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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 王怀信: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评析

更新时间:2018-09-03 06:58:54
作者: 刘勇   王怀信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不断产生和加重,全球治理作为对全球化进行管制的措施和思路逐渐成为解决全球各种症候性问题的重要视角,也越来越受到众多海内外学者持续而广泛的关注。整体来看,大多数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构成要素的角度对全球治理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文章从全球治理的价值、机制、主体、客体以及效果五个维度对现有代表性的文献梳理后进行评析,以期为全球治理的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思想视镜和方法平台。

   关 键 词:全球化  全球治理  构成要素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价值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加剧倒逼着人类对全球治理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思考。在此现实背景下,众多海内外学者不断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研讨。有学者围绕全球治理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立场及认识视域四个角度进行了梳理[1];有学者从全球治理的态度、问题以及理论展望三个维度进行了探讨[2];有学者对现状与趋势、共识与分歧以及主要缺陷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进行了评论[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以及更复杂的多层全球治理体系的逐渐形成[4],全球治理研究必将涉及更多领域,呈现更加多元的解读。本文从全球治理的五个主要构成要素对海内外学术界的代表性文献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为全球治理的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思想视镜和方法平台。

  

一、全球治理的价值


   全球治理价值,即为什么要治理,全球治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天涯成比邻》报告中提到:“今天的人民比以前有更大的力量来铸造他们的未来。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发现它们无力处理面临的许多老的和新的问题。各国及其人民看到,只有与别国进行合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必须通过承担共同的义务和分担努力,以确保自己的未来。”[5]这一表述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即为了应对全球性问题,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全球治理”应运而生。同时需要提出的是,学者们对于全球治理价值的讨论,整体上就是基于“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客观上是存在的”[6]这一认知。

   那么,依靠什么样的价值来指导全球治理呢?基于问题和视角的全球性,从全球共同价值或类文明的角度去解答成为理所当然的方法论自觉。从全球共同价值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渗透着人类追求美好世界的重要价值和道德目标,有效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包括更多治理主体的参与、更加重视社会公正、更为集中的可持续性[7]。为了有效地协调国际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和行动,以应对全球性危机,有必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8]。从类文明的视角来看,其是人类社会的共识性文明,是全球一体化时期新型的文明形态。类文明不是一国的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整体,其基本价值理念存在于各类的文明体之中,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则构成了其主要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就是“和而不同”。全球治理变革根据这一价值理念应突出三个基本价值取向:协同性治理、包容性治理、共享性治理[9]。

   然而,要找到并让不同区域均可以接受的人类价值共识存在着种种困境。这些困境不仅表现在不同区域对什么价值才是真正的人类价值共识这一问题的分歧上,也表现为各种全球治理价值主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和冲突。这是因为:全球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全球性协调活动,然而不仅在不同时代,即便是同一时代对全球治理价值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在当今全球治理的价值框架之中,人权、民主、正义等一些价值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就这些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不仅在全球层面而且在不同的治理主体层面,均存在着较大的认知分歧和解读分歧[6]。全球治理的来临其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理念更加多元化的时代,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各个非政府组织的价值观以及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各类市场主体的价值观将会长期共存。

   这些困境导致全球治理呈现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纠葛。因此,要想促进全球治理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使全球治理摆脱各类价值困境。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基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和价值碰撞,全球治理要建构具有世界通约性的共识性价值,其必然要求走出探究发生学意义上的价值困境,而是应当兼容并蓄全球不同价值传统的终极价值理念[10]。从秩序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为了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的现象并使其能够获得真正的转变,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就需要被建构起来,而这种全球身份认同将是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为主要的特征[11],即全球治理的价值是概括提炼多元价值的事实发现,而不是先验推理得出的必然结论。

  

二、全球治理的机制


   全球治理机制,亦称为“全球治理规制”,即全球是依据什么样的规则来进行治理。全球治理机制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构成要素,其在为全球治理进程提供秩序保障与规则制约的同时,也为各类治理主体搭建参与全球治理的平台。那么,全球治理到底具有哪些机制呢?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看,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不平衡性、治理对象的多样化与跨国性、治理机制的规范性与“柔”性、治理效果的有限性与滞后性等特点。而就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全球治理机制逐渐显现出治理议题广泛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民主化等发展趋势[12]。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则分为三类:第一,现行主要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主要是指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内的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第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或者有较大可能产生巨大变革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主要是指那些由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或者是由发达国家主导、新兴的并具有较大潜在世界影响力的全球治理机制;第三,未来可能具备某种系统重要性的新体制与新规则,主要是指当前影响力有限的,主要是由新兴国家倡导、构建和参与,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新机制[13]。

   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动导致全球治理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其具体表现为“全球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型的单向治理转变为由西方国家、非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各类治理主体合作型的多向治理;中国正日益成为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以及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推动者。这些转变不仅对于不同国家内部的制度安排以及治理理念,而且对于国际体系未来发展的态势以及对于全球治理机制本身均具有较为重大的影响[14]。由于现行的国际机制尚不能有效地应对全球挑战,从而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其面临着种种的制度困境:第一,由于治理机制复杂性而造成的全球治理政策失灵;第二,由于现有主权国家体系而引起的全球治理机制的责任错位;第三,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而凸显出全球治理机构的代表性不足;第四,由于全球治理议题的不断增多,进而使得全球治理机制的盲点以及治理机制的理念分歧与竞争更为显现,最终导致全球治理规范缺失[15]。

   目前的全球治理机制本身就具有机制复杂性以及机制碎片化的严重问题。机制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国际制度的扩散、制度密度的增加以及全球治理层面行为体类型的多样化,由此使得个体制度安排的治理活动常常出现相互重叠、交叉或者互动的情况。而机制碎片化则表现为治理机制的不断扩散,这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一,不同治理议题之间的巨大差异;其二,权力政治的博弈;其三,国内行为体之间的博弈[16]。因此,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化极其重要,其要求确保民主国家对问责渠道达成一致,包含三种独立的合法性评估标准:第一,可接受的最低道德标准;第二,相对获益和完整性;第三,应对实际和规范不确定的有效认知方法。机制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治理机制合法化的重要内容,而其中监督和批评全球治理机制运作的外部代理人对机制持续的合法性是非常重要的[17]。由于二战以来的全球治理机制大多是西方大国设计主导的结果而非国际社会平等协商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图和意志,而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特别是2008年以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滥用全球治理机制的解释权,使其逐渐失去其“公共产品”的性质而成为少数国家的“私人物品”。因此,建立为各类行为体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的新全球治理机制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集体共识。

  

三、全球治理的主体


   全球治理主体,即全球应该由谁来实行治理。总体来说,制定和实施全球游戏规则的组织或机构都可以称之为全球治理主体,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主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二,各类政府间的国际性组织,包括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其三,各类非政府间的国际性组织,主要指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进行跨国活动的组织,基本组成部分是国际非政府间的民间组织。这三类主体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虽扮演着不同角色,但却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18]。除了这三类治理主体之外,跨国公司以及跨国金融投资者也是极为重要的全球治理主体。进入21世纪之后,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制度性力量已经与人类活动形成全方位的联系,其大规模与高度集中的经营模式对自由市场越来越构成威胁。这种威胁突出地表现在其抑制了自由竞争,造成了全球性的垄断。在面对具有较强掠夺性的跨国公司以及金融投机者之时,采取自我保护政策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无奈选择[19]。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了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之间出现了广泛冲突,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造成了主权国家独立性的减弱趋势,具体包括经济独立的丧失、政治民主的消亡以及文化融合的衰落等诸多方面。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将使得整个国家或整个社会的运行越来越为外部的强大经济力量与技术力量所制约。此外,主权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往往造成很多有利于全人类的议题或行动被搁置,从而在全球治理主体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以应对共同的挑战[20]。此外,中国、美国和欧盟作为三个最主要的全球治理主体,到底应该依据什么样的规范,并没有达成较为一致意见或是制定出较为权威的适用标准。事实上,它们对于全球治理的不同看法和主张不仅体现在各自的国内政策以及对外政策上,而且体现在对全球治理应遵循的价值理念、治理方式以及对其他治理主体的重视程度上[21]。

由于当前全球化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关系仍是全球治理须要面对的最关键因素,其中以中美间关系为代表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势必会影响到霸权主导下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换句话说,管控关键性大国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处理全球治理主体之间因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带来的分歧或冲突,必将深刻地影响全球治理领导、全球治理规范和全球治理结构三个重要方面,并最终形成适应新型大国关系的全球治理模式[22]。此外,全球治理还需要不同治理主体采取更多的集体行动。而对于如何摆脱集体行动所固有的一系列问题,国际制度本身给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际制度为不同的治理主体提供了博弈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声誉将在长期的交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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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论坛》 , 2017 , 40 (4) :1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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