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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晓荣 杨燚锋: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更新时间:2018-09-05 02:45:56
作者: 后晓荣   杨燚锋  
这与王国维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曾经的同僚袁嘉谷说:“静安这个人真是如庄子所说的木鸡一样,他一言不妄发,一事不妄为。”[19]567罗振玉曾在一封致王国维的信中这样说:“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指王国维)为人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41]王国维这种“偏于自爱”的个性,表现为凡事不关己者多处之淡漠,这种性格决定了他不大可能主动参与任何是非纷争。

   综上所述,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确有所指,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与顾颉刚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他只在自己的课堂上把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传授给学生,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为人处事的原则。

  

三、余论


   上文对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的学术背景和动机作了初步的试探,因为另有所指,所以不能完全代表王氏完整的学术旨趣。事实上,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开始授课,“则早在两年前(民国十二年)校《水经注》时,即更换了趋向,作为先生第三期学术工作的对象的是辽金史、蒙古史和西北地理”[30]350。真正系统总结王氏学术成就和方法的是陈寅恪[42]: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43]

   我们认为,陈寅恪的总结是对王氏学术生涯的“盖棺定论”,所述学术范畴早已超出殷史之限,其方法也非《古史新证》中“二重证据法”那么具有针对性,但通考王氏著述与治学方法,有几个特点是一以贯之的。

   第一,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1911年2月,王国维为罗振玉的《国学丛刊》写的创刊序中,开宗明义提出了“学无中西新旧之分”的著名论断,无论古今新旧,既反对“一切蔑古”,也不赞成“一切尚古”,他的立脚点完全在“真”上:

   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44]

   像这样坚持“尽其真”“求其是”的科学精神,并敢于向“圣贤”挑战,即使在今日,几人能及之?更遑论当时。这是王国维在接受西学之后,对传统经史之学的一次思辨,开始在学术目的和方法上的清算。又如1917年王国维在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之后,想到整理《古本竹书纪年》,“乃取今本《纪年》,一一条其出处,注于书眉。既又假得朱氏辑本,病其尚未详备,又所出诸书异同亦未尽列,至其去取亦不能无得失”[45],所以加以校补。完成之后,又对《今本竹书纪年》加以疏证,王氏认为此书“殆无一不袭他书”,虽为“无用之书”,完全可以不作,但因“惧后世复有陈逢衡辈为是纷纷也,故写而刊之”[46],可见他对于学术的纯真追求是不求回报的,宁可自己花费时间精力也乐此不疲。

   第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自从1903年第一次接触甲骨文之后,王国维开始了殷商史的研究,自1913年刊印《齐鲁封泥集存》而有地理、职官研究,1914年见到汉晋简牍照片而开启西北史地、汉制研究。他相继接触整理新材料,开拓了音韵学、文字学、敦煌学、金石考古学、年谱学等诸多新领域的研究。1913年4月王国维撰《明堂庙寝通考》一文中提出“二重证明法”,虽然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金石学为经史作注的窠臼,但已经把新材料纳入研究的范畴,应该说在“挣脱”传统经史考据学中迈出了一大步。随着王氏创作实践的推进,到1918年他在上海哈园仓圣明智大学讲授经学时[47],所编的《经学讲义》中萌发了新的思想,他提出要摆脱旧经学之窠臼,剔发经典中的奥义,加以新的发明,构建新的学问。发表于1922年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据学者研究乃王国维执笔[48],叙述罗振玉、王国维等利用出土铜器、汉晋竹简、金文、甲骨文考证古史的成就,是王国维新学术方法的成果展示。之后刊行的《观堂集林》卷首有二序,分别署名“上虞罗振玉”“乌程蒋汝藻”,均作于癸亥年(1923)春四月,前者是王国维代为撰写的[49]。罗《序》追怀罗、王相交26年之经过,概述王国维由西转中、由文转史的学术转变,核心则在论方法:

   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代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50]

   罗《序》指出了王氏运用文字声韵方法来研究历史的方法源于旧学却超越旧学的实际。同时,还提到了王国维怀疑旧学的精神,尤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一句,更能看出王氏对当下疑古风潮的否定。关于王氏新的学术方法在蒋《序》里有明晰的说明:“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51]此外,《观堂集林》全书分为艺林、史林、缀林三部类,这里关键要理解一个“艺林”。这是王国维在《学术丛编》创刊条例中最初提出的,即“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52]。故所谓的“艺”,既不是形而下的实用技艺,亦非形而上的美学范畴的艺术,正是朝向辗转相生的“二重证据法”新方法下的“观堂之学”。从方法的转变、研究领域的拓展,足见其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正是王国维拥有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才能在新发现的时代成就了巨大的成功,提出了足以代表那个时代又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方法。当然,囿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和学科建设的程度,方法本身还有很多欠缺,许多学者都加以纠补④,但我们不能苛求王国维,因为他毕竟是从旧学中走出来的。只有心存对学术的敬畏才能使我们的道路走得更远。

   注释:

   ①现在学界鼓吹的证据法有二重、三重、四重等多种,虽然有各自承认的学术圈,但缺少普遍认同,因而笔者在这里笼统称之为“多种证据法”,其地位依然不能与王氏“二重证据法”相提并论,因此问题非本文所论重点,这里不再展开。

   ②一些文章直接或间接谈到了“二重证据法”的提出问题,多数从宏观视野探讨,偶有作微观考察,如:陈其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上、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5期;叶国良:《二重证据法的省思》,《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文集》(初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魏建震:《从历史认识论看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运用——为纪念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出80周年而作》,《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陈荣军:《二重证据法考论》,《求索》2008年第4期;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2010年第4期;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③后来王氏在1921年出版《观堂集林》时把这些话删去了,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144页。

   ④如台湾学者叶国良先生根据《古史新证》和《宋代之金石学》(1926年北京历史学会演说稿)二文的精神,完善了“二重证据法”的界说(参见叶国良:《二重证据法的省思》);李锐先生根据学术理据也进行了重新表述(参见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111.html
文章来源:《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 2017 , 37 (5)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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