工作在外地,这件事落实了,想把户口移了,不打算M市生活、工作,所以暂不担心权力报复。

  

   通过他们的回应,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在网络中举报的农民可谓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当然,他们想到了基层权力报复的问题,想到了如何利用策略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相信中央对于苍蝇的打击决心,他们在期盼。

  

同时,农民心里更为清楚的是,这样的坚持,未必有效果,他们也知道微博维权抵不过依靠权势或“后台”维权。例如,我们之前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个案例。在安徽,一位村妇把准备铺水泥的小路弄了一道车辙[⑦],结果该村村支书直接指派黑社会去找她赔200元钱,她没给,结果一天之内被打了三次。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该村妇在县里有个当官的亲戚,其电话打过去告状以后,该亲戚直接找到该村村支书,他和黑社会才善罢甘休。并且,村妇至始至终都没有报案,最后也没有找村干部赔偿。[25]试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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