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小鲁:国企改革与混合经济

更新时间:2018-09-07 19:34:15
作者: 王小鲁 (进入专栏)  

   另外在企业管理方面,国有企业可能现在还面临很多和非国有企业不同的条件。比如说,民营企业老板是私人,那么企业的管理者要向老板负责,表现在企业要盈利。但是对国有企业来讲,国企的老板是政府,企业管理人员要向政府负责,而政府关心的事情常常不在盈利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可能是由多重因素组成的,常常不是简单地考核企业的效率、企业的盈利。有时候政府对企业业绩的评价,取决于企业负责人和政府主管官员的关系。

   在企业经营者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很大的不同。民营企业管理者,如果不能很好地管理企业,可以换人来管理,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老板的目标很单一。而国有企业,在激励机制方面,可能也是多元的,因为实际上它的头上还有不同的老板,而不同的老板有不同的要求。央企可能就不只一个老板,国资委管国有资金,财政部管拨款,发改委管项目批准,还有中央组织部管人事任命。国有企业虽然是企业,但是拿管理者当官员看待,而不是当企业家看待。某人今天是企业董事长,明天可能就调走了,到某个部、某个省去任职了。这些企业管理者到底是官员,还是企业家,从人事制度来看,仍然是一个问题。

   一个国有企业管理者,他自己也不一定认为自己是企业家,而是把自己看作官员。这能像民营企业家那样,把一个企业经营好吗?对民营企业家来说,经营一个企业是一辈子的事业,而对于一个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来说,他可能就在这里干两年,然后又被调到别的地方当官去了,这个企业会是他一辈子的事业吗?这种种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是影响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经营效率的因素。

   现在国有企业面临的这种状况,需要不需要改革?在我看来,没有疑问,需要改革。但是怎么改?这里有几个前提,是要讨论的。

   第一个前提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到底应该怎么定位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干什么的?它承担什么责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平等的竞争者,还是说国有企业负有特殊使命、特殊身份,不同于民营企业?有人说,国有企业是亲儿子,民营企业是干儿子,身份不一样。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有它的理由?

   第二个前提,不同领域国有企业应该是负有不同的使命的,比如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使命应该是不一样的。因此必须要明确前提,限定目标,不同领域的国企要承担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经营目标,应该分类指导。包括这些不同领域的企业怎么改革,也需要分类指导。

   第三个前提,既然国有企业的老板是政府,而且国有企业面临的很多问题是由目前的政府管理造成的,因此,不仅国有企业要改革,政府也要改革。政府如果不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能不能向前推进?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因为一个企业老板不改变它的行为方式,企业也无法改变它的行为方式,恐怕这仍然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接下来,就不同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讲一点我的想法。首先,不同领域要分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

   在竞争性领域,我认为国企要效率优先,国企的责任就是要有效地利用资源,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必须效率优先。如果是一个效率低下、长期亏损的企业,就没有完成国有企业应承担的责任。要想让国有企业效率优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软约束、吃偏饭、过度保护、过度干预、多头管理的问题。软约束、吃偏饭、过度保护,可能使企业满足于低效率,不思进取。而过度干预和多头管理,就常常使得企业无所适从。有的时候他想把事情做好,但是牵扯太多,被各种条条框框捆住了手脚,所以办不到。因此,我们一直在说,国有企业的管理应该从管企业转到管资本。但是实现了没有?如果管资本,那么就不要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给国有企业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和民营企业一样平等地参与竞争,主要职责就是要提高效率,对资本的保值增值负责。我想这是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应承担的责任。

   在竞争性领域,常常还听到关于所有制的一些讨论。90年代初,邓小平到南方视察的时候时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为什么不要纠缠?我们要看实际效果,要看什么事情对老百姓有利、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利,而不是死守意识形态教条。如果永远在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上纠缠不休的话,我们的改革是没有办法推进的,效率也是没有办法提高的。因此,邓小平当时提出“不要纠缠姓资姓社”,我认为是非常切中时弊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有很多人在不断的纠缠姓资姓社,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间,有些地方就说,混改必须以国有企业为主,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必须是老大,民营资本只能参与,要由国资来控股。这种原则我不知道是哪一条政策规定的,但是它背后的指导思想可能就是姓资还是姓社。就是说,国有企业代表社会主义,民营企业代表资本主义,因此改革要以国企为中心。这是改革以前陈腐意识形态观念的延续,是思想的倒退。

   既然是竞争性领域,以所有制划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单独强调在这个领域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因为要说做大做强,是不是只有国有企业需要做大做强?是不是民营企业就不需要做大做强?刚才我说了,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但那个时候我们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非常缓慢的。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搞了29年,我们仍然是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只有200美元,是世界上少数最穷的国家之一。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算起,二十多年都没有解决效率问题,也没有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是改革以后靠市场调节解决了。在市场调节的过程中间,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顶起了大半边天,这是民营企业做出的贡献。如果我们今天再回头去拿所有制划线,说只有国有企业才代表社会主义,民营企业不算,这会把改革的方向引到什么地方去?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如果说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同样有理由要做大做强,而且谁更有效率,谁就更应该做大做强。既然是竞争性领域,那必然是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在市场上,基本的原则就是优胜劣汰。既然这样,政策应该实现一视同仁、效率优先、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在竞争性领域里,低效率的企业,要么退出,要么重组,不应该受到保护。长期保护的结果,就是保护了僵尸企业,就是保护了低效率。

   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我们在资源配置、价格管理、绩效考核、薪酬制度、人事任免等方面,都应该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过去,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在薪酬方面,也出现过不同的偏向。有一个时期,国有企业高管可以给自己发很高的工资,有时候企业亏损了,照样可以拿高工资,甚至比民营企业高管还高,那个时候政府似乎没有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而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国有企业高管常常不能享受和民营企业同样的薪酬待遇。国企高管经营同样规模、同等条件的企业,但是薪酬待遇明显低于市场,低于民营企业。这在激励机制方面,给国有企业设置了一个天然的障碍。管理者缺乏激励,怎么能管好这个企业?因此,我想政府对企业管理,在减少干预、强化监督的同时,还要强化激励,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现在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党和企业是什么关系?我们讲党领导企业,体现在什么地方?是说党管大政方针,还是党要管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如果是后者,我们还是市场经济吗?党组织起的作用,是监督企业合法合规经营,还是代替企业的董事会或管理层去插手管理,或者干预企业的管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我们在80年代改革初期面临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可能以某种形式又回来了。当时是党和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没有摆正,没有划清楚界限,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党组织和企业的关系的问题。有的企业董事会做决策之前,要先由党委开会讨论作出决定,董事会才能按照党委的意图来做决策。这是不是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发生冲突?现代企业的管理能够和这样一种决策过程并行吗?

   国有企业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但目的究竟是要把民营资本引进来,加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扩大其资金来源,还是为了提高效率?如果是企业兼并,应该是高效率企业兼并低效率企业,还是相反,低效企业兼并高效企业?我想国有企业改革或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条件,以谁为主,把谁做大,而是为了提高效率,怎么样有利于提高效率,就应该怎么改。因此在我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应该遵循市场原则,鼓励竞争,效率优先,不应该设置以谁为主的先决条件,不应该把做大国企作为改革的目标。

   在竞争性领域,还涉及到国企在国际竞争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在我看来,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应该保持一个普通的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如果我们给国有企业贴上“国家政策执行者”这个特殊的标签,必然招致国际政商各界的警惕、防范和打压。我们现在在很多事情上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国有企业在国外受到严格的限制。导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也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自己的原因?我们能不能从指导思想上,把国有企业放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里面考虑,把它看成一个普通的市场参与者,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特殊的国家政策执行者?否则的话,就会严重束缚国企的手脚,会适得其反,会压缩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空间。

   另外关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我简单说一点想法。我们作为一个混合经济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有分工、有竞争、有合作、有互补。在竞争性领域,当然应该效率优先,而在另外一些领域,比如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产品具有外部性的部门,天然垄断性部门,军工部门,及基础科研、重大项目攻关等方面,国有企业应该承担重要或者主要责任。因为这些领域的特殊性,有可能民营企业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不能完成公益性目标,或者在天然垄断性领域,为了防止私人垄断对公众利益的侵害,我们需要国有企业承担更大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由国有企业承担责任,就能够天然地符合公众利益。

   特别是在天然垄断性领域,国有垄断也有可能损害公众利益。在这些领域同样需要通过改革,解决一系列的制度问题,解决效率问题和对企业合理监督的问题,也包括引进社会公众的监督。因为在天然垄断领域、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领域,如果没有监督,企业可能滥用自己的特权。如果只有政府的监督,没有社会公众的监督,可能还是很难做到使公众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另外,也同样存在要减少行政性干预的问题。在这些特殊领域里,政府要管国有企业,但不是要事事干预。比如像医疗、教育,政府如果像管政府机关那样管学校、管医院,是不是能够管得好?是不是有利于这些机构发挥最大的效率?我想,在这些领域同样需要防止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要特别发挥专家的作用,加强专业化的管理,同样也要加强社会监督。

   凡是可能的情况下,这些领域也应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民营经济的参与和引进竞争来提高效率。有些领域,比如说医疗,如果只有公立医院,没有民营医院,教育领域如果只有公立学校,没有私立学校,这些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常常会出现的低效率问题,可能难以解决。而在引进民营经济参与这些领域竞争的情况下,有利于国营部门提高效率。

当然,引进民间资本也应该遵循程序规范、公开透明、平等进入这样一些原则,避免寻租行为、幕后交易和暗箱操作。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比如通过税制改革,减少垄断利润。比如在资源性领域,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在一些垄断性行业,是不是有必要引进比如垄断利润调节税这样一些先行的改革?通过这些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193.html
文章来源:SDRF-EADR通讯第14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