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古以来，人类的情感一直是重要的哲学命题，备受各国哲学家的关注。但直到20世纪上半期，西方学者才从真正意义上提出“情感史”这一概念。最近几十年，“情感”问题成功吸引到西方民众和学者的热切关注。一方面，人们通过传统和新兴的交流渠道，反复谈及“情感”和“情感转向”问题；另一方面，“情感史”研究逐渐朝跨学科方向发展，西方学者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更新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并就“情感”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情感史”是重要的历史学科，同时也是对人类理性行为研究的有力补充。

　　 关 键 词：情感史  情感  概念  理论  吕西安·费夫尔

　　 最近几十年，“情感”(emotions)问题吸引了民众的热切关注。①人们或是探讨情感素养(emotional literacy)对社会交往产生的重要作用，或是留意情感与制定广告营销策略的关系，或是关注同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大型自助产业的前景，或是评估政治人格和政策方针的作用。与此同时，有关“情感”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展开，②并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新方向。人们通过传统的学术中心和史学杂志的“学术论坛”③以及新兴的网络和博客等渠道，陆续谈及“情感转向”(an emotional turn)问题，并积极探讨情感在历史上的作用。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召开，“历史化的情感”(Historicizing Emotions)正是此次大会的四大议题之一。④此举表明，国际学界已就“情感”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

　　 有鉴于此，本文将概述20世纪“情感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情感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和发展阶段，揭示其跨学科研究的动向和成因，展现西方学界对传统观点的修正，⑤讨论“情感史”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借以深化各国学界对“情感史”研究的理解，推动“情感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吕西安·费夫尔与情感史研究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人类的情感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备受亚里士多德、阿奎奈和笛卡尔等哲学家的关注。19世纪末。“情感”逐渐成为一个特定概念，出现在心理学家的笔下。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代表作《情感是什么》(What is an Emotion?)中，就提到了“情感”一词。⑥同时，人类的情感也受到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知识分子的关注，⑦“情感”一词逐渐在历史著作中崭露头角。

　　 然而，从真正意义上提出“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这一概念的，当属“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由于深感不同时代道德情操的巨大差异，⑧1941年费夫尔便在其《历史中的情感》(Sensibility of History)一文中，倡导“深入研究人类的基本情感及其表达形式”。⑨然而，费夫尔并未提出历史的“进步模型”(progressive model)，这或许同他的早年经历有关。他曾目睹战争对世界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纳粹令人发指的暴行。在他眼中，仇恨的历史、恐惧的历史、残忍的历史和爱情的历史并非空谈，它们均有可能“终将世界变成掩埋尸体的臭坑”。⑩此外，有些学者往往依据当下的情况，推测过去社会的情感生活。早在1938年，费夫尔便在其为《法兰西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caise)撰写的条目中，(11)直指这一做法不合时宜，认为其未曾考虑“情感观念”的变化，忽视了“现在”与“过去”的差异性。费夫尔一直强调人类情感的“矛盾性”与“差异性”，根源在于人类情感状态本就千差万别。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n Huizinga)深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氛围，因而在其著作中认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感；人类宣泄情感的方式十分直接，极易冲动不安、喜怒无常，甚至即刻就由憎恨变为宽恕、由野蛮和残忍变为同情和怜悯。他将这种混乱的情感状态喻为“鸦飞雀乱”(utter disorder)。(12)费夫尔则视上述“喜怒无常”的情感状态为人类历史的变化趋势，认为其由当时不同的生活条件所致。(13)同时密切关注人类的行为模式，一直思考在某些特殊时期，人类行为模式发生转变和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并试图揭示人类心理活动对情感状态的深刻影响。(14)

　　 费夫尔的其他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主张“情感可以蔓延”(15)，试图建立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主体之间的联系；强烈呼吁对恐惧、爱情、欢乐和厌恶等情感开展研究；分析“情感变化”问题研究的内容、局限和所面临的窘境；提倡关注当时社会有关战争的恐怖情感，以明确战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等等。

二、费夫尔同时期及其之后的情感史研究

　　 在费夫尔之前，一位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样曾呼吁情感史研究。诺博特·伊里亚思(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sing Process)当中，阐释了自己的主张。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伊里亚思从法兰克福先后逃往巴黎和伦敦，安定后便着手著作的撰写工作。1939年该书德文版出版，但直到德文版再版(1969年)以及英文版(1978年第1卷、1982年第2卷)陆续出版后才声名鹊起。(16)

　　 该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中世纪中期至20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进程，并充分借鉴赫伊津哈、韦伯和弗洛伊德(Freud)的早期成果。伊里亚思在研究人类情感对行为(包括体姿礼仪、暴力行为和餐桌礼仪等)的影响时，尝试将社会的发展(社会发生，sociogenesis)与个人的变化(心理发生，psychogenesis)相结合，构建出一个“演化模型”(evolutionary model)。伊里亚思认为，在国家颁布一系列禁令后，中世纪时期自由、不受束缚的情感表达方式有所收敛。这些禁令内化为“羞耻感”，较为有效地控制了人类的情感、促进了个人自律行为的形成。伊里亚思既是“本质主义者”，同时也是“建构主义者”。(17)他经常兼用“形成”(affect formation)和“结构”(affect structure)等术语，研究处于历史和社会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情感史。伊里亚思的成果影响深远，同时也饱受非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他采用直线和渐进的现代性历史叙述模式；(18)第二，他采用错误的“水力模式”(hydraulic model)理解情感问题。(19)

　　 20世纪70-80年代，在《文明的进程》英文版第1卷(1978年)出版的同时，史学领域发生了研究方法的“革命”，历史研究的焦点转移到底层人民身上。政治史研究不再一家独大，农民史、城市史、家庭史、心理历史学、女性史和性别史等学科充分借鉴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在家庭史和儿童史研究过程中，情感成为考察家庭发展进程的重要窗口。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世纪以前，爱情和家庭间的其他情感均“微不足道”。(20)另一些学者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们通过各种实例，展现早期家庭关系中存在的深厚感情，(21)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指出“物质利益”(material interest)和“无私情感”(disinterested emotion)并非水火不容，恰恰相反，两者是紧密相连的。

　　 新兴的心理历史学同样研究情感问题。学者通过研究个人的内心状态，分析这些状态对个人思想的形成和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22)通过考察子女抚养问题，探讨其与普遍的社会焦虑之间的关系；(23)通过研究“女巫审判”，展现女巫将个人情感(憎恨、嫉妒、痛苦、欲望等)和经历编造为“恶魔之语”(24)的情形。(25)彼得·盖伊是最负盛名的心理历史学家，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盖伊的《启蒙时代》呈现了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弗洛伊德传》完整地再现了弗洛伊德的一生及其对德国文化的影响。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描述了法国大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内心世界；探究了18-19世纪布尔乔亚阶层观念(经验、思想、信仰、价值观和文化等)的形成过程，涉及爱情、感情、攻击、厌恶、快乐等诸多情感。(26)

　　 尽管上述著作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情感的重要意义，却始终没能将其视为研究的焦点。情感常被等同于思想成为叙述的内容，而不是被视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直到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的作品出现后，这一研究情况才有所好转。德吕莫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专长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历史研究，在20世纪70-90年代出版了有关“恐惧”(fear)(27)和“愧疚”(guilt)(28)情感的专著。德吕莫依托大量资料论证恐惧的消极性质，指出恐惧源于人类对世界的蔑视，(29)源于人类因原罪而产生的愧疚，源于人类脑海中固有的暴力、复仇和严厉的上帝形象。他认为，从14世纪开始，受困心态(siege mentality)和暴力行为在西方盛行，而恐惧正是受困心态和暴力行为的核心。恐惧的积极影响虽同被提及，却鲜有人关注。德吕莫采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30)利用“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 framework)解读恐惧。正如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所言，德吕莫是在“探讨变化的、与恐惧有关的主语和宾语，换言之就是研究‘谁在害怕什么’(who was afraid of what)”。(31)此外，德吕莫还认为恐惧情感是确定的，和特定的人和事有关，(32)却并没有讨论恐惧与焦虑、恐慌、攻击、社区团结和共同目标等概念的区别。实际上，恐惧情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表现为愤怒、嫉妒，有时可表现为不安、绝望、惊恐甚至是敬畏。因此，从事情感史研究的学者应重点关注愤怒情感产生的原因和表现的方式。

　　 20世纪70-80年代，史学研究开始朝跨学科的方向发展，不断吸收新的理论与方法、积极挖掘新的文献与资料，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应运而生。“情感史”研究便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彼得·斯特恩斯是《社会史研究》(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杂志的创始主编(1967年)。1985年，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罗尔·斯特恩斯夫妇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充分探讨情感史研究对于了解历史的重大意义、创造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术语，并号召学界深入开展有关情感史和“情感学”术语的研究工作。(33)该文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将社会史同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紧密相连，“弥补了心理历史学无法研究以往群体情况的缺憾”，(34)反映出情感史研究向社会史研究靠拢的趋势；同时，还为社会史学者同文化史、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学者创造了新的交流契机，(35)推动了家庭史、儿童史、人口统计学、婚姻史等分支学科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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