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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经济研究的中道方法

更新时间:2018-09-04 07:35:37
作者: 杨正位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皆源于欧洲,前者不时直接风行于课堂与庙堂,后者随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国化而开始“中国化”。平心而论,西方经济学的不少内容反映了市场经济一般规律,38年来对我国经济转轨厥功甚伟,仍需中国人敞开胸怀、不断学习;然西来之学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现象并不罕见,因其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现实,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符。如IMF给拉美金融危机后开的紧缩药方,反而使经济衰退,适得其反;给俄罗斯建议的休克疗法,用药过猛药使经济休克后难以醒来,每人1.5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貌似公平,结果是更大的不公平。如何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何廉、高鸿业、林毅夫等几代人作了有益尝试,仍待后继者持续努力。

  

  

   学习西方经济学,某日突然开悟:成名成家不难,对正在流行的一派反着说,从一端跳入到另一端,便能自成一派,说不定成为“开山之祖”,或某一新流派创始人;即使更改一个假设条件,亦可为一小派,经济学的凤冠戴定了。教材里的西方经济理论,似乎隐含一条规律,“理论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从供给学派—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新供给学派;从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战略性贸易—公平贸易等,不一而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概念侧重于“单面”,往往执其一端、不及其余,如讲市场时轻政府、讲效率时轻公平、讲需求时轻供给、讲内需时轻外需、讲理性时轻非理性、讲利时轻义……种种现象不一而足,可能偏离实践,误导政策,影响“致用之学”的声誉。但是,若以中华文明的中道解之,则对立的二者甚至数者,是相辅相成、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就像一幅太极图。从一个个孤立的概念,变成一个个生命有机体,让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智慧里“活”了起来。

   中道或中庸思想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一,是中国人长期尊奉的最高伦理准则与道德理想,是普遍适用的思维方法。中道注重恰到好处、把握好“度”、重视常态、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消融矛盾、稳定社会。中道还讲经权,讲究“中正与权变”,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凡违反中庸,太激烈过分,则物极必反。所以中道还反极端,要求拿捏有度。由“中”致“和”是中道逻辑的必然,守正持中、对立统一、阴阳互动,自然会走向和合,达到和平和谐。在对立统一中达到均衡与和谐,由此天地有序,万物繁荣。这些思想对于修正经济学中的极端思维、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当前我国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政府的“更好作用”,这涉及经济学的一对基本矛盾——政府与市场关系。我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自然需要市场的决定作用,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扭曲,产生很高的制度成本或社会成本;但政府如何作用,作用多大,得更多考虑国情、发展阶段等因素;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应有一个黄金分割点。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动态的,二者间的“度”是移动、有波幅的。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比例关系不尽一致。从横向看,同一时点各国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不同,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的政府监管过少,资本过度自由——就导致危机,出现了政府失灵。中国是政府是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政府手太多、太长、太闲不住,总体上是市场失灵,所以得“简政放权”,更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从纵向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市场关系,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几百年来走过了“干预—自由—干预——自由—干预”的反复过程。中国也是如此,1949年前的民国经济相对自由,建国后近30年是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逐步迈向经济自由。可见,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首先是循实践需要而来,而非按教条与理念而来。

   又如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最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火起来了。其实,此时强调供给、彼时强调需求,因时因地制宜,都是正常的政策需要。西方经济学大致经历了重“供给—需求—供给—需求……”的过程,十九世纪初以萨伊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此说风行100多年;到凯恩斯主义时,十分注重需求;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时又出现了新供给学派,主张“回到萨伊那里去”。到2001年美国高技术泡沫破灭、2008年次贷危机时,又强调扩大需求。无论是萨伊定律还是凯恩斯定律,过于强调供给或过于强调需求,都难免偏执。事实上,经济不景气时,都是供需两手抓,只是侧重略有变化而已,如我国1997年是“需主供辅”,18年后是“供主需辅”。我国当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前面还有一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开的是君臣佐使相济的良方,并非只有一味的偏方。

   所以,如果运用中道方法,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对立概念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比如,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要有“度”、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可能有一个黄金分割点、经济安全和扩大开放可以有机统一、每一种经济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有其优势和不足。经济理论中的各对关系,在经济现实中发挥作用的比例关系有所不同,有的可能三七开,如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垄断与竞争、公平与效率、保护与自由、非理性与理性等,后者应是主流,二者接近黄金分割点。不少关系可能是对半开,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规范与实证、投资与消费、义与利或德与财等。而且这些关系变动不居,因时而化,因地而移,因国而变,逾淮为枳,自然规律。究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对半开好?都得结合实际与国情,把握好“度”(参见中道线: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在A点,政府作用很大,比如战时管制经济;在B点,可能处于政府与市场的黄金分割点,市场占主导地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还应看到,经济生活中不少关系不是两两对应,许多是多重关系交叉,如改革发展稳定、投资消费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情况更为复杂,“度”也更难把握。

   由于中道线上的比例关系变动不居,很易招来“不科学”甚至“像巫术”的质疑。然而,经济学本非自然学科,更接近社会学科,故有时很难量化或精准为固定值。关于经济学精准性或不确定性的看法,布劳格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必须在‘严格精确而不现实’和‘与现实相关但不严格不精确’之间作出选择”;哈耶克也认为,社会领域研究的是相互联系的有机复杂现象,我们无法获得他们的全部知识;我们做出的模式预测,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精确,只可能是次优的。特别有趣的是,他强调“宁愿要正确但不完美的知识,即使它还不确定或难以预测,也不愿要装点得很精确但有可能错误的知识”,这与凯恩斯的“我宁愿大致正确,也不愿犯精确的错误”,居然惊人一致。可见,观点对立的两位经济学大师,即使一主自由放任、一主政府干预,但对经济学的“不精确性”,有着深刻的理性共识。事实上,不确定性原理是物理学的重要理论,也是经济学“风险管理”中常用的基础概念。最近任正非谈到“方向没有绝对正确,只有大致正确”,也体现了对不精准、不确定的深刻认知。

  

  

   从实践来看,40年来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市场的关系,主题是“放活”,即扩大市场作用,从承认有作用,到“基础”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简政放权,也要行为规范和服务到位,解决好越位、错位与缺位问题。

   公有/私有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发展混和多元经济、增强经济活力的过程,至今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深化国企改革,又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宏观/微观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微观主体过少、不活、创新不足,宏观上既有计划控制后遗症、管得过多过死的因素,也有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不懂、不熟、不稳的因素,还有对国内外两个大局下的宏观调控无经验的一面。今后,“宏观要稳、微观要活”将伴随经济转轨的始终。

   供给/需求的关系,二者构成市场须臾难分的两个方面,此时强调供给、彼时强调需求,因时因地制宜,是正常的政策需要,可谓阳光下无新鲜事。西方经济学自萨伊以来大致经历了重“供给—需求—供给—需求”的过程,我国40年来走过了“短缺时扩大供给—过剩时扩大需求—新常态优化供给”的历程,当前正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竞争/垄断的关系,扩大市场竞争、保障竞争公平一直是主题,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低价竞销、产能过剩始终与政府行为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减少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双重任务仍然很重,企业需要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错位竞争、品质竞争、理性竞争。

   公平/效率的关系,从初期的重效率、扩大差距、增动力、增活力,到今天的效率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更加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代际等差距,建立一个机会更均等、结果更公正的社会,走出传统社会的治乱循环。

   保护/自由的关系,是减少保护、扩大自由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产业有竞争力和“毕业”。

   规范/实证的关系,是减少争论、减少空口号、增加实证、增加数据的过程,当前也到了需关注规范的阶段,更应重福利与公正。

理性/非理性的关系,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根,强调自利的“无形之手”能达到市场有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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