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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经济研究的中道方法

更新时间:2018-09-04 07:35:37
作者: 杨正位  
但也走过了一条“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的道路,从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转向了行为经济学的快乐最大化。如同人是理性与感性的混和物一样,理性与非理性同时存在于任何经济主体,只不过二者的比重,对不同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有所不同,正常情况下理性会占据主导,但也存在突变。

   德/财或义/利的关系,是一个管总的大关系,已实现了从轻民财、私财的社会风气,到重财、重民富的大转折,但随后又偏向要钱不要命、贪利不顾义、有钱无德、德不配财的社会风尚,各种造假、贪腐、污染等司空见惯,再不治理即有社会溃败风险。近年义利兼顾的呼声日涨,德财相配的行动日多,此风有望逐步扭转。若能伴以能力建设与制度规范,扩大正向激励,减少逆向淘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让人期待。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有大量运用中道思维的生动案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二元”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中国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不光计划与市场、价格双轨制是二元,城乡是二元,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对内与对外是二元,政左与经右是二元……针对历史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分为二”、“做好增量”、“以新带旧”也许正是当时的高明之处。这样,从旧体制中长出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增量中国,并与存量互动、博弈,诞生出一个新体制。

   试举两例,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农村改革文件中那么多怪词,像什么“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费解。这句话这么长,能说全、说对的人有多少?如果换种说法,叫“大包干”、“包产到户”,简单明了,一下子谁都记住了。难道是杜润生等老先生吃饱了撑的,故意绕口令吗?其实,这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之一,是改革开放的起点,体现了道并行而不悖、“至道中庸”的政治智慧。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正如杜老自己回忆的:1982年有一位年轻同志也这样问我,我告诉他:“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那是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时代,必须照顾到几十年形成的“公有崇拜”,改革初期不得不和这个挂钩,不能离历史太远。新制度从旧制度逐步演化而来,自然带有旧制度的痕迹。我们不但要承认这一点,也要利用这一点,事情才能顺利进行。

   二是价格双轨制。同一种产品,计划内国家定价,计划外市场定价,是中国改革和转轨中的特殊现象,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生产资料价格,第二次是人民币外汇牌价,第三次是股票市场价格(非流通股的场外转让价/流通股的市场价),这是我国渐进、增量改革的特征,体制内和体制外并行,体制外优先,以增量带动存量,最终走向市场调节。双轨制虽然从道理上看似“次优”,但在实践中反成“最优”。不彻底、不完善、不干净是其固有缺陷,但它也正是我国的成功之道,在自由市场未立之时,如骤然取消计划,出现“新者未立,旧者已亡”,有了“真空”,则必混乱,“其进弥骤,其途弥险”,欲速不达。如前苏联盖达尔500天“休克疗法”,措施激进到位,但很快经济瘫痪,使俄罗斯GDP总量减了一半,降到美国的1/10,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同样是休克疗法,俄罗斯失败了,但玻利维亚成功了,前者永远休克了,后者休克后苏醒了。一个变量的改变,即事先有无市场机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这个道理如同苏轼所言,“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中国的各种试点改革、混和所有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都体现了这种不纯粹、有过渡特点但更适用、更有效的实践智慧。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长的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现实却走向反面。所以从“书斋经济学”到“生活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到“真实经济学”,还有遥远的路程。

  

  

   十九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何避免上下一般粗,把这些重要论述落到实处,充分挖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结合当代实践灵活运用,是一个重大课题。

   中华文明传统中的中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较大交集。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三大规律,事物是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等观点,以及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与中华传统智慧强调把握好度、物极必反、阴阳互动、和合共生等观点,有不少殊途同归之处。十九大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正确运用中华传统的中道方法,既有利于修正西方经济学中的极端思维、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实践,也有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要适度、有度,要有底线思维、处理好各种关系、平衡好多个方面、实现有机统一等,这些皆是运用中道思维的体现,比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同时,十九大报告充分体现了平衡好各对关系的辩证思维,“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党群关系明显改善”“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等。报告还特别强调平衡与对立统一,如“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等。

   又如,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对于如何做好宏观调控及国民经济管理,权威人士在2015、2016年在《人民日报》连发三文,反复强调“度”,要“灵活适度”、“适度扩大”等,充满了中道智慧。比如,“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处理好‘稳’与‘调’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度’,掌握正确的方法论”“避免不适度。无论是需求政策还是供给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无论是发展政策、改革政策还是社会政策,都要把控好‘度’,既不过头,也防不及。即使方向正确、政策对路,一旦用力过猛,不但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酿成风险”。“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有所加大,但也不能放水漫灌,而要注意‘度’,注重精准滴灌,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又防止增加宏观经济的总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找到平衡点”“‘五大重点任务’必须全面推进。当然,落实到一个地区,又会有所侧重,关键在于把握好‘度’”。

   2017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在今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

  

  

   经济学常被看作“两难选择”的学问,有选择就有所取舍,就有机会成本,需要两难中拿出最优或次优,中道智慧由此彰显。经济学的中道思维,需要“去完全”、“去纯粹”、“去单极”,避免成为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死”的“文物”,而应成为多方兼顾、活的“生物”,是有灵活度、有弹性、可调整、动态式的有机体。实践中的折中方案往往更接近最优,滑向两端的激进主张常与最优无缘。经济学者的想法若植根于现实,“中庸”则更“中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偏好彻底改变,不愿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好度,回归常识与现实,认清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不是一面消灭了另一面,而是相对关系的变化,就象阴阳互动的鲜活“太极图”。

   经济生活的中道思维,亟需一分为二看问题,避免自以为真理在手,居高临下地否定其余。凡事皆有两面或多面,好坏同体;假以时日,优劣易位,更需善加调整。增长速度太高太低,收入差距太小太大,改革太慢太快,干预过度或监管不足,开放不足或过度,金融落后或发展过度,工资、物价、税率、利率、汇率太低太高等,都不太好甚或有害。

   经济学的中道思维,还得用事实、用真相说话,早日跳出概念之争,破概念之执。我常对一些争论感到迷惑:争论双方都在概念上做文章,对现实、真相了解少,求善不求真,无视历史、不管事实,理念至上、立场至上,如同王元化所言的意图伦理。哪怕两方观点都相近、只有度的区别,也得争过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由此深感罗伯特议事规则之必要,深感实证方法之紧迫。以此方法观察学者们关于产业政策、国有与民营、后发优势与劣势等争论,会有新的结论:不是要不要或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或“度”的问题,是黄金分割关系问题。

   经济理论尚不妨出现极端,否则似难成一家之言,称其为思想,如不少西方经济学流派所示。然经济政策、经济实践事关国计民生与成败利钝,自当立足人类实践、立足经验常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法乎中;否则偏执一端,特别是从概念出发,将危害国民、国家,对此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实际工作者多有同感:凡事成功,需要“目标正确、方法正确与操作正确”的三统一,缺一不可。康梁变法之误,不在于其目的是否正确、理想是否高尚,而是脱离实际、操作性差,终致“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令人痛惜。如果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不管方法、不顾程序正义,往往事与愿违,即我们常说的“好心办坏事”,或西方所说的“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就”。对此,经济工作者当深戒之。

   治世尚中道,乱世走极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需要再造治世盛世。然而,当前国内外极端言论都在回潮:国际上民粹主义、狭獈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封闭保护主义、全球化中的两极分化等都在升温,有的已付诸行动,有可能滑向零和博弈与以邻为壑的境地;国内极端思潮不时涌现、左右激烈博弈,极右者“言必称希腊”,喜欢照搬照抄,民族自信心差,容易自惭自卑,丧失前进的定力;极左者自我封闭,不知外部世界咋样,往往自视过高,枉顾事实与真相,容易自大自狂,丧失改进的动力。昨天,小平同志针对“文革”惨痛教训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今天,新党章依然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老路与邪路,皆是死路。于此紧要之际,倡言经济研究的中道方法,对于中国及世界疗此“极”毒、平稳步入常态社会,亦有参考价值。由此我想到一幅对联:上、下联为:“精神中庸上承中华文明/物质中产下接太平盛世”,横批是“中道治国”

(2016年1月初稿,2018年1月修改。)

作者:杨正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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