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的关系。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各不同学科与学术流派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布迪厄正是社会学领域内一位积极的实践者。他的文化资本理论超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行为放入物质•经济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的统一之中加以把握。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理论也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布迪厄本人从未将文化资本视为纯粹的经济现象，也未曾对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进行过系统的思考。但其理论仍然为各种新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尤其是文化资本理论（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总之，将文化资本理论运用于经济学领域是一件有益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它不仅可以为经济学家们研究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而且也能从与迄今为止任何经济学理论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经济增长问题，并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布迪厄、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学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各个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趋势。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是社会学领域内一位积极的实践者。他的文化资本理论超越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行为放入物质•经济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的统一之中加以把握。“文化经济”理念贯穿于其全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不仅经常使用一些经济学术语或概念——市场和再生产等等——来描述文化现象，而且奠定其社会学理论基础的“资本”和“场域”等重要概念也都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概念。

而另一方面，布迪厄文化社会学对经济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随着文化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文化的经济价值再度引起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此外，环境问题的凸现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课题也使得经济学家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信仰和品味等精神财富；信息产业、大众传媒产业、旅游业和体育产业等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政策和制度等等——已成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新的增长要素。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尝试将文化现象纳入其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从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出发的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惯习等概念——则为经济学家们建立新的理论范式提供了独特视角。本章试图从①.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②.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③.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的文化资本三方面入手，对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与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学的意义作一个较为详尽的考察。

1.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是布迪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厄指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它需要通过时间进行积累，并且需要以一种具体化、身体化的形式进行积累。与此同时，资本也是一种以同一或扩大的形式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能力。不过和经济学家通常只认可单一形式的资本，即物质资本或曰经济资本不同，布迪厄认为资本并非仅限于经济资本，而且若要全面认识和理解社会世界的结构与功能，就必须引进资本的一切形式。布迪厄将资本具体划分成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经济资本是经济学理论所认可的资本形态，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并且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形式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且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而社会资本则主要由社会义务（“联系”）所构成，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转换过程通常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这其中，布迪厄尤为关注文化资本对现实社会产生的影响。

布迪厄认为与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在被视为后工业时代的当代社会，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跃居社会生活的首位。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已无法仅凭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现代经济也无法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假如没有文化的大规模介入，那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缺乏活力的。文化资本正是布迪厄在研究当代社会的文化问题时，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而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这一假设试图通过学术上的成就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子女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差别”。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概念同时摆脱了常识性观念以及人力资本论的理论假设。常识性观念常常将学术上的成功归功于个体的天赋条件。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尽管明确提出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的收益率关系问题，但在具体计算学术投资产出时，往往只考虑那些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的收益，而忽略阶级因素对投资－收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此不同的是，文化阶级理论坚持认为不同社会阶级或阶级集团的后代在学术市场上所能获取的收益并非仅仅取决于教育投入。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阶级和阶级集团之间的资本分布状况。

“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或无形资产。在日常生活中，它和金钱及物质财富等经济资本具有相同的功能。“文化资本”具体可划分为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身体形态文化资本通常指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它的积累是一个具体化与实体化的过程。正如行动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物质财富那样，他同样能够通过学习积累知识和提高文化修养。不过，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仅需要一个十分漫长、极费时间和精力 （“力比多的投入”或性欲）的过程，而且它最终也只能体现于特定的个体身上。它“是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当下传承的”。以这一方式获得的文化资本和物质财富一样，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学校市场、学术市场、社交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并获取相应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既可以是金钱与社会地位等物质性利润，同时也可以是他人的尊敬或好评等“象征性利润”。

文化资本的第二大形态是客观（objectivé）形态，即物化（object）状态。具体的说，就是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biens culturels）。显然，这是一种物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是可以直接传递的。不过，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并不是一种与身体化过程毫不相关的完全“物化”资本。人们通常以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立刻得到它们。也就是说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但事实上，任何事物要想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固有作用的话，那么它必然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的特征。以古董收藏为例，我们知道一名真正的古董收藏家除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之外，还必须同时具备丰富的收藏知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收集到真正具有价值的收藏品。总之，任何形式的文化资本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形态，如果不以身体化文化资本为媒介被行动者象征性所有，即行动者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如果不投入到具体的市场（特别是文化生产市场）中去的话，那么是无法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固有作用的。换言之，通过文化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是与他（行动者）所掌握的客观形态资本以及身体形态资本的多少成正比的”。

文化资本的第三种形态是制度形态。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考试等方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方式将其制度化。这是一种将个人层面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讲，制度形态文化资本是一种介于身体形态文化资本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之间的中间状态。文凭是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典型形式。布迪厄指出，学历资本的积累只有通过经济层面的教育投资才能得以实现。父母们如果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更好一些的学校就读的话，就必须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本——金钱。而且通常情况下，投入的时间越早效果就越好。也就是说投资的时期越早获得的利润就越大、回报也越高。通过此种方式——布迪厄称之为社会炼金术——获得的文化资本具有“一种文化的、约定成俗的、经久不变的、合法化的价值”，总之，制度形态文化资本不论对其承担者来说还是对承担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来说，都具有相对的自主性。

文化资本的积累通常是以一种再生产的方式进行的。“文化再生产”是一个体现代与代之间文化资本传递方式的概念，在布迪厄的文化阶级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再生产”着重强调资本积累过程中“反复生产或复制”的特征。也就是说，文化资本的积累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生产，而主要是以传承方式实现的。不过，再生产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复制或拷贝。它必然受到许多外来因素——时间、转换和实践行为——的制约。因此，再生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有限自由的重复性生产。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通过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实现。第一种方式“在人们对此还未形成意识的早期就全面展开了。它是通过年幼时期的家庭体验获得的”。第二种方式“从较晚的时期开始，以一种系统的、速成的学习方式进行”。家庭无疑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而且它通常都是以继承的方式进行的。在充分反映父母文化素养和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孩子们竭力仿效的对象。孩子们正是通过这种无意识的模仿行为继承父母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身体化的。这种被布迪厄称为提前执行的遗产继承或生前馈赠的资本转移方式，显然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继承。它不需要履行任何法律手续。而且由于这种转移通常发生在家庭这一私秘空间内部，所以它始终是在秘密的状态之下进行的。因此，以继承的方式所进行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更具隐蔽性、更容易被人们所忽略（被误认）。

此外，文化资本的传承也经常发生于各种公共场域内。其中最典型的方式是教育市场的学历再生产。布迪厄指出，学校是除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生产文化资本的场所，但和家庭不同，孩子们只有等到法定年龄才能入学。也就是说如果达不到年龄要求的话，他们是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而且与个性化的家庭教育不同，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的是一种经过预先设计、内容统一的集体教育。在此情形下，文化资本的传递必然以第二种方式，即“从较晚的时期开始，以一种系统的、速成的学习方式”进行。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学校所承担的传承功能是不尽相同的。家庭和学校有着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通常情况下，家庭主要是培养“教养”和“规矩”等广义的品味及感性的地方。而学校则是一个传授系统性专业化知识与技能的场所。孩子们从学校获得的主要是系统性知识及社会技能等文化资本。这些知识与技能往往通过考试的形式正式获得社会的承认并通过颁发文凭的方式被固定与制度化。身体化文化资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转换成一种制度化形态的资本的。

2.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

人力资本是一个与文化资本息息相关的经济学概念。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指体现于人身上的，并且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是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是投资的产物。在此之前，马歇尔曾对人力资本概念作过初步界定，指出它是由知识和组织权威组成的资本。舒尔茨对此进行了扩展，认为人力资本专指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和资历。他并且指出人力资本需要通过投资才能形成。“人力的取得不是无代价的，它需要消耗稀缺资源，即需要消耗资本投资。人力包括人的知识和人的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因此，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我们称其为人力资本。”

继舒尔茨之后，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利•贝克尔继续进行了人力资本问题研究。他进一步把人力资本与时间因素联系了起来。在贝克尔看来，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如此一来，人类所必然面临的稀缺．就不仅与人的无限需求和物质资本的有限存在相联系，而且还与人的无限能力和人的有限存在相联系。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是稀缺性资源，尽管它们多少具有先天的成分在内，但根本的问题仍在于如何生产和再生产这两种资本，并且把这两种资本的存量有效地分配到个人需求的各个方面以求得效用最大化。据此，贝克尔对人力资本作出修正：人力资本包括“知识、信息、教育、思想、技能、观念、精神状态……和卫生健康”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显然，文化因素在人力资本中占据着十分显著的位置。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都将文化因素视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所在。例如，科斯坦萨（Costanza）和戴利（Daly）就曾直接把人力资本定义为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技能、文化知识以及经验的积累。泽亨哈夫特（Zweigenhaft）在一项关于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哈佛大学毕业生行为的研究中，则将文化资本完全等同于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而另一个面，布迪厄也认为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范畴十分相近，“被某些人视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或任何的培训，都可以被另一些人视为文化资本（身体形态文化资本）”。

那么，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的人力资本概念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内在联系呢？林南从宏观层面出发，分析了这两大概念的相似性。他指出，相对于马克思的古典资本理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同属于新资本理论。此类理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第一，与从客观层面出发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尽管新资本理论明确地强调资本化过程背后统治阶级的影响，但却并未直接把资本视为社会中阶级剥削的一部分，而是偏向于微观层次，解释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劳动者，为了在市场中获得劳动的剩余价值如何进行投资。第二，行动和选择已成为新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林南分析道，在古典资本理论中，只有资本家有行动和选择的权利，劳动者是没有选择权的。他们只能为了换取维持生存而必需的物质在市场过程中提供廉价的劳动。但新资本理论却认为劳动者可以获得和保留一部分劳动的剩余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以自由选择的方式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卖”给资本家以获取剩余价值。当然，新资本理论并未否认结构的重要性，他们强调的是结构制约下的个人选择行为。人力资本理论较为关注性别、种族和家庭的制约作用。与此不同的是，文化资本理论主要关注阶级结构对选择行为的影响。

那么具体而言，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呢？如前所述，布迪厄认为存在三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即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其中身体形态文化资本呈现出与人力资本十分相近的特征。它们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 对人的身体的依附性。我们知道，不论是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必须依附于人的身体而存在。布迪厄指出，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指存储于人体内的知识、技能、习惯和修养。而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则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一句话，表现为人的素质。显然，人力资本同样只能体现于人的身体，无法与其拥有者相分离。罗森（Rosen）认为，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这一明显不同于物质资本或经济资本的特征具体反映在以下一系列问题中。首先是此类身体化资本的利用问题。布迪厄指出，由于身体形态文化资本和个人的联系是如此的密切，所以资本的交易很难完全抛开其拥有者。对于经济和政治资本的拥有者而言，如何使用和剥削文化资本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同样，人力资本的使用问题也始终是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课题。周其仁指出，人力资本的天然属于个人的特性，使之在产权发生残缺时，以俨然不同于非人力资本的方式作出反应，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以至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曾存在，从而其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因此，积极意义层面上的激励问题始终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课题之一。

⑵ 与第一点有关，就是文化和人力资本的有限性。身体化特征使此类资本无法超越个体而单独存在。也就是说，这两类资本都将随着其所有者的衰落（生物的能力、记忆）和消亡而自动衰落和消亡。以人力资本为例，人在幼年时期，无人力资本，进入劳动年龄，人力资本开始产生并不断增加，到人死亡，人力资本也随之灭亡。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的有限存在也使文化及人力资本也和物质资本一样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

⑶ 不可视性和难以度量性。身体形态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具有不可视和难以测量的特征。与经济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同，人们难以直接观察到行动者个人究竟拥有多少以及怎样的文化或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测定通常必须通过考试制度、技能鉴定、经历和长期的观察等形式来完成。但这些形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考试制度很难真正起到测定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功能。而技能鉴定又由于鉴定方法难以科学化，很难真正反映人力资本数量。而且技能鉴定也只对技能型人力资本有效，对于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则无法鉴定。对于这些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我们更依赖于长期的观察，而这在购买人力资本使用权之时，一般无法做到，这时经历便成为惟一可依靠的根据。但问题是经历只反映过去，且人力资本会随时贬值，因此，又显不足。同样，我们也很难对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进行定量化研究。而且与人力资本相比，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特别是其中的感性、气质和兴趣爱好等反应个人修养的部分更加难以测量。因此，尽管布迪厄提议可以通过获得收益所需时间的长度作为测量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标准，但在社会学领域内，文化资本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功能性概念而被认识和理解的。

尽管如此，作为社会学概念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仍然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大差别。最大的区别反映在内容方面。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各类培训所获得的资本，具体包括知识和技能等与文化有关的内容；另一部分指通过医疗和保健等途径获得的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卫生、健康和寿命等方面。而布迪厄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也大致包括两大方面：一与知识有关，主要指通过学校教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二与个人的教养有关，专指通过早期家庭环境获得的趣味、感性和气质。可见，人力资本和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既有相互重叠的地方，即通过学校教育（也包括各种培训）投资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也有体现各自独特性的不同部分，即通过医疗保健和流动或迁移获得的那部分人力资本（卫生健康）和文化资本中的教养（见图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重合部分，即通过学校教育投资获得的资本通常被视为是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共通部分，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类划分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形态。比尔•马丁和伊凡•赛冷伊指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知识可能同时拥有两个不同方面：一个方面可以被描述成人力资本，另一个方面则被描述为文化资本”。人力资本指“稀缺的和经济上有用的技能”，而文化资本则表示“行使象征性把握，生产理论知识，并因而参与到批判对话文化中”的知识。拥有此类人力资本的行动者可以通过技能的稀缺性获得某种特权并成为剥削中较低级别的合伙人。而文化资本的所有者提出了一种和自己有关的对权威的要求，此类权威不能来源于其技能的经济用途，因此他们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股颠覆性力量。

人力资本理论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另一个重大区别体现在资本的获取方式上。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个人投资的重要性，认为人力资本的获取方式主要是通过劳动者个人的投资活动实现的。根据舒尔茨的分析，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支出、用于保健的支出、用于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和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其中教育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可以转化为知识的存量，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智力和技术水平。而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理论则主张文化资本的获得是通过再生产的方式实现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可通过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大途径实现。而其中布迪厄尤为关注的是早期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他发现尽管文化资本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等方式获得，但却可以通过教育尤其是早期家庭教育传承和积累。也就是说，与强调劳动者自由投资的人力资本理论不同，布迪厄强调能够反映父母文化和经济资本总量，即反映其在社会空间内所处地位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有以下两大特征：⑴ 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主要取决于其出身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最初积累以及快速积累的先决条件，通常都是从行动者出生之日就起步了的。因此，那些出身于具有丰厚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从一开始便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⑵ 文化资本的主要获投资形式之一是时间的投入。布迪厄认为时间是测量文化资本最精确的方法。他指出，行动者是否有条件延长获取资本的时间，取决于其父母可以提供的自由时间的长短。自由时间即指可以从经济束缚中摆脱出来的时间。它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显然在布迪厄眼里，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带有明显的阶级印记。那些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家庭，不仅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承给孩子们较多的文化资本，而且也能够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让其子女有充裕的自由时间来积累文化资本。

布迪厄对人力资本理论家忽略资本形成过程中早期家庭教育的影响深感不满，并将其视为重大的理论缺陷。他指出，由于经济学家们“在计算学术投资的产出时，只考虑金钱方面投资与收益或者那些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的东西”，所以“没有把学术投资策略与总体教育策略、再生产策略综合起来考虑”。如此一来，“便无可避免地忽视了最不显眼、最具社会决定性作用的教育投资，即家庭所付出的文化资本”。而这一疏忽直接致使其“无力解释不同的行为者或不同的阶级为什么会在经济投资和文化投资上所分配的比率会如此悬殊”。

经济学家们和布迪厄在资本获取方式上的分歧体现在他们对待学校教育的不同态度上。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学校教育不论对人力资本或文化资本的获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学校教育被视为获取此类资本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布迪厄和人力资本理论家们在如何看待学校教育的问题上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由于经济学家们通常把教育视为提高劳动者个人竞争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的经济收益上，认为劳动者接受教育的动机基于对他们自身成本－收益的计算，是劳动者的一种理性选择。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则将学校视为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场域。他指出，学校通常将支配集团的文化惯习视为一种必然并假设任何孩子都能接触到这些惯习，所以便将这些支配性惯习转换成一种易于接受的文化资本形式，即学校文化。因此，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学校文化实际上正是一种体现主流意识和价值取向的精英文化。在这里，任何非主流文化，如女性文化、少数族裔文化尤其是被统治阶级文化都被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斥。总之，学校教育从一开始就凝聚着社会不平等。学校文化（精英文化）对于处于有利地位的上层阶级子弟、都市学生和男性而言，可能是轻而易举就能掌握的。但是，对于学校是他们接触精英文化（文化资本）唯一和仅有途径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其他阶层子弟、来自农村或边远地区的学生或者女性而言，学习却决非一件易事。因为文化资本的获得不仅只是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它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认同并接受支配阶级的文化惯习。因此布迪厄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教育投资绝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按照自身的成本－收益计算所作出的理性选择。相反，它以一种貌似平等的选择方式生产与再生产着社会与文化的不平等。例如，目前国内大学文科各专业中女生占据绝大多数的现象，就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是女性自身理性选择的结果。事实上，这一现象折射出社会与文化的不平等，即现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

综上所述，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两个既相似又有着显著区别的概念。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学科性质的不同和环境差异是两个较为重要的因素。首先来看看学科性质不同带来的影响。谁都知道，学科不同侧重点便不同。社会学和经济学作为两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其认识范式和研究范畴自然很不相同。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曾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区别做过形象的比喻，认为“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而社会学是关于为什么人们没有选择的科学”。的确，由于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人”和“理性行为”两大基本前提之上的社会科学，所以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任何社会行为都被解释为行动者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行为。作为一门经济学理论的人力资本理论同样将行动者为获取知识和技能而进行的投资视为一种基于他们自身成本－收益计算的行为。它反映的是一种理性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讲，人力资本的获取是一种充分体现行动者自由意识与意志的投资行为，而学校教育则是行动者获取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途径。

而另一方面，社会学（主流社会学）则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结构制约作用的科学。尽管布迪厄为摆脱社会决定论作了大量工作，但总体而言，文化资本理论仍然将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布迪厄那里，“选择”指涉的并不是行动者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合理性行为。它是一个反映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再生产而设立的社会淘汰机制的概念。总之，对布迪厄而言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种基于传承的、“选择和淘汰”的再生产活动。而作为一种“选择”过程的学校教育则是支配阶级进行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环境的影响，即布迪厄所说的“所处客观状况”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们知道，美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环境十分不同。相对于等级观念较为强烈的欧洲大部分国家而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文化规范化程度较低、选择和评判标准较为灵活和宽松，而且平等意识也更为强烈、更注重个人奋斗。因此，较之于强调社会结构制约作用的文化资本理论，诞生于美国社会的人力资本理论更为重视行动者个人的自我奋斗，即十分强调学校教育的作用，而很少考虑早期家庭教育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3.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的文化资本

在经济学界，文化资本除了经常和人力资本相提并论外，更多情况下被视为研究文化产品的一个分析框架。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戴维•思罗斯比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文化资本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的可能性。他指出，在经济学领域内资本通常可划分成三种主要的类型，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指工厂、机器、建筑物等具有生产性的物质的集合，最早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人力资本是近年来受到普遍关注的资本形式。众多经济学家注意到，和物质资本一样人力资本作为储藏于人体内的一种资本，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对经济产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随着环境问题对日常经济活动影响的日渐增大，自然资本也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经常谈论的概念。自然资本指那些自然界所拥有的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以及对此类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进行生态化管理的过程。

而文化资本则是近年来引起经济学家们广泛关注的另一种资本形式。戴维•思罗斯比认为文化资本明显不同于其它三种资本形态。例如继承下来的建筑物和艺术品尽管具有资本的所有特征，但我们却无法将其归类于某种传统的经济资本。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此类文化资源的理解，使我们无法判断究竟其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人类经济交往能够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因此思罗斯比提议，“为了确定文化和经济活动中此类现象的作用”，应该确定一个独立的文化资本概念。

如前所述，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中的第二大形态，即客观形态文化资本是一个对应于文化产品的概念。客观形态文化资本指存储于物质或信息中的文化资本，如建筑物、绘画、机器、文学和音乐等文化产品。布迪厄指出，文化产品是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统一体。“文化产品既可以表现为物质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现出符号性的一面。在物质性方面，文化产品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而在符号性方面，文化产品则预先假定了文化资本”。因此，与仅仅假定了经济资本的普通产品不同，行动者要在真正意义上拥有文化产品，除了必须投入经济资本外，还要进行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投资。布迪厄举例道，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如果仅仅为了从物质层面占有某台机器，那么只需经济资本就足够了。但如果他同时要想使用机器的话，那么就“必须亲自或寻找他人代理接触到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文化产品的这一特征致使其所有权形式较普通产品更为复杂。文化产品许多时候同时为两类人所共有，一类是文化资本拥有者,另一类是经济资本拥有者。布迪厄指出，假如管理层只不过是依靠文化资本来获取利益，并非生产工具的真正所有者，那么他们就不过是被统治集团的成员。但如果管理层是生产工具的真正所有者，并主要通过特殊形式的资本的使用获取利益，那么他们属于统治集团。但如果经济资本的拥有者无法促使文化资本拥有者展开竞争的话，那么文化资本拥有者的集体力量就有可能随之而上升。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资本是作为竞争中的一种武器或者某种利害关系而受到关注并被用于投资的”。

思罗斯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范畴的文化资本概念。首先，思罗斯比从经济学层面出发，对“文化”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可以对文化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将文化视为一系列的活动。它具体包括在“文化产业（文化工业）”中进行的所有活动。这种具有功能意义的文化可以用“文化部门”这一经济学术语表述。第二种观点来自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众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将文化理解成一系列的态度、实践和信仰。这一意义上的文化通常体现于特殊的社会价值和传统。而且这些价值和传统代代相传，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

思罗斯比指出，以上从功能意义出发的定义主要关注文化所能发挥的作用。“正如在人类的行为和信念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那样，文化能够表达团体或作为人力组成部分的集体的行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形成人类生活共同要素的东西都具有文化价值”。例如，一幢古老的建筑物往往承载着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和传统，而一种共同的语言则提供文化得以展示和延续的途径。由此看来，“文化载体”（Cultural carrier）概念通常都是伴随着“文化价值”的概念同时出现的。假设文化价值可以通过某种计量单位定量化，并且这种计量单位在衡量经济价值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和货币尺度进行类比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赋予艺术品之类的文化产品一种文化价值。由于从理论上讲，任何物品的经济价值都可能不同，所以不同个体对文化价值的认定并不相同。不过尽管人们很难对某件具体物品的文化价值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却可以在对物品的社会文化价值这一以物品的文化意义为目标的认定上取得高度一致。

因此，具有文化资本的物品就可以解释为有利于文化价值的财富。也就是说，“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除了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之外，还可以形成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财富是以有形或无形的形式存在的。有形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存在于被赋予了文化意义（通常称为“文化遗产”）的建筑物、文化遗址、艺术品以及诸如油画、雕塑等以私人物品形式存在的人工品之中。这些财富导致了服务的流通，而服务则在进入最后的消费阶段被作为私人或公共物品即刻被消费，并且／或者立刻有可能产生新的商品和服务，其中包括了新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无形的文化资本包括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合的思想、实践、信念、传统与价值。不过这一群体是事先确定的，并且与之结合在一起的也是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一系列艺术品，如文学和音乐。显然，这些无形的文化财富同样可能引起服务的流通，而流通同样可能形成部分的个人最终消费，并且导致新的文化商品的出现。

思罗斯比以西班牙的艺术品和文化遗产为例，具有说明了文化资本具有的财富特征。他指出，委拉斯奎茲（Velasquez）的绘画作品和位于格拉纳达的阿罕布拉宫都属于典型的有形文化资本。它们是西班牙人民或广泛意义上的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它们的形成和建造过程中，都曾经投入大量的物力及人力资源。两者都引起了服务的流通，而这种服务既具有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两者也都产生了非排他性公共物品（如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遗产，遗赠价值）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那些付费参观这些物品的人们的消费经历行为）。而且如果没有资源来维持它们作为一种资本财富的话，那么两者不论在文化价值还是经济价值层面上都会遭受贬值。再者即使他们可能完全被毁坏或自行毁灭，但都具有非零剩余价值，因为某些公共物品的价值可能会存留下来。此外，思罗斯比还以西班牙音乐为例对无形文化资产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曼纽尔•德法拉（Manuel de Falla）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同样需要投入，而且如果这种投入进行得不好的话，结果同样可能非常糟糕。法拉德的作品导致了服务的流通，这种流通既具有文化价值也具有经济价值。同时此类服务或许会被作为私人物品出售（如作为一场演出的门票或一张光盘）。然而这种由资本财富产生服务的公共物品的特征表明，这种服务的流通可以无限期地反复进行下去。

据此，思罗斯比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文化资本的四大意义。首先，文化资本是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必须阐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一幢被继承下来的建筑物显然具有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源自于它作为一栋建筑物的物质性存在，而与其文化价值无关。但是财富的经济价值也可能是被赋予的，原因在于它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文化价值可能会产生经济价值。例如，人们通常会为了了解某个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而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在此建筑物经济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文化价值。而另一方面，无形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却存在着不同的关系。音乐和文学的积累、文化风俗（习惯）和信念的积累，或者是语言的积累尽管有着广泛的文化价值，却几乎没有经济价值。因为它们无法作为财富进行交易。不过，此类无形文化资本的服务的流通则可能产生文化和经济价值。此外，这种流通的经济价值的某些部分存在于作为所需公共品的纯外观或构造方面。例如对语言功能的功利化运用或者咖啡厅和电梯内使用的背景音乐就是出于纯经济原因。而且那些来自文化财富的服务流通的经济价值也可能被增大。所有这些都是由其文化价值所导致的。总之，尽管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各自被确定下来的，但其中一方却能够对另一方施加影响。分别依据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来对文化资本财富的价值进行排序所得出的结果是相似的。但这些排序结果并非完全相同。

其次是判断文化资本在经济学中对经济产出和增长的作用问题。思罗斯比为此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在时间t内，某个经济过程中所拥有内在的文化资本积累为k，这种积累也许低于（或贬值折旧）d，它需要维持（保证）投资I，那么，如果加上新的投资I，资本积累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达：

思罗斯比认为，这种资本变量也许可以运用到文化和经济增长决定论这个更广泛的模型中来。在这个模型中，文化资本可以和生产过程中其他形式的资本一起发挥作用，并且为了维持或增长文化资本积累而所需投入的资源和其他方面所使用的资源是相互竞争的。

第三，文化资本可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资本的这一功能类似于自然资本。我们知道，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起着支持性作用，过度使用即将耗尽的自然资源或无视可持续发展地开发可再生资源的这种忽视自然资本的行为会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其结果就是福利与经济产出的丧失。与此相类似的是，文化生态系统同样支撑着经济的运转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判断。因此，不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维持和增加无形的文化资本，让文化遗产自行衰落的行为，最终很可能导致文化体系的崩溃，而这同样会导致福利和经济产出的丧失。

第四，某些被称为文化资本的现象同样具有许多传统资本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尝试运用投资分析技术进行分析。例如，成本－收益分析技术显然可以被用来研究遗产的维护、保持和其他各种不同项目中。而此类分析有着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对非市场收益的评估。这种评估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根据对认识到的文化价值做出预期支付，另外就是根据这些可供选择的计划对文化价值本身的作用进行评估。此外，选择恰当的折扣率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以上从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以及文化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可能性两方面出发，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未曾将文化资本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并对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进行过系统的思考。但毋庸置疑，他的文化资本理论仍然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各种新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尤其是文化资本理论（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总之，将文化资本理论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中去是一件有益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它不仅可以为经济学家们研究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而且也能从与迄今为止任何经济学理论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经济增长问题，并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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