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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晓荣 杨燚锋: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更新时间:2018-09-05 02:45:56
作者: 后晓荣   杨燚锋  
永不离开……他为人真是简默,在局三年,不曾说上一百句话,别人与我高谈雄辩,而他静坐不语。”[19]566-568

   综合以上,不难得出,王国维通过对出土新材料长期有效地整理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殷商史巨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得以在清华学校讲授《古史新证》课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仅适用于殷商史研究,并非许多后世学者所标榜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研究法,也不尽是被有些学者评价甚低、甚至否定为非科学的概念,这只是王国维在新材料大发现时代,针对殷商史研究有感而发的推论。这既是罗振玉影响的结果,也是王国维个人嗜学的成果。附带要说的是,王国维“以已知推未知”的不完全归纳思维固然是不足取的,但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一部书……如果说一部分,比如有十篇,里面有一篇证明是真的,其余九篇不知道真不真,那至少证明一篇是真的,就使其他几篇的真的可能性提高。”[20]可能性没有逻辑绝对性,但在资料极其缺乏之下,那种“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使得古史研究者仍然保存着对中国上古文明的信仰,这恐怕也是王氏方法论中极具人情味的一个特色。

  

二、疑古潮:方法之所指

  

   事实上,在“二重证据法”提出之前,王国维于1913年4月所撰写的《明堂庙寝通考》一文中,还提出过“二重证明法”:

   居今日而欲言古制,将安所正哉?宋代以后,古器日出。近百年之间,燕秦赵魏齐鲁之墟,鼎彝之出,盖以千计,而殷虚甲骨乃至数万。其辞可读焉,其象可观焉。由其辞之义与文之形,参诸情事,以言古人之制,未知视晚周秦汉人之说何如?其征信之度,固已过之矣……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也。[21]③

   “二重证明法”的文本意思是出土材料能在一部分古书中得到证明,可以作为论证材料,那这部分古书也可作为论证的材料。有学者认识到此方法“偏重于用传世材料来解读出土材料”,如用明堂制度来解读甲骨、金文中的太室,这与后来的“二重证据法”是包含的关系[2],甚确。1913年5月王国维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讲到撰“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22]52。同年6月27日致铃木虎雄信中说:“一月前成《明堂庙寝通考》一书,全与旧说不合,唯阮文达《明堂图考》之说略似之。维更从吉金文字之证据,通之于宗庙、路寝、燕寝,并视为古宫室之通制。然金文中尚有反对之证据,故其中一部分不能视为定说耳。”[22]661913年9月王氏受罗振玉之托编成《齐鲁封泥集存》,他在序中说,殷墟甲骨,燕齐陶器,西域简牍,巴蜀齐鲁封泥,“其数量之多,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证经考史,亦与金石同”,“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23]。从这些信息来看,早在1913年,王国维就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对读,所用材料为当时所见一切出土材料,且研究对象为“古制”,涉及全面的经史之学。王氏一心认为晚周秦汉之书多数是可信的,只在铺排对比中寻找有用证据,故而可以用来做研究的基本材料。例子还有1913年8月撰成的《释币》,全用经史典籍考证历代布帛丈尺制度,是年冬,王国维据传世文献考证秦汉郡,撰成《秦郡考》《汉郡考》。同时,在这一时期,王国维也认为出土材料因为往往能得到传世典籍的证明,故也多是可信的,可以作为补正传世典籍的材料。这与1925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相比较,就会发现一个细节,即方法的适用对象和范畴、使用材料一下子都明显缩小了,而突出了“上古之事”,我们以为是另有所指。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针对“疑古派”而发的[24][25]22,也有学者认为王氏的本意是对当时学界或轻于“疑古”或过于信古的两种偏狭史料观念的批评[26]。我们认为,固然章太炎、黄侃等人出于对《说文》和其他传世文献的崇信而不愿承认甲骨金文的史料价值,这种过于信古的思想与王氏观念格格不入,这在大背景下是成立的,但章氏从早年否定甲骨金文到晚年的消极对待是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并非是群体意识[27],还不至于形成一定思潮,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古史新证》中强调的“传说”“古史”以及随后第二章《禹》文中“然近人乃复疑之,故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1]242-243等语句我们可以找到直接线索,即王氏“二重证据法”是直指疑古思潮而发。

   梳理中国近代学术史,有研究认为“学分南北”是民国学术的基本格局,20世纪二十年代的古史大论战是北大新文化派与南高史地学派的首次正面交锋[28]。前者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首,采用科学方法、新史料整理国故,后者以柳诒徵为中心,观念偏传统,以《说文》为主料,流露出浓厚的“信古”色彩。两次论战皆以北大派的一路凯歌而宣告结束。经此论战,扭转了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学术风气,“疑古”学风开始在学界蔓延开来。其中导火索是1923年5月,顾颉刚先生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公开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29],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否定禹、夏关系到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由此引发20世纪二十年代的古史大讨论,一度形成声势浩大的“疑古派”。但翻检已经出版的王国维学术著作,我们还没有发现王氏直接参与本次论战的文章。同时,根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记载,1922年对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屡次聘请,王国维都拒绝,最后函聘通讯导师才勉强答应[6]466-473,可见他对于北大新文化阵地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奇怪的是,多次“以不能北来为辞”的王国维,在1923年一接到三月初一“在南书房行走”的谕旨,立即赴京,“上午入直,下午在寓自课”,“奉旨与罗先生检理内府藏器”,足见王国维当时正热衷于清朝遗老梦,至1925年入清华园,根本无暇顾及外面的更多世界[30]。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王国维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古史大讨论。

   没有参与,未必没有关注。早在1917年王国维写就了他的殷商史三大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殷周制度论》,并刊发在上海他为哈同编辑的《学术丛编》上,据顾颉刚自己的回忆,由于“价钱的昂贵”“传布的寡少”,时隔4年之后的1921年春天,他受聘担任北大国学门研究所助教才在图书馆看到这些著作:

   我读了他们的书,固然不满意于他们的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例如静安先生《殷周制度论》据了《帝系姓》的话而说“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但我原谅他们比我长了二三十年,受这一点传统学说的包围是不可苛责的;至于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这是以前的史学家所梦想不到的,他们正为我们开出一条研究的大陆,我们只应对他们表示尊敬和感谢。只恨我的学问的根底打得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都亲切地承受了呢![31]

   看得出,在这里顾颉刚对王国维是很崇敬的,但凭着自己的丰富阅历、知识积累和学术勇气,也不为尊者讳,直陈王氏论著的缺陷,同时还抱定要走自己的路的志向。

   众所周知,顾颉刚的早期学术深受胡适、钱玄同的“启发和帮助”[32]159,随着与胡适的分歧和钱玄同的谢世,这种影响逐渐淡化。顾颉刚晚年在回顾自己早年的学术历程时曾说:“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32]162这种说法曾令许多后来者吃惊,有人以为此话是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的观点,乃是有意与胡适划清界限,但我们认为,无论是否有意,民国时期真正引领顾颉刚走上学术道路以至掀起“疑古”学术思潮的是胡适,而不是王国维,这一点余英时先生已经有了充分的论述[25]20-27。但无论如何,在民国学术交往录中,也少不了顾颉刚与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名人的交往轶事,令人称奇的是顾颉刚与王国维的会面总共只有两次,而加起来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33]。有必要在这里重点关注他们第一次的会面,时间在1922年4月18日,也就是顾颉刚拜读王氏著作的一年后,当时顾颉刚因祖母病重而请长假回苏州省亲,在上海定居的王国维已允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通讯导师,经负责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引荐,30岁的顾颉刚与郑介石一同到王国维家中拜访。当天日记中,顾颉刚记载了初识王国维的印象是“王静安极朴诚,蔼然可亲。其寓所甚不考究”[34]227。王国维对顾颉刚也不无赞赏,在对马衡的回复中说:“二君皆沉静有学者气象,诚佳士也。”[22]806但王国维同时给罗振玉的信中却说:“京师大学毕业生(现为助教)有郑介石者来见,其人为学尚有条理,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22]529由此看来,在此次谈话中,顾颉刚很有可能对王国维谈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新理论,且对日本汉学界出现怀疑中国古史的所谓“尧舜禹抹杀论”记忆犹新[35],所以导致王氏把顾颉刚与日本文学士白鸟库吉等人相提并论。

   在上海第一次见过王国维之后,顾颉刚就产生了欲拜王国维门下的夙愿,“如蒙不弃,许附以弟子之列”[36],但王氏的回信只字未提收徒之事,只允许问业[22]842。虽然在之后的许多岁月中,《顾颉刚日记》留下了大量顾氏在梦中问学王氏的记录,但顾颉刚在距王氏投水的五年时间内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拜师梦。或许这与顾颉刚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印象有关。这种印象长久保留在王氏的记忆里,当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王国维在致容庚的信中直言:“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颉刚书……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22]886这也从王氏口中知道了他对“勇于疑古”的不赞成。另据王国维清华研究院的助手赵万里说,王先生在《古史新证》总论之后接着“二章述禹”,用出土金文材料,“以证《吕刑》以禹为三后之一,乃《尧典》《皋陶谟》《诗》三百篇之言禹,殆均为实录。且知春秋之世,东西两大国,皆以禹为古帝王也,此言实为近时疑古者而发”[37],但由于是讲义,印发的仅是提要,讲授时一些重要内容就省略了。据王氏学生吴其昌所记授课笔记,观堂先生讲授《禹》一章指出,确有“禹迹”之事实[38]。由此看来,王国维应该是关注到了“疑古派”的观点和风潮。

对学术思潮有关注,并不一定就把矛头指向顾颉刚。一方面,虽然王国维拒绝了顾颉刚拜师的请愿,但还是以“问学”相交流。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王国维也失去了南书房行走的职事,生活一下子拮据了,顾颉刚听闻后立即给胡适写信[34]557,希望依托与胡的关系推荐王国维到清华大学任职,至今还被学界传为美谈。1926年5月30日,顾颉刚还同赵万里一起到王国维家拜访,这是他们的第二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面谈。顾氏当天的日记并无多谈会面的具体内容,只是记录而已,但至少并未交恶。另一方面,尽管学术界一直把顾颉刚作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上在“疑古”问题上钱玄同要走得更远,甚至以“疑古”为号。故而有学者说:“从疑古派的发展史来看,钱玄同实比顾颉刚更居关键地位,用黑社会来比喻,钱才是发号施令的老大。”[39]如1926年钱玄同虽然对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金文之学颇为推崇,但在《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40]一文中先肯定了考释之成就后,又对王国维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提出了指责,王国维看到该文后在给容庚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22]886。但对这位疑古“发号施令的老大”终究也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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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 2017 , 37 (5)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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