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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

更新时间:2018-09-05 21:47:32
作者: 张文木  
”[18]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同志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势。毛泽东同志在谈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地是用“三个世界”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9]10年后,他又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他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世界形势时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需要深入总结。

   “货币没有主人”[21],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示出其腐朽性、反动性和穷凶极恶特点: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它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日益难以调和的矛盾。新时代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反动特点将使世界历史的“摆钟”再次向社会主义一边靠拢,用列宁的话说,它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结构过渡的”[22]、“垂死的”资本主义。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历史又将我们送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23]的新时代。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24]今天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敌人”已是世界和平,这使得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前所未有的壮大。世界政治正在向光明面演变。[25]


四  新时代没有“新冷战”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内外舆论中出现了“新冷战”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口号。可以说,这个概念和口号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它们缺乏矛盾分析,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在客观上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6]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中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

   残局当以高手结束,败局可用傻二翻转。就在苏联“似乎在席卷挡在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却倒在演员出身的里根的所谓“不按套路出牌”的冷战戏路之中。基辛格不无庆幸地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接着,他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27]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南北矛盾已激化;与列宁时代相比,今天的“压迫民族”内部也已严重分化,并从南方国家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28]。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大本营的帝国主义“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29],以至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30]的失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外交路线。

  

五  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略和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是有主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是有方向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的,这就是推进人类历史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时代的中国成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历史特点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1]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近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它不能不带有这个大时代的一般特点。列宁说: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32]

   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美国已从“9·11”时的“一鼓作气”,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再而衰”阶段,现在的美国已进入“三而竭”历史阶段。因此,时间在中国一方。进退失据的特朗普身上已有了当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氏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氏不要华约,特朗普也几乎不要北约了。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有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33]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34]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35]

   今天特朗普执政风格已很有些赫鲁晓夫的率性特点。戈尔巴乔夫是将赫鲁晓夫政策贯彻到底的人。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36]

   如用基辛格的这个评价预言美国的未来是合适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已是日薄西山。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采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面进攻的外交策略。20世纪70年代,鉴于美国的衰落,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37]苏联的全面进攻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是将整个西方国家推向苏联的对立面并由此耗倒了苏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时代,我们外交政策仍要采用“熬时间”的路线,准备持久斗争。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38]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大势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方面,新中国外交不乏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也掀起反华合唱。中国安全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在东南方向,美国在越南推进“特种战争”,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北方,1962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在西南方向,印度借机蚕食中国边界。为了应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总体上采取守势策略,但在西南局部方向,亮剑印度,攻其不备。一仗下来,遏止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非法蚕食,同时打破了美、苏、印结成的反华联盟。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马毛泽东的策略表示赞赏:

   ……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39]

   对印自卫反击战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中国外交由此转入相对主动。

   “熬时间、不伤元气”,总体防御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即总体防御、局部进攻方针。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全球大国关系与20个世纪60年代相比已有天翻地覆且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但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仍没有变。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目前,中国大陆解决台湾与祖国分离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从整个太平洋和全球范围看,中国与美国力量对比处于弱势——因此中国宜采取总体防御方针,但在东海一域,中国已具备优势条件。其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目前中国周边出现前所未有的以中国为向心力的合作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两面受制的外交困境基本消除。

   第二,“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前所未有地缩小。

第三,支持“台独”的美日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地虚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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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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