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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儒学现代转型的“引桥”

——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再认识

更新时间:2018-09-10 17:58:55
作者: 郭萍  

  

   [摘要]儒学的现代转型根本是从传统儒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思想趋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即一方面它是前现代的帝制儒学,但另一方面,它自发地孕育了现代性的根本观念——个体观念,因此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一座“引桥”。按其逻辑推进,宋明儒学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深入地促动了儒学的现代转型:前段,周敦颐提出“立人极”为个体价值的确立做了最初的理论铺垫;中段,程朱理学以“格物穷理”高扬了个人的经验认知,在客观上启发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后段,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从理论上打开了个体价值消融天理权威的通道。当前,深入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基于现代生活批判地发展宋明儒学所孕育的个体观念,实现儒家主体性的自我超越。

  

   [关键词]儒学;现代转型;宋明儒学;时代性;个体观念

  

   近现代儒学理论的创建以及当代儒学的发展,其实已经表明儒学的现代转型并不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已经发生,并且仍在继续发生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儒学能否发生现代转型”已是一个不攻自破的伪问题。不过,人们对于儒学究竟何时、如何萌动了现代转型却往往含混不清,而这恰恰是解释儒学现代转型问题时首先要回答的内容。对此,我们必须要给出一个正面的、明确的解答。

  

   一、儒学现代转型问题的基本观点

  

   “现代性”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也不仅是有别于传统社会的一套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架构,(参见吉登斯,第49-56页。)而且是代表着一种有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思想观念——个体观念。之所以这样讲,乃在于现代社会各领域生活的展开都是建立在个体主体的基础上,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科技工业、商业资本等等无不如此;而且从近现代哲学的发展看,不论是理性主义,还是各种非理性主义(唯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其实质都是为个体主体的确立提供的一种根本依据。因此,不仅西方学者直接将个体主义视为现代性的本质原则,(E.Trueltsch,p21)就连现代新儒家也认为,“近代化国家建立之基石存于个体性之自觉与普遍性之透彻。无个体性之自觉,下而不能言权利(诸自由)与义务,上而不能言真实的普遍性。”(牟宗三,第367页)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现代性根本观念的个体(individual)并不同于通常所说的个人(person)。显然,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个人,任何时代也都不乏个人化的言行,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任何社会都具有个体观念,或认为任何时代都以个体为主体。也就是说,个人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体的确立。事实上,由个人转变为个体乃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事情。不过,应当承认的是,个体的确立必然是以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并且必然以个人自主性的张扬和充分发展为先行环节。唯有如此,前现代社会的个人才能逐步意识到,自身不仅仅是实现宗族、家族、国族等群体价值的手段,而且更是群体性存在的根本目的和整个社会的根本价值,这样个体的主体价值才可能被唤醒。由此可以说,个人自主性的发展总是与个体主体性的挺立密切关联。

  

   以个体观念的挺立为线索,反观儒学的历史,我们发现,现代新儒学、维新儒学、甚至明清启蒙儒学,这些儒学形态不论从“启蒙”、“维新”“现代”等称谓上,还是其思想观念上,都已经不同程度的体现出现代性的根本特质。例如,现代新儒学在形下学层面,力主发展现代民主与科学,培养个体性的公民人格,在形上学层面,通过借鉴近现代西方哲学重新阐释宋明儒学的本体观念,试图确立个体主体的本体地位;而在此之前的维新儒学也大力提倡民主、自由,并通过“新民”的主张积极推动个体觉醒。凡此种种都昭示着儒学自身已经发生了现代转型。

  

   当然,有不少人将之视为“西方冲击”的结果,但如此一来必然导出两种极端的立场,即要发展现代性就必须与儒学传统切断联系;或要保持儒学发展就必须以拒绝现代性为前提。现实中,前一种立场以“五四”时期“全盘西化”和“全盘反传统”为典型,其结果是导致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自宫”;后一种立场则体现为当前儒学复兴热潮中,儒家原教旨主义的盛行。其中的原因在于,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将“古今之变”混同为“中西之别”,而其混淆的后果就是直接宣判了现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断裂。

  

   其实,关于现代与传统的“断裂说”也盛行于西方学界,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的说法,即现代与传统社会的制度结构完全不同、乃至诸多价值观念发生了背离,社会结构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变革,据此他说现代与传统之间发生了“断裂”。但事实上,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断裂”,在人类社会每一次大转型时都存在,而这些具体社会内容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其思想传统的“断裂”。对此,早有西方学者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追溯,指出“现代世界的出现,不是一种与古代世界截然断裂式的文化——社会演化,它与古代的社会和思想保持着连续性。”(刘小枫,第67页)“古代文化仍是现代世界的实质基因之一,它通过晚期中世纪文化和文艺复兴而成为近代世界的形成因素”。(同上,第68页)

  

   这不只是西方,在中国从传统转型现代的过程中,同样体现着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只要我们进一步追溯这些富有现代性的儒学思想渊源就可以发现,它们或者与宋明儒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师承关系(如明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就是归宗心学,王夫之则是对张载气学的继承);或者是在思想进路上自觉保持着某种遥契(如现代新儒学所坚持的“返本开新”的理路就是为开出现代的民主科学而坚持“返本”到宋明儒学,其旨趣在于接着宋明儒学讲)。这都预示着宋明儒学与现代观念之间具有密切的思想关联,或者说宋明儒学已然孕育了某种现代性的观念。另外,还有文学、史学、民俗学等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也已证实,宋明时期的社会观念出现了现代转型的迹象,而这一切都必然会在当时的儒学理论中有所反映。因此,当代儒者黄玉顺直言:“宋明儒学当中必定已经存在着儒学的某种现代化版本,只不过被既有的‘宋明理学’研究遮蔽了,需要我们将其揭示出来。”(黄玉顺,第100页)这些线索促使我们推定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儒学的现代转型根本是从传统儒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思想趋向,而宋明儒学,不仅是传统儒学的一座理论高峰,而且也是儒学现代转型的一座思想“引桥”。

  

   二、儒学现代转型的“引桥”之喻

  

   如果说儒学的现代转型是一种思想的跨越,那么,这种跨越绝不会凭空发生,其势必需要通过一座思想的“桥梁”。进一步看,这座思想的桥梁不仅仅要由“正桥”构成(例如前文所提及的现代新儒学、维新儒学等就是“正桥”的一个阶段),而且还需要有一段导引传统儒学驶入正桥的“引桥”。

  

   所谓“引桥”(approach bridge),本义是一种连接码头与陆域的桥式建筑物(approach road of bridge),也即一种联接正桥和路堤的桥(road-approach-bridge section),相当于桥和路之间的“过渡”,其作用是为把路面逐渐抬高,或逐渐降低,使车辆能平缓地由路面驶入正桥,或由正桥平缓地着陆。对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引桥”意味着在传统儒学(路堤)与现代转型中的儒学(正桥)之间,尚有一段重要的思想过渡,它兼具“路”与“桥”的双重特质:一方面,它依然站在传统儒学的路堤上,并不没有形成现代转型的自觉;但另一方面,它又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偏离了传统儒学的路堤,不自觉地导引着传统儒学向正桥的方向行使,直至开始真正的跨越。

  

   在笔者看来,宋明儒学正是这样一座“引桥”。就其产生的渊源看,中国帝制社会发展到两宋时期,生活风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帝制统治日趋滞固,中央集权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兴起,坊间生活日趋平民化、世俗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悄然萌生。这种社会生活的两面性就本然地塑造着一种守成与开新的思想混合体——宋明儒学。

  

   就宋明儒学本身看,也明确印证了这一时代特质。一方面,从理论归旨和价值立场讲,宋明儒学是为了当时重振帝制纲常而进行的儒学理论建构,它使帝制纲纪在失去两汉意志之天的庇护之后,获得了以“天理”为核心的新的理论支撑。尽管宋明儒学内部不乏分歧,但不论理学还是心学,根本上都是以纲常伦理为先验至上的价值准则,所谓“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76页)在这个意义上,宋明儒学体现出明显的守成性,并且日趋滞固乃至成为杀人的礼教。但是就其思想路径和实际效用讲,宋明儒学却通过对个人自主性的重视孕育了个体观念。这是由于宋明儒学不再以灾异谴告或暴力强制作为“重振纲纪”的进路,而是通过加强每个人内心对纲常伦理的价值认同来实现。因此,宋明儒学提出对“天理”的体认和把握方式,要么是通过个人内在的直觉体验,要么是通过个人的经验认知,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个人通过道德自律,自主自觉地践行帝制纲常伦理,但这种方式在现实中却恰恰使个人的自主性得到了空前地肯认和高扬。尽管儒家历来也都注重个人的身体力行,但是以一套系统的理论对个人自主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提供论证却是宋明儒家的创建,也正是因此,宋明儒学实际有效地促动了个体主体的觉醒,逐步离析了儒学与帝制纲常的伴生关系,呈现出一种开新性。

  

   三、儒学现代转型之“引桥”的逻辑展开

  

   从其逻辑发展的脉络看,宋明儒学作为一座“引桥”,大可划分为三段:

  

   (一)前段:“立人极”—— 以人道彰显天道

  

   北宋初期,周敦颐提出的“立人极”思想虽然是基于“重振纲纪”的初衷,但从儒学现代转型的意义上看,却是传统儒学萌生现代转型的临界点,或者可以说,“立人极”已站在儒学现代转型之“引桥”的前端。

  

   我们知道,“立极”本来是一个房屋营造的术语,如《说文解字》:“极,栋也。”段玉裁注:“极者,谓屋至高之处。”在中国哲学中,“立极”作为一种隐喻而具有明确的哲学意义,最初是《洪范》以“建用皇极”代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最高价值,而自《易传》之后,“立极”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下面这段话: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传上》)

  

这是以营造房屋的隐喻描述了宇宙的生化过程及其逻辑结构,其中“极”或者“太极”象征着外在于人的,客观至上的自然天道,实际是一个宇宙本体观念。因此,在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立极”就是指宇宙本体的确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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