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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康德感性任意意志观的悖论解析

更新时间:2018-09-06 17:11:22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要] 康德从理性主义的规范性立场出发穿越了是与应当的界限,凭借认知维度上的感性与理性之分,将欲求维度上的自由意志切割为二,然后又依据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遮蔽了感性任意意志只能趋善避恶的内在逻辑,将其说成是可善可恶的随机偶然,并且把人们对于自己行为所承担的自主责任也仅仅归咎于理知品格而不是自由意志,结果不但造成了混淆概念、自相矛盾、跳跃式推理等逻辑上的混乱错谬,而且也严重扭曲了日常任意行为的本来面目。

  

   众所周知,康德不仅将“自由”概念视为他的哲学大厦中联结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拱顶石”,而且还把广义上的“自由意志”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层面——感性主导的“任意意志”与全然理性的“良善意志”,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笔者在一些文章里提出的有关事实与价值、自由与必然之间关系的见解[1][2][3],主要针对康德有关感性任意意志的看法进行一些分析,着重揭示他由于混淆了是与应当的不同维度、恪守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等缘故,在这方面造成的种种逻辑上的混乱错谬和理论上的扭曲悖论。

  

   一、被认知标准切割的意志欲求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先验意义上的自由”定义为“自行开始一个状态的能力”后,康德指出:“实践意义上的自由就是意志(任意)对于来自感性冲动的强制的独立性。……人的意志虽然是一种感性的任意,但不是动物性的,而是自由的,因为感性并不使它的行为成为必然的,相反人具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制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能力。”[4](PP433-434) 而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则谈到了某种“由于意愿而善”“无条件善”的“良善意志”,认为纯粹理性的真正使命就是产生这种“在其自身就是良善的意志”,其中不掺杂有任何感性的需要、爱好或满足[5](PP8-12)。从这些论述看,康德明显是诉诸感性与理性的标准,把广义上的自由意志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层面。

  

   康德这种区分的哲理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命题“感性欲望的对象只是表面善,理性意愿的对象才是真实善”那里[6](P247)。事实上,历史上的不少西方哲学家曾经依据这一命题宣称:只有理性主导下的意愿欲求才是人特有的“意志”,感性统辖下的意愿欲求则是人和其他动物共有的“欲望”——正是针对这类偏激之见,霍布斯颇有说服力地反驳道:“经院学派通常把意志界定成理性的欲望,但这个定义不好,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违反理性的自愿行为了。”[7](PP43-44)应当承认,康德并没有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剑走偏锋,而是主张人的感性任意意志并非全然动物性的,理性甚至还能够对它发挥调节性的作用。不过,尽管如此,他在沿袭西方主流哲学的认知理性精神做出上述区分的时候,依然穿越了他自己也承认的“是(事实)”与“应当(价值)”之间的严格界限,从而导致了一些自相矛盾和理论扭曲。

  

   问题在于,康德在谈到人类心理的三分结构时,曾明确把“认知的机能、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欲求的机能”区分开来,特别强调这三者“不能再从某个共同的根据那里推出来”[8](P11)。更重要的是,他还把这种区分和休谟针对是与应当提出的质疑结合起来,一方面主张“认知”的机能是帮助人们把握事实性的存在之是,处理“我能知道什么”的问题,宣称“知性在自然中只能认知那些现在、过去、或将来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主张“欲求”即“意志”的机能是推动人们从事价值性的应当行为,处理“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宣称“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都是实践的”[4](PP271、442、608-612),由此清晰地指认了位于实然性维度上的“认知”“必然”“理性”与位于应然性维度上的“意志(欲求)”“自由”“实践”之间没法还原到某个共同根据那里的深度差异。但不幸的是,康德在区分任意意志和良善意志的时候,却背离了自己的这些洞见,不是诉诸意志欲求自身蕴含的内在因素,而是诉诸位于认知性维度上、因此对于意志欲求来说明显是外在的感性与理性标准,结果在出发点上就步入了歧途。

  

   本来,在西方哲学的语境里,“理性”首先是指人们凭借逻辑推理展开思维活动的认知能力,并且因此与广义上的“感性”(包括非认知性的欲求情感和狭义上认知性的感觉知觉等)截然有别。[9](P239)康德虽然采用的是“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法,却也明确指出了“理性”与“知性”是同一种逻辑思维的认知能力。[4](PP261-269)从这里看,当他主张在感性主导的任意意志之外,另外还存在着某种纯粹理性的良善意志的时候,已经遮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的“想要—意志(will)”由于最终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失”以及随之产生的相关“需要”,属于“欲求”或“欲望”的范畴(这也是“意志”本身就具有让自己“从心所欲”地得以达成的“自由”特征的直接原因),并且其实现还能让人们获得“心满意足(志得意满)”的情感体验,所以根本不可能像康德宣称的那样是全然理性的。换言之,在“理性”是指逻辑思维的认知能力的前提下,任何“意志”都不可能只是“理性”的,却不包含“感性”的因素;毋宁说,它们无一例外地统统具有非认知维度上的“感性”特征。

  

   不错,人们的许多意志欲求在付诸实施的时候,都会受到理性认知的指导;然而,这一点却不足以根本改变它们与那些没有受到这种指导的意志欲求共同具有的感性本质,更不足以让我们把意志欲求还原到理性认知的“根据”那里。[10]举例来说,不但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的良善意志无法离开“人是目的”的感性质料内容以及“不坑害人”的道德情感孤立存在,就连“求知欲(好奇心)”这种指向了理性认知本身的自由意志,说穿了也是某种“随意任性”的感性欲求,不然的话人们就不会在它的驱动下追求真理知识,并且在达成目的后享受到愉悦快乐的自由体验了。就此而言,“感性任意”应该说是任何自由意志(包括那些处于理性认知指导之下的自由意志)在实然性维度上都会具有的基本属性,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含感性内容、只是纯粹理性的自由意志。

  

   综上所述,康德凭借认知维度上的感性与理性之分,将欲求维度上的自由意志强行切割为二,不仅穿越了是与应当之间的严格界限,而且也将认知与欲求随意混为一谈了,以致与他有关三种心理机能之间没有“共同根据”的见解自相矛盾,最终扭曲了所有意志欲求都内在具有非认知维度上的感性特征的事实真相,因而可以说从一开始就走在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二、感性任意意志的可善可恶

  

   像康德这样的顶级思想大师,自然不会平白无故地忽视显而易见的简单事实,穿越他也承认的是与应当的界限,不惜让自己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而仅仅是为了凭借认知性的标准遮蔽欲求性意志的本来面目。毋宁说,他之所以诉诸这种方式把自由意志切割为二,是试图进一步达成将感性任意意志与理性良善意志对立起来、贬抑前者而推崇后者的规范性目的。这种理性主义的意图清晰地表现在他的一句话里:“理性在有关它自身尊严的意识中,蔑视所有那些来自经验领域的动机,并且逐渐成为它们的主宰。”[5](P28)不错,鉴于康德努力彰显其崇高尊贵的理性良善意志包含着“人是目的”的伦理内容,从同情理解的角度看,他这样做的动机是无可指责的。但问题在于,这种规范性的价值诉求却诱导着康德在扭曲事实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结果反倒削弱了他在确立尊重每个人正当权益的理念方面做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毕竟,为了证成某种应然性的价值诉求而背离实然性的事实真相,只会抽空这种价值诉求的立足根基。

  

   事实上,紧接着上面那句彰显理性尊严的话,康德便指出:“某种将情感和爱好的刺激与理性概念混杂起来的道德学说,势必会使心意摇摆在那些全无原则可言的动机之间,只是偶然地趋于善,却常常会趋于恶。”[5](P28)正是这种将感性任意意志解释成随机偶然地既可能趋善、也可能趋恶的说法,不仅再次让康德陷入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同时也更严重地扭曲了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

  

   问题首先在于,康德在他最终接受了的自由与必然二律背反的正题里,曾明确肯定“除了遵循自然规律的因果性之外,还有必要假定存在着另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至于他强调的基于理性良善意志的“绝对命令”,也可以说就是他指认的人们在“自由王国”里必须恪守的必然法则,所谓“应当表达了某种必然性,某种在自然的其他地方无从发现的各种理据的连结。”[4](PP374、442)然而,在上述命题中他却转而断言感性任意意志充满了既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的随机偶然,有一次则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宣布:“实践自由的前提在于,某种东西虽然没有发生却应当发生,因而其原因在现象领域是不确定的,以致我们的任意也不包含因果性。”[4](P434)结果,这类前后不一的自相矛盾很容易就让人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他究竟想说些什么:感性任意意志不也是一种自由意志吗?那它到底包不包含自己的因果性或必然性呢?毋庸讳言,康德哲学的晦涩难懂至少可以部分地归咎于诸如此类的逻辑矛盾。

  

   问题其次在于,用康德也用过的术语说,“自由意志只会趋善、不会趋恶”的命题其实是“分析性”的,因为任何人在实现自己“随意任性”的意愿诉求时,无论是否受到了理性认知的指导,都一定是想要得到自己认为是值得意欲的好东西,避免自己认为是讨厌反感的坏东西,根本不可能违背这条可以说是同义反复的人性逻辑,碰上了可欲之善反倒避之不及,见到了可厌之恶居然趋之若鹜——要是那样的话,他们怎么还有可能享受“从心所欲”的自由体验呢?不管怎样,当康德给出“欲求机能对感官的依赖叫做Neigung”的界定时[5](P66),无论我们在中文里将这个词译成“性好”还是“爱好”,都足以表明:一个人出于自己的“本性”或“喜爱”趋于的东西,只能是他自以为的“好”,不会是他自以为的“坏”。尤其考虑到斯宾诺莎业已指出“每个人按照自身本性的法则,必然意欲自己认为的善,避免自己认为的恶”[11](PP184-185),康德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背离了简单的事实、语义的逻辑以及先哲的洞见,让原本遵循着必然法则的感性任意意志变成了难以把握、神秘莫测的随机偶然,就更令人莫名其妙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康德得出了如此荒唐的结论,居然将自由意志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扭曲成了可善可恶的随机偶然呢?细究起来,还是他坚持的那种理性主义立场。其实,反对把“意志”界定成“理性欲望”的霍布斯已经指出:“善和恶是表示我们意欲和厌恶的语词。”[7](P97)可是,康德却不满足于这种分析性的概念界定,非要再次穿越是与应当的界限,把认知维度上的理性说成是区分欲求维度上善恶价值的关键因素,断言“凡是我们称之为善的,必定在每个有理性者的评判中都是欲求能力的对象”[12](P83),并且依据这一标准,一方面主张理性的良善意志遵循着只是趋善避恶、不会趋恶避善的必然逻辑,另一方面声称感性的任意意志充满了既可能趋善避恶、也可能趋恶避善的随机偶然。结果,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康德就比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感性欲望的对象只是表面善”更上一层楼,居然宣布感性任意意志的欲求对象往往是恶的,结果站在理性主义的规范性立场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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