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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走近1978年高考

更新时间:2018-09-05 16:16:07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我参加了那场高考, 成为1978级学生。

   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若干年后全班聚会, 有同学感叹,那种改变命运的感觉,胜过马克·吐温小说中那个捡了百万英镑的穷小子。

   对我来说,追溯这场高考带来的命运转变,不能仅从那场考试说起。

   一

   我的小学时光堪称“漫长”。学制五年,我读了七年半。

   我并不记得哪一年入学读书, 只记得第一天上学是在春节后,刚刚闹过元宵。长大后向母亲求证, 才知道是1967年。

   学校在破旧的赵氏祠堂里。赵姓是我村大姓,占人口七八成。我入学时,学校里有四个年级,百把学生,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掌管。听说,学校里原来有三个老师,刚刚都被赶走。

   此时,“文革”烽火在村子里开始燃烧。从高层看,“文革” 开始于1966年5月,从农村看,则滞后半年。在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之后,当年12 月,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村庄迅速开始躁动。近年我曾多次向村里老人请教:当年村民怎样理解“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来自高层的政治运动信号,是怎样被村里人们接受并行动起来的?从具体杂乱的故事讲述中,我领会出:开始,村里人根本不知“文革”何为,不解“走资派”何意,但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些口号可以用来表达不满、获得权力和好处时,村里长期以来,特别是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期间积累的各种矛盾,很快就被激活了。文件说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重要,人们原本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但是其实原则很简单,干部中谁与自己有仇,谁就是“走资派”,就要“整”。哪个村庄没有种种积怨矛盾?由此,“文革”在村庄里找到了非常现实的呼应力量,找到了扎根的土壤。说到这段事情,有的老村民认为,1967年2月的上海夺权风暴,对村庄“文革”有巨大推动。村里很快演化分裂为两派,分别有很响亮名字,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之类。一派人数多,一派人数少,村民通常称呼为“大派” 和“小派”。由此,“文革”不再仅仅属于高层,也成为村民权力纷争的渠道,成为连续多年村民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

   在我现在的记忆里,小学头两年充满了批斗会、辩论会,还有几次武斗。村小学唯一的“教师”, 一个小学没毕业的青年,是村中造反组织的骨干成员,主要精力不是教书,而是组织各类批斗会。村民发生过多次武斗。据说城市武斗动用了枪、炮,我村连大刀、长矛也没有,主要武器是所谓“黑漆大棍”(村民自制,高约比肩,半截涂黑色油漆)。但黑漆大棍下的武斗,上百人街头混战,照样是血肉横飞,场面惨烈。我们这些小孩子纷纷逃跑回家。

   我上小学的第二年夏天,上级派来三个军人维持局面,类似“军管”。据县志记载,1967年4月因造反派内部分裂而武斗升级,全县局面失控,9月军队进驻县城,成立“制止武斗办公室”。1968年1月,解放军先在公安、法院、检察院实行军管,随后也进驻一些武斗严重的村庄厂矿。进驻我村的军人,住在我的邻居家,一个是连指导员,两位是士兵。其中一位士兵非常亲善,经常带我玩,还送给我铅笔之类小文具。

   因为学校唯一教师忙于“造反”,我们入学后基本没有人管, 偶尔会有高年级孩子教我们认字。一年级新生并无课本,最先学的几个字或说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接下来,断断续续地学了《毛主席语录》中的一些句子, 如“为人民服务”等。比我们早一年,即1966年春入学者,有正规课本,从“人”“大”“小”学起,从拼音学起。我们从“毛主席万岁”学起,据说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文章说:“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 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 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学生只能通过这种语录来学文化,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当时何其严肃认真。

   小学前三年,每天上学基本学生自主,来去自由,想去就去。如果上学,就肩上扛一个高凳子,手里提一个矮凳子,上课时高凳子是课桌,坐在矮凳子上。放学时,再把凳子都带回家,否则,晚上村里用教室开批斗会,第二天凳子也就不见了。人到了学校,基本上也是在一起玩。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 学校随时可以不去。二年级时,父亲因为腰伤到青岛治疗,就把我带去作伴,在青岛住了一个多月。父亲是商业职工,商店在离家十几里路的村里,有时候,我也跟他去住在商店里,每天在商店里玩。虽然上课不正常,但升级是正常的,一晃就到了三年级。

   三年级下学期, 1 9 6 9 年冬天,公社给村里派来一位教师,并增加了一位有初中学历的本村青年,那位造反青年被清退。新老师是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到任不久,组织了一次考试。这是我们入学三年来第一次考试。百分为满分,我的成绩是:语文12分, 数学零分。语文是因为“听写”出几个字,数学则一道题都没有做出来。我的考试成绩算中等。老师做出决定,让我们“退级”,而不是“留级”,四年级退到三年级,三年级退到二年级。于是,我从三年级学生又成为二年级学生。所以, 我在小学阶段读过两个二年级、两个三年级。

   “退级”之后,学校像样多了,但依然粗放。因为缺乏教室和老师,三年级和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一个教室, 老师给这个年级讲课,另一个年级就做作业,或者直接下课。与文化课相对应的,就是劳动课。每周都有两三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上五年级时,村里请了木工做了一些简易课桌,我们欢天喜地,从此不必每天自己肩扛凳子上学。

   小学五年级,又多读了半年, 1974年夏天才毕业。其间经历了两次全国性事件,先是“张铁生事件”,后是“黄帅事件”。本来学校生活就很宽松,课堂更不正常。“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道理并不懂,但是,“交白卷”可以当“反潮流英雄”,“批老师”也可以当“反潮流英雄”,这个事实简单而明白。这一年分外逍遥,上课时如果不想在教室呆了,可以抽身而去,或者回家,或者在外边玩会儿,更有胆大的学生,干脆从窗户跳出去,连门都懒得走。

   小学毕业时,全班同学投票, 选举谁上初中。我不知道这种学生投票对升学是否真的管用。这样, 我终于用七年半时间读完五年制小学,到附近另一个村子上初中了。

   二

   对我们来说,即便是小学生, 不上学也并不意味着都在玩。学校常常因为农忙而关门。农忙完全不上学,夏忙大约一个月,秋忙大约一个半月,临时性放假则三天五日不等。用劳动法的眼光来看,我们就是童工。

   学校围绕农时而放假,从政治上讲有充分理由,因为有毛泽东 “最高指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生产队来说,则有实际需求。与工业不同,农业对各种劳动力都有需要。以我家乡三大农作物之一地瓜(红薯)为例, 大田移栽时,每颗秧苗都要单独浇水;地瓜蔓长到大约两尺长时,需要翻动一下;收获把地瓜切成地瓜干,晒干时需要摆布开,这些农活都可以小孩子去做。我印象里,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到生产队做农活, 就是地瓜移栽时浇水。整劳力一天工分是7分,我浇水则记1分。

   我上小学时,我家九口人, 父母、祖父母,还有五个孩子, 其中哥哥、姐姐分别在上小学和初中,弟弟四岁,妹妹一岁。父亲是职工,能到生产队挣工分的劳动力只有母亲,母亲还要操持家务。公社体制下生产队的口粮分配主要依据工分。对于职工家属的政策是:工分不够也可以分平均口粮,但年末需要按照国家粮食定价给生产队交钱。如果是军烈属或五保户,不论工分多少都可以分得平均口粮,而且有一定的其他补贴。显然,这种分配政策体现了相当高的福利性。在分户经营条件下,集体对其他劳力弱、困难多的农户并没有特殊照顾。1980年1月31日,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不赞成包产到户,也重点谈这个原因, 进而重申要坚持集体经济。

   在人民公社分配体制下,我家显然是受益者。但依然有挑战:粮食定价虽低,每年也要交给生产队一笔巨款。因此,让孩子尽量挣工分, 尽量减少上缴款,是我家的重要经济战略。母亲常常提醒督促哥哥、姐姐和我,一旦生产队有需要,要积极主动参加劳动。大致从十岁开始,只要不上学,都要到生产队干活。早上,生产队长哨子一响,我就会找队长分配工种。每参加一天劳动,晚饭后就拿上自己的工分册,到生产队饲养院去登记,由队长决定记多少工分。到了年末,会计把所有人的记分手册集中起来,统计出工分总额,作为分配依据。

   上高中时, 我曾经担任专职生产队饲养员三个月。我和一位老农共同喂养近二十头牲口, 其中两匹马, 两头骡子, 五六头牛, 八九头驴。老农每天记六分半工分, 我记六分, 所以低半分, 因为我缺乏喂养技能,如牲口每顿饭要吃多少草料,如何搅拌草料,我都没有经验,另外,牲口需要夜间喂料, 所谓“ 马无夜草不肥”, 老农通常不叫我起来,一个人料理。其他工作,如清理牲口舍、推土、担水、铡草等,我和老农平等分摊,重体力活计上我承担多些。这个工种的突出特点是脏,每天要清理牲口粪便,晚上要住在牛棚里, 但并不累, 工作量主要是上午, 下午和晚上轻松些。我愿意做这个事情,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空闲时间读书。

   我的最早农活是“轰鸡”。我家的自留地在村头,麦苗刚出时,需要守候在地头,轰赶企图吃麦苗的鸡。还未上学,我就做这个事,上学后继续做,反正上学也不重要。常常, 我挥动树枝,连喊带叫,频频扔出石子, 将这些鸡赶跑。但几分钟后,这些鸡又赶过来吃麦苗。我想起母亲的告诫:“ 你不要放松, 这些鸡‘ 记吃不记打’ ” 。果然如此,这些鸡很快卷土重来,全然忘记了刚才挨打。如此反复,我一时气急,扔石块失手,打死了一只鸡, 心里很害怕, 不敢声张,就地掩埋。但这些鸡依然是前赴后继。很多历史情境下,人或族群何尝不是这样,“ 记得吃不记得打”,所谓殷鉴不远而覆辙重蹈。

   最艰苦的农活是拔麦子,当地有农谚,“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拔麦子”。麦收时已入夏,烈日炎炎之下,弯腰弓背,挥汗如雨,用手将麦子一缕一缕从地里拔起,针尖般麦芒时时会刺到脸上,很是难受。我从三四年级每年参加。麦收前几天,在田埂上走,看到麦穗摇摇欲坠,想到过几天要拔麦子了, 就心生恐惧。

   最向往的农活是“看场子”。生产队每年种十几亩地萝卜,作为冬季社员的蔬菜,萝卜将长成时, 为防止偷窃,需专人看护;或花生收获后,要在地里晾晒几天才入库,也需要看护。类似农活,不仅白天要在场,晚上也要在场,搭个窝棚睡在地头,但是很轻松,通常用半大孩子。

   1978年7月高考之后,我放松了两天,去县城一天,去同学家一天。第三天开始干农活,被分配去赶马车。马车是当时生产队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一辆马车配备两个人。我还不是车老板,是车老板助理,当地叫“跟车的”。我一直赶马车做到大学开学前一天。寒假回家,母亲告诉我,这一年我挣了七百工分。按照生产队分配方案,八百工分就可以吃平均口粮。

   三

   “文革”作为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又分为若干小运动,在村里,这些小运动构成特定生活环境,规制了文化教育。对我来说, 因为这些运动而无法正常读书,受到的学校教育残缺不全;因为这些运动,也带来了特殊的读书机会, 否则难以考上大学。

1972年春天,我读小学四年级,村里来了工作队。工作队有六七个人,一位县委常委带队, 住在我家南房。工作队带了很多学习材料、书籍和文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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