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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中:后现代性,还是新现代性?

更新时间:2018-09-03 07:21:30
作者: 谢立中 (进入专栏)  
鲍德里亚本人后来也由此被尊崇为“后现代社会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尽管鲍德里亚对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分析最接近于“后现代转向”之说的第二种含义,但在鲍德里亚本人的著作中,这方面的宣称似乎始终是含混不清的。

   以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似乎目前尚无人考证出谁是“后现代转向”和“后现代性”之说新含义的明确的首倡者,以及他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说的。①但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的是,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社会”的观念以及具有新含义的“后现代性”的概念才开始逐渐在学术文献中大量出现并流行开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相关概念的含义开始发生分化。在1991年发表的《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一文中,鲍曼将“后现代性”一词明确地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认为它“精确地表达了20世纪在欧洲富裕国家普遍出现的那种社会状况和欧洲在这个过程中衰落的定义性特征,以及这种社会状况在20世纪下半叶的存在形态”(Bauman,1991)。在1991年出版的《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则更明确地将“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概念区分开来。“后现代”被认为是后面几个概念的通称;“后现代主义”用来指称和描述“一批范围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后现代性”用于指称和描述社会结构的“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者断裂,它包含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的出现”(Featherstone,1991:2-11)。②莱恩(David Lyon)在1994年出版的《后现代性》一书中也明确地将“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作为一种粗略的分析方法,将着重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一词和强调社会的‘后现代性’一词区分开来是值得的”,并提出“后现代主义指称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后现代性……则涉及一些假定的社会变迁。要么是一种其轮廓已经可以朦胧地加以观察的新社会类型正在成为现实,要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开始”(Lyon,1994)。罗伯特·顿(Robert G.Dunn)在1998年出版的《认同危机:对后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一书中也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一词作为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或命题的标志在学术讨论中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影响的位置,但一些作者已经利用‘后现代性’一词来指称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发展。”(Dunn,1998)在2000年出版的《后现代城市状况》一书中,米歇尔·迪尔(Michael J.Dear)也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时代,这个时代以我们在认知事物的方式和创造城市的方式上的‘激进断裂’为特征。那些发生在认识论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决裂可以各自区别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后现代性则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Dear,2000)。

   作为这种“后现代转向”之说和“后现代性”概念新含义流行的自然结果,③“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也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应运而生。费瑟斯通在上述著作中就已经区分出“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指出它是用来指称和描述与“后现代性”所指称的那种“新社会秩序和阶段性转变”相伴随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Featherstone,1991)。克鲁克(Stephen Crook)、帕可斯基(Jan Pakulski)和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更是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后现代化》。书中明确提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下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并且认为“后现代化”是一个比“后现代性”更为恰当的概念,因为目前正在产生的新社会在具体形式上还是不确定的和有疑问的,“我们没有有关它是什么的确切知识,仅仅知道它不是现代性而已”(Crook,1992)。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化”一词,提出“后现代性状况需要一种对相应的后现代化概念的分析”;“现代化例示了一种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无情的历史性转变中将老的生活方式加以消灭的资本和技术的权力,相反,后现代化则将一些革新性的转折和颠倒(包括一些社会控制和抵抗的新形式)引入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后现代化’指(1)在生产和消费的本质和模式方面所发生的变迁,(2)围绕大众媒体而发生的社会和文化重建,(3)资本和文化通过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而发生的重构,以及(4)以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的兴起”(Dunn,1998)。

   上述引证虽然有限,但足以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社会正在来临”的宣称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广泛流行并已为许多人接受,“后现代性”在很多人那里也已经演变成“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词。那么,使这些人认同或接受这种宣称的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呢?

  

二 后现代社会转向:与现代性的断裂


   费瑟斯通指出,对于主张“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那些人,“谈论‘后现代性’就意味着谈论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者断裂,它包含一种有着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的出现”(Dunn,1998)。鲍曼说:“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一个有缺陷的变种,也不是现代性的一种疾病状态、一种有待纠正的短暂失调、一种‘处于危机中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是一种由其自身的独有特征来定义的、本质上可行的、能够实际地自我维持和逻辑地自我包容的社会状态”(Dunn,1998)。沃特斯等也提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下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他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中正在出现的那种新社会状况在结构、性质或者基本组织原理上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以至于我们无法再把它归入“现代社会”这个范畴中去,无法再用“现代社会”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模式来描述和分析它,这正是许多人认同和接受“后现代社会来临”之说的基本理论依据。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沃特斯等曾经对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状态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做过相对系统的比较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后现代社会”理论模式的难得的样本。按照沃特斯等的描述,西方发达国家中正在出现的新社会状态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于文化、国家、社会不平等、政治、工作组织以及科学技术这六个方面(Crook,Pakulski and Waters,1992)。

   第一,从文化方面看,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它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活动领域的分离以及它内部不同活动(认知、道德评价和审美等)领域之间的分离,或者说它自己和内部各领域由此而获得的相对自主性。相反,在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形态中,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活动领域之间以及文化内部各分支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不断趋于消失,从而导致所谓“逆分化”(dedifferentiation)现象的出现。

   第二,从国家方面看,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一种中心性的支配地位。国家是主权的拥有者、市民权利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企业的管理者等,担负着内外环境的稳定、经济的调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等多种功能和责任。相反,在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形态中,国家的职能却将日益收缩,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日趋下降,作用将日趋减弱。随着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各种权力和责任不断向自主的企业实体、地方机构和超国家实体转移。社会生活的决策权日益分散,国家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自主性实体的观念越来越受到挑战。如果说权力集中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么新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将是权力分配的“逆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第三,从社会不平等方面看,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不平等主要是由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造成的,阶级差异和性别差异是不平等的两种主要形式。而在正在形成的新社会中,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日益缩小,各种分散的小型经济组织的不断增加,一方面传统的科层等级制度将日益瓦解(老板和工人将在一张桌子上或工作站里工作),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将日益被更多地结合进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被贫困化,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将日益衰落。家务活动和公共活动的界限也将变得更加模糊,从而使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也日益缩小。由于这些变化,物质生产过程在社会不平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将日益减小,社会不平等将主要通过消费过程来体现,阶级也将逐步为各种认同群体所取代。

   第四,从政治过程方面看,在现代社会中,政治过程是以社会经济过程中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为内容而展开的(利益政治),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利益的阶级(阶级政治),政治活动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组织化政治),大型政党则是现代政治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政党政治)。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过程的特征。新的政治过程不再是以社会经济过程中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是以一些更为普遍性的关注如价值观或生活风格、全球环境之类的内容为基础而展开。政治活动的主体不再是那些以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别为基础而形成的阶级群体,而是一些更为一般性的社会范畴,政治活动也具有更多的偶发性和更少的组织性,社会运动日益取代大型政党而成为政治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

   第五,从工作组织方面看,现代生产系统的主导模式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它是为了满足大量生产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以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为技术基础,以标准化、持续化、高强度、任务简单化和分工固定化的劳动过程为特征,以严格的科层系统为基本的组织形式。在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日益受到挑战。大众市场的激烈波动使以大量生产为特征的“福特主义”模式日益陷入严重的危机,许多与新的市场环境更为适应的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如小型企业、转包制、灵活分工制等不断涌现,成为“福特主义”的替代模式。其中“灵活分工制”被认为是生产过程“后现代化”的先锋或主流趋势,它以计算机控制的技术为基础,能够灵活地响应不断变动的市场需求,以去中心化和去科层化的管理系统为自己的组织形式,以在数量和功能上多样可变的劳动力市场为条件。从“福特主义”向“灵活分工制”的转变是新社会转型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六,从科学技术方面看,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是高度组织化的,它在财政和机构两个方面都被高度整合进企业和国家体制之中,科学研究内部的学科界限以及它与其他社会活动如市场交易之间的界限是严格的,科学作为人类控制自然这项大工程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广泛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的。而在当前西方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大型企业和国家财政能力的不断衰退,科学也面临“去组织化”的严重压力。科学内部的学科界限以及科学活动同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科学的自主性正在日益受到威胁。随着气候恶化与环境破坏日趋严重,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程度也在日益下降,科学本身甚至被视为对人类的一种潜在威胁。

根据上面这些描述,沃特斯等指出,面对“我们是否正在目睹现代性的一种简单扩展或发展,还是正在进入一种真正新颖的历史结构”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们倾向于选择后一种观点。这不仅是因为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广泛地渗透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而且是因为这些变化在如此多的方面逆转了现代性的规范模式。“在许多可能的选择中,‘后现代’这个形容词最好地描述了正在出现的社会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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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 , 20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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