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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继承人:中选者的选择

更新时间:2018-09-07 10:50:42
作者: 布迪厄  
谈论那些他们也说不上来的东西,谈论过去人们所酷爱的间接肯定法,谈论爱好方面那些无限大和无限小的差异。反复讲传统教育排除了所教全部内容的真实性,就是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不同阶层大学生不真实的感觉十分不同。

   相信如果使每个有必需“天资”的人具备了相同的经济条件就为每个人提供了接受最高教育和接触最高文化的相同机会,这只能说对障碍的分析还停留在半途当中,尚不晓得与“天资”相比(只要能把学校中的不平等归咎于其他原因,天资的存在就成了问题),按学校标准衡量的能力,更依赖于一个阶级的文化习惯与教育制度的要求或定义教育成功的标准之间的关系。所谓的文化教育,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从事“高贵”学业(国立行政学校、综合技术学校或文学教师会考)的机会。学生在选定这一方向后,就应该掌握一整套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从来不会与社会价值观完全脱节,而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却往往与学生出身阶级的价值观截然相反。对农民、一般雇员和小商人的子弟来讲,掌握学校文化就是文化移入。

   如果说当事人很少把学习当作放弃与背离,那是因为他们应当掌握的知识被全社会高度赞赏,掌握它们就意味着进入了精英的圈子。因此,应当区分两件事情:学校传播的文化不难掌握(阶级出身越高,越觉得容易),中产阶级掌握这一文化的愿望最强烈。尽管下层阶级通过学校得以迁升的愿望并不亚于中产阶级,但在实现它的客观条件微乎其微的时候,这一愿望就只能是虚幻和抽象的了。工人可以对2%的工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统计全然不知,他们的行为似乎受到了对客观可能的经验性估计的客观调节,这种客观可能对本属类的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所以,正是小资产阶级这个过渡性阶级,最强烈地认可学校的价值,因为学校把社会成功的价值和文化魅力的价值混在一起,预示着能满足他的全部期望。中产阶级的成员与下层阶级的人有所不同(并且是有意有所不同)。他们对精英文化虽然也只是从远处有所了解,但他们认为此种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证明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良好愿望——接触文化的明显意图。因此,从掌握文化的难易程度和愿望这两重意义上讲,工农出身的大学生处于最不利的地位:直到最近一个时期,他们甚至还不能在家庭环境中找到吸引他们努力求学的因素。而正是这样的因素,使中产阶级通过对占有的渴望弥补了原来不占有这一不足。为了使一个儿子进入国立中学,并在以后一帆风顺,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成功(和教师的频频告诫)。

   重复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因为某些人的成功往往使人忘记,是一些特殊能力和他们家庭环境的某些特殊性使他们克服了文化方面的不利因素。一些人认为,进入高等教育是一连串不中断的奇迹和努力的结果。按照极不平等的严格程度选择出来的人面前的相对平等,可以掩盖作为它的基础的不平等。

   出身于中产阶级和文化教养高的阶级的大学生接触文化的方式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他们的校内学习能不能取得同样大的成功?不能排除有的教师把“优秀的”或“天才的”学生与“认真的”学生对立起来,在很多情况下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学生出生时就注定了的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判断。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素来努力学习,并且在工作中发挥他们所处环境推崇的职业美德(如崇拜严格而艰难地完成了的工作)。很多教师在评价这些学生时,也有意识地使用对文化精英使用的标准,当这些学生进入“权威”行列而从属于“精英”时尤其如此。文化和脑力劳动的贵族形象与人们对文化的共同认识是如此地接近,致使它甚至影响到对精英理论最深信不疑的人,阻止他们在表面的平等之外再要求更多的东西。

   通过改变标记实现的价值观的颠倒,把认真变成了认真精神,把对劳动的崇尚变成了穷苦劳动者的斤斤计较和艰苦努力,并想以此来弥补天资的不足。从以“精英”的价值体系判断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的时候起,这一变化就开始了。就是说,按有教养、出身高的人的浅薄涉猎来衡量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而这些人毫不费力地就掌握了知识,他们的现状和前途有保证,可以悠闲地追求风雅,敢于卖弄技巧。可是,精英文化与学校文化是如此地接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农民或工人的子弟更甚)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握教给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子弟的那些东西,如风格、兴趣、才智等。这些技能和礼仪是一个阶级所固有的,因为它们就是这个阶级的文化。对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它同时包含着便当和便当的诱惑。

   如果说,社会方面的有利与不利因素都对学习过程产生着巨大影响,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整个文化生活都产生着巨大影响,那是因为这些因素总是逐步积累的,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家庭其他成员拥有类似地位影响很大。又如,社会地位与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上中学不无联系,因为这明显地关系到知识和艺术实践方面的不同水平。这只是地理因素影响的一种最不明显的表现,该因素首先决定了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很不平等:各省11-17岁年龄组的入学率由不足20%到60%以上,19-24岁年龄组的入学率由不足2%到10%。这些差异既源于农业人口的比例,也与居住的分散程度有关。事实上,地理因素和文化不平等的社会因素从来就不能分开。因为人们看到,社会地位越高,生活在接受教育和文化的可能性更大的大城市的机会就越多。于是,在艺术知识方面就形成了两个极端的团体:一个由高级职员的子孙组成,他们在巴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另一个由农民的子孙组成,他们在人口不足5万的小城市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正是这样,不被人知道或承认的产生差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大学生阶层中发挥着作用,只不过是没有通过属于一种机械决定论的那些途径。比如,不应当相信文化遗产会自动地、同样地对所有接受它的人都有利。事实上,人们至少发现了两种处理与特权关系的方式和特权的两种作用。继承本身包含着侵吞的危险,在继承文化时,也就是说在掌握知识的方式对掌握的内容起建设性作用时,更是如此。有惩罚的游戏带有表面的消遣性。如果继承在这里面进行,那它在各层次的教育中不会产生相同的效果,不像被迫进行的更稳妥投资为下层阶级出身的人所保险的那样。相反,如果使用合理,文化继承将有利于学习的成功,而不受学校规定的较为狭隘的利益所限。从属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阶层并了解智力或科学方面的真正等级,可以相对少受些教育的影响。后者正在以十分专制和权威的方式制约着别个。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容易地证明,如果说出身低下的人被社会命运压垮的机会更多,也可以说他们作为例外,又能在极端不利中找到克服不利的动力:如果这能使他们摆脱和别人同样的命运,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子弟中进入高等学校的人,是不是可以同样强烈和普遍地表现出于连(小说《红与黑》中主人公——译者)式的力量和拉斯蒂纳(巴尔扎克数篇小说中的人物)式的野心?

   应当更具体地研究决定这些人的特殊前途的原因。但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可以在家庭环境的特殊性中找到这些原因。既然正如前面看到的那样,一个高级职员的儿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客观机会是一个工人儿子的40倍,人们就指望在调查中发现,工人家庭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人数与高级职员家庭相比,也大致如此。可是人们发现,在一组医科大学生中,就其大家庭而言,高级职员出身的大学生家庭中曾经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人数只是下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家庭中的1-4倍。这样,至少在这一方面,出身低微的大学生与其所属阶级的其他人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别。家庭里的一个成员曾经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证明这个家庭具有特殊的文化气氛,至少是主观上具有更强烈的上大学的愿望。人们可以这样假设,正是因为对自己的不利地位不够了解(建立在对其入学机会的直观统计的基础之上),使这些人摆脱了本属类面临的实际不利之一,即顽固地反对把“不可能的”学业继续下去。当然,这还需要证明。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出身低的大学生来自处于最不利地位阶级的最有利的那一部分,低出身学生的比例才在上述边缘人物被挖掘殆尽后趋于稳定。比如,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上升,工人子弟中接受中等教育者的比例现在徘徊在15%左右。

   如果说,居住在巴黎或属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阶级这些诸多不同的特权,几乎总是关联到对学校和文化的态度,那是因为这些特权实际上连在一起,使人们赞同某些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的根源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特权本身。文化继承性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致使人们不需要排除别个就能独自占有。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被排斥掉的,似乎只是那些自我排斥的人。人与他们的境遇及决定这一境遇的社会因素的关系,是他们的境遇及其所需条件的完整定义的一部分。不需被人明确地认识,这些社会因素就可使人根据它们来自我决定,也就是根据本社会属类的客观前途来自我决定。如果推而广之,甚至可以说,这些社会决定因素的效果越不为人所知,它们的决定作用就越无情。

   所以,除去把教育面前的所有不平等归咎于经济不平等或政治意图,从而向这一制度开战之外,没有为教育制度服务的更好方式。事实上,教育制度可以通过其自身逻辑的作用使特权永久化。换言之,就是它可以为特权服务,而不需特权人物主动利用。此后,不管是对高等教育整体还是对它的一个方面而言,企图使教育制度的一个方面得以独立的要求,客观上服务于这一制度及其所效力的全部对象。因为,只需让这些因素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发挥作用,就可以保证社会特权永久化。当奖学金或助学金制度表面上使出身于各个社会阶级的人在教育面前处于平等地位的时候,淘汰中下层阶级儿童的机制就会发挥同样的作用(只是较为隐蔽)。这时候,人们可以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把不同社会阶层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中所占比例的不平等归结为天资不同或愿望不同。

   总之,不平等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巨大,它可以使教育制度在经济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表面的机会均等实现得越好,学校就越可以使所有的合法外衣服务于特权的合法化。

   *本文节选自布迪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第一章“中选者的选择”,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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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会社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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