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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儒学现代转型的“引桥”

——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再认识

更新时间:2018-09-10 17:58:55
作者: 郭萍  

  

   而周敦颐却通过对“太极”本体的重新阐发,从宇宙生成的维度论证了人的至上价值,也即所谓“立人极”。他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周敦颐集》,第3页)

  

   这段话有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易道太极,而立三才之道、亦即三极;其中,圣人立人之道,就是立人极;圣人之立人极,也就是“代天立极”(或如朱子曰“继天立极”)。而人极,就是中正仁义,那么,彰显中正仁义也就是体现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所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传上》),由此论证了“立人极”具有必要性。其二,人先天具有彰显天道的能力,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据此说明“立人极”具有现实可能性。基于这两点,他将宇宙本体的“太极”转为心性本体的“人极”,完成了儒学从宇宙本体论到心性本体论的转变,其实质已把人自身确立为最高价值。

  

   当然,“立人极”只是在类存在的意义上凸显了人的价值,而并没有指向个体价值的确立,但其中周敦颐将个人的“主静”修养作为“人极”挺立与否根本途径,却意味着个人并不是执行天意的被动性存在,而是具有一定价值担当的自主性存在。其实,“立”字(甲骨文写作)的字形本身就示意着一个人挺立于大地上,但在周敦颐之前,特别是在汉儒那里,“立极”乃是突出宇宙天道的至上性,人只能匍匐其下并没有自身价值,更无个人自主性可言。而周敦颐以“立人极”从本体论的层面复显了孔孟等原始儒家具有的个人自主精神,并发展出一套学理的论证,这就使个人自主性首次获得了一种哲学理论的表达。

  

   从此后的儒学发展看,“立人极”的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如明儒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罗汝芳,第30-31页)又如明清之际大儒王船山说:“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船山全书》第1册,第883页)“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同上,第850页)等等。同时,在“立人极”的启发下,宋明儒家越来越注重通过自觉提升个人的心性修养来彰显最高价值,并由此发展出系统的工夫论为个人自主性提供了全面的理论论证和具体的践行方法(如格物穷理、致良知等)。在这个意义上,“立人极”的提出实际已经为个体主体观念的发展做了最初的理论铺垫。

  

   (二)中段:“格物穷理”—— 以个人认知证成天理

  

   程朱理学基于“立人极”即“代天立极”的逻辑进一步推进,通过精致的理学论证实现了以人道关照天道,也即以人伦之应然作为万物之必然的根据。当然,人伦之应然,也即天理,其实质内容不外乎帝制纲常,这本身非但没有开启个体主体价值的意味,反而更压制了个人的自主性。然而,程朱理学对天理的证成方式却又客观地张扬了个人的自主性。

  

   这是由于程朱理学认为,自然宇宙的万事万物皆是符合天理的存在,而天理必然在自然万物万事中得到经验的实证才能令人信服。因此,他们主张通过一套经验的、实证的方法在现实中证成天理,所谓“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集》,第188页)“致知在格物”(《大学》)。为此,程颐就提出要“格物穷理”,所谓“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穷其理,然后足以致知。”(《二程集》,第135页)朱熹对这一方法尤为看重,在他看来,“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只是空想像。”(《朱子语类》卷117,第2828页)为此,他还专作“格物补传”进行深入阐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这番解释无非是强调个人必须通过认知万事万物(格物),才能逐步穷尽万物之理(穷理),最终达到对先验天理的认知、体悟(致知)。那么,经验实证性的个人认知也就是把握体认天理的最为主要,甚至唯一的途径。理学对经验认知的重视可以说是继承发挥了荀子开启的儒家理智主义传统。我们知道,荀子不仅提出“心有征知”,而且特别注重发挥人的认知能力。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

  

   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如韦政通所说,荀子“以‘知’规定人之‘性’,即无异以‘知’规定人之‘心’,此性乃智性之性,与性恶之性有异,有智性而见之心,即认知心,此属能知,有能知,必有所知,盖认知心的表现”。(韦政通,第141页)而这种认知心被程朱理学继承过来,就成了证成天理纲常的有效方法。

  

   此举一如西方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纳借鉴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的理性方法,来证明上帝的现实存在。[①]历史上,这使得经院哲学达到了空前的繁盛,但也就此埋下了瓦解神学的“特洛伊木马”。要知道,阿奎纳的“五路”理性论证恰恰张扬了个人理性认知的价值,与此同时也相应削弱了上帝存在的宗教性和至上性,因此,反而成了驱魅启蒙的助力。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托马斯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使经院哲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对于经院哲学来说却无异于饮鸩止渴。威尔·杜兰曾把亚里士多德哲学比做希腊人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就此而论,正是托马斯把这匹木马拖进了经院哲学。(张志伟,第163页)

  

   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正是以理性在不断的消化上帝的过程,直到康德将上帝作为理性的三大公设之一彻底将神学消化到理性哲学之中,而这一切正是神学自身所孕育出的一种思想趋向。

  

   反观理学家以“格物穷理”证成天理,实际上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一来,当他们将“天理”作为一个依靠个人经验认知来把握的客观实体时,实际已经充分肯定了个人的认知能力具有重要价值;二来,他们对“格物穷理”的重视和强调,直接促进个人在“格物”实践中越来越充分的发展了自身的认知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格物穷理”不但不会使人无条件的信服天理,反而会客观地激发个人对天理纲常的理性反思,而这种反思终将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祛除天理之昧,启发个体主体意识觉醒的作用。

  

   (三)后段:“心即理”——以个人良知消融天理

  

   不过,以“格物穷理”证成天理,也使得“理”与“心”,“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相互支离,其中“天理”作为一个高悬在外的客观权威,必须遵照明确固定的解释,而个人并没有自主诠释天理的空间。对此,陆王心学就针对程朱的支离之学提出“心即理”,由此将“天理”统合于“心”,为个人直接解释天理释放出了开阔的可能空间,并在理论上打开了个体价值消融天理权威的通道。其中,先有陆九渊从思想主张上强调:“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集》,第149页)“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同上,第444页),后有阳明心学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为天理内在于人心的必然性提供了深入的理论阐释。例如: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阳明全集》,第124页)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同上,第15页)

  

   知是心之体,心自然会知的。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同上,第6页)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同上,第72页)

  

   在这里,“良知”既是人之本体,也是宇宙的本体,这就表明良知本身就包括了天理,而不必在良知之外另寻一个天理。因此,阳明强调“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准则。”(同上,第92页)只要“落落实实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同上,第92页)也就是说,人人只要“致良知”便能把握天理。这意味着“天理”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实体,而只是内在于个人的良知,如此一来,“天理”便渐渐由实转虚,成为一种个人性的、观念性的存在。

  

   心学派将“天理”内在化、观念化的思想趋向与西方的唯名论可谓异曲同工。事实上,宋明儒学内部的心学与理学之争正类似于西方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以托马斯·阿奎纳为代表)之争。而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否认上帝是一个外在客观的实体,而是视之为一个共相的观念性存在。现实地看,这一思想直接推动了西方的宗教改革,并与其现代启蒙相贯通。要知道,领导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不仅自称是唯名论奥卡姆派的学者,而且其神学理论也是源于唯名论的启发。路德的核心理念“因信称义”,就是强调上帝存在于个人内心,主张唯以自身良知理解上帝方能得到恩典,由此给予了个人直接与上帝沟通的自主性,使其从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就启发了个体对自身主体价值的发现,从而导向了现代启蒙。

  

同样,心学派也体现出相似的思想效用,尤其是阳明心学,可以说是直接接通了现代启蒙的暗道,尽管阳明所指的“良知”实质内容与“天理”无二,但“天理”内化为“良知”却意味着对“天理”的理解可以因人而异,由此个人实际获得了诠释天理的自主权,这也就让个人与最高价值的直接沟通、甚至合而为一成为可能。另外,阳明心学还强调,在圣愚之间,“良知”只是斤两的不同,并没有成色的差异,因而,不论圣愚,只要依靠自身良知行事都可以直通天理,这种平民化的思想导向在更普遍的意义上鼓动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所以,早有学者将王阳明誉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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