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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文:学科突起与方法转型:中国财税法学变迁四十年

更新时间:2018-09-02 09:54:28
作者: 刘剑文  

   【摘要】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财税法学在理论研究、制度构成、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突破,基本形成了以公共财产法为学科属性,以领域法学为研究方法,以推动国家法治进程为学科目标的综合化、多元性和立体化的学科特点。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财税法学在突破部门法障碍和学科藩篱后,已成为一门研究对象丰实、相对独立且具备自身研究范式的新兴法学学科,同时,财税法学的学科发展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极大推动了我国的财税法治建设。此外,我国财税法学的发展经验亦体现以“问题导向”作为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并为新兴学科的成长繁荣提供立足点与突破口。

   【中文关键词】 学科发展;教义重构;方法转型;理论突破;法制创新

  

   目次

   一、概览审视:中国财税法学四十年发展脉络

   二、教义立场:知识谱系的演进与变迁

   三、本土贡献:理论突破与方法革新并重

   四、前瞻展望:以问题导向作为学科繁荣的基点

  

   当代中国财税法学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年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理论研究层面提出了公共财产法、理财治国观、法治财税、财税法一体化、税收债权债务、纳税人权利保护等多个重要理论,制度建设层面为《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大量的财税立法提供了智识支撑,方法转型层面围绕问题意识树立了以领域法学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典型代表,财税法学科在过去四十年中曾经历过外界对其学科定位、教义范畴的质疑,但历史的实践表明: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在科学进步乃至国家治理中呈现勃勃生机和活力,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中国财税法学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总结和反省,有助于正视学科发展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范式。同时,对我国财税法学科发展经验的萃取和提炼,也将增益其他新兴、交叉学科的繁荣发展,共创我国新时代法学研究、法治建设的新局面。同时,我国财税法学研究四十年发展之总结也将彰显学科重要性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治建设的纵深发展。

  

一、概览审视:中国财税法学四十年发展脉络


   一个学科的学术发展史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转换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事实。[1]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开始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漩涡,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的序幕。与此同时,不断向前推进的经济建设亦对财税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期待。

   (一)1978年至1993年:起步阶段的财税法学

   我国在1980年至1981年间颁布了三部税收法律,分别为1980年的《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以及1981年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为改革开放提供法律制度保障。随之而来的是,1983年至1984年对国有企业实行的“第一步利改税”[2]和“第二步利改税”[3],呈现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局面。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总结近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利改税不仅仅是国家和企业之间分配形式的改变,而且还涉及分配关系的重大变革。[4]“利改税”也是我国工商税收制度的一次全面改革,它充分发挥了税收在取得国家财力,干预、调节社会经济中的杠杆作用。[5]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关于工商税制改革可以制定暂行规定的决定》,以及1985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制定有关暂行规定的决定》,推动了我国税收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尽管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已于2009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但1985年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至今有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之路仍旧漫长,仍需持续推进。财税法制改革进程的推进,为财税法学的漫漫发展之路奠定基础。

   毋庸置疑,我国在1978年至1993年期间发生的诸多标志性事件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1986年前后,学术界出版了诸多财税法方面的教材并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学术资源越来越丰富,学者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在学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财税法学的起步应从1986年起算,不过,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所搜集的资料表示:早在1979年,就有学者论述了财税法治的重要性。[6]1981年12月,《中国财政问题》一书还曾对财政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7]这就足以表明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已受到关注,有理由相信这些对财税法制的关注和研究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财税法制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史对于财税法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它不仅能够促使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后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真实起源,同时可以更加深刻地挖掘财税法体系初建的智识支撑。

   (二)1994年至2003年:发展阶段的财税法学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财税法学研究打开了新局面,那么在1993年之后,财税法学便开始进入体系化进程。在这一阶段,“财税法一体化”概念的提出,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财税法学研究组织的建立,无不彰显财税法学体系的初建。1994年至2003年,财税法的发展进入了“体系初建”阶段,主要有以下几起标志性事件:

   第一,在1993年到1994年期间,完整意义上的“财税法一体化”概念正式提出。强调财税法的一体化,是将收入、支出、管理的法治化统筹起来进行一体化研究。这不只是概念的提出,更是理念的变化和研究视野的拓宽。一方面,既要强调收入法律化,还要强调支出和管理的法律化;另一方面,既要考虑纳税人,还要考虑征税人、用税人,强调三位一体。“财税法一体化”概念的提出使得财税法的思维、发展空间变得相当宽广。其实,财政收入属于“征法税”的问题,而财政支出则属于“用税法”的问题,税款如何征收与税款如何使用本应该是两个密切相关、同等重要的问题。[8]

   第二,为了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1994年初,中央决定推出三项重大改革:①改现行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分税制;②改革税制,包括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和改革流转税制;③以国家的资产所有者职能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两者分开为原则,改革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9]不得不承认,这三项重大改革可以说是财税改革思路的根本性突破,标志着我国财税改革步入了制度创新之路。分税制的财税体制改革也为国家发展奠定了现代财税体制的制度基础。分税制按照税种划分财政收入的方式,打破了财政包干制下一个地方所辖区域内所有的税收和国有企业上交利润都同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相挂钩的做法,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意义重大。[10]实际上,我国的很多重大改革都是从财税改革开始,如1980年起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在财政体制上实行“大包干”,就是典型的财税问题。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之征程。1993年年底,国务院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制定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系列税收单行条例。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预算法》,贯彻了强化预算法律约束的立法指导思想,规定了科学、合理、有特色的预算约束机制,明确了预算程序中的制约关系、预算监督中的制约关系和预算法律责任,成为这一时期财税法的重要支撑和标志性立法成果。[11]

   第三,中国税法学研究会于1998年成立,开始进行全国税法的专门化研究。该组织的成立对于财税法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铺垫和助力作用,它不仅汇集了各地研究财税法的专门人才,在实践活动中更为财税法学人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该研究会由笔者建议成立并起草章程,北京联合大学刘隆亨教授当选为会长,自此全国税法的研究开始变得有组织、规模化。2001年,中国税法学研究会正式成为中国法学会所属研究会,并更名为“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成为组织全国财税法学者的官方研究机构,刘隆亨教授当选为第一届会长。

   (三)2004年至2012年:转型阶段的财税法学

   财税法学体系建立之后,宪法修改、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的成立、“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的提出与重要法律的出台,促使中国财税法研究的转型与升级。2004年至2012年,中国财税法研究进入了“现代转型”阶段,这一阶段不得不提及以下标志性事件:

   第一,2004年《宪法》的修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等概念第一次在宪法层面被明确规定。此后,不少学者开始从人权、财产权的角度研究税收问题。宪法与民法从不同维度对财产权利进行保护,但宪法财产权是取得民法财产权的基础和前提,在宪法上,财产权属于人权,是一项公权利,与主体的人身不可分。[12]保护私人财产不仅仅有横向角度的民法,还有纵向角度的宪法,宪法的修改同时也为财税法研究的转型提供了基础。

   第二,重要法律纷纷出台。2007年出台的两部法律——《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对于私人财产保护的意义非凡。《物权法》是从私法的角度来保护私人财产,《企业所得税法》是从公法角度保护私人财产。新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不仅实现了并行多年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统一,也在此基础上根据新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构建了新的制度。然而,基于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考虑,《企业所得税法》解决内外资税负平等问题的指向却遭到了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反对。2006年10月,笔者应邀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法制专题讲座,主要是针对《企业所得税法》制定中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除此之外,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立法听证会,开民主立法之先河。在这次立法听证会上,国务院提出个人所得税起费用减除标准从800元调至1500元。笔者有幸代表法学界参加这次全国性的立法听证会,提出个人所得税费用减除标准调至1600元,最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这其中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数额的多寡,而是在于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否定。2007年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实施)开始推动预算公开,标志着财税法治在我国进一步实践,破除了我国历史长河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3]的传统官民关系。此后2012年《车船税法》的出台,也象征着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起步。

第三,“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的提出与传播。“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在西方是被广为接受的理念,2004年至2005年间被引进中国并逐渐发展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有学者认为,税收之债成立的基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缔结的关于公共物品的“社会契约”,税法是该“社会契约”的表现形式。[14]早在1999年,笔者就提出:“以前我国学者都是从‘权力关系’性质单一、片面地理解和分析税收法律关系;现在有学者认为税收实体法律关系性质的重心是债务关系,税收程序法主要以国家行政权利为基础,体现权力关系的性质。笔者比较赞同这一观点,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应当根据其内容、所设计的主体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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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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