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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论儒学复兴的现代意义

更新时间:2018-08-30 22:13:50
作者: 汤一介 (进入专栏)  

   本文摘录自《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题目系编者所加。

  

   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文化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国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可能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人类社会现实情况看,我估计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都会有新的大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大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的过程中,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21世纪,我们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而我国传统儒家思想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可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了最为重要的和谐社会的理想。《易经》中的太和思想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中庸》的“中和”,以及朱熹对“中和”的解释,等等,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意义资源。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起初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当今,出现了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例如,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明,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反求之六经”,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当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作为“轴心文明”重要一支的孔子的儒家文化,在长达一百多年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们可以预见它将得以苏醒,得以复兴,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由于儒学是历史的产物,在我国历史上对它就有种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西学进入后,对它的看法更是五花八门,有褒有贬,直到最近对儒学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全方位的挑战。”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恢复所谓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而对这样的观点,有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是来自自由主义派学者,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将会使“儒教意识形态化,为专制主义服务”。另一方面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一批学者,他们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做充分的肯定,以实现儒学的现代化,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儒家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科学的认识论系统。有的学者还提出文化中国的观点。这些看法,也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在五四运动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北京大学有一位学者认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要在北京大学建立孔子学院或儒学院,有悖于五四精神。如此等等。对儒学的看法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有上述种种看法,并且可以公开讨论,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学术文化问题只能自由讨论,在贯彻“双百”的方针下不断进行的理性的对话中前进。

   由于儒学是历史的产物,又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应该是很自然的。在今天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怎样看儒学,我认为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儒学,一是政统的儒学,二是道统的儒学,三是学统的儒学。

   第一,政统的儒学。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它的“三纲六纪”无疑对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社会起着稳定的作用。但是,把道德教化的作用夸大,使中国重人治而轻法治,将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而美化政治统治,又容易使道德政治化而使道德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总的说来,对当今的社会来说政统的儒学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第二,道统的儒学。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派别,必有其传统,西方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有儒、道、释三家,都有其传统。儒家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并且对其他学术有着较多的包容性,它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既成学派,难免会有排他性。因此,对道统的过分强调就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而在历史上出现的某些异端思想,恰恰是对主流思想的冲击,甚至颠覆,将为新的思想发展开辟道路。

   第三,学统的儒学。指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它的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儒学在这些方面可提供的有意义的资源较为丰厚,应为我们特别重视。基于此,当前,甚至以后,对儒学不应政治意识形态化,学术最好归学术。而且儒学应更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与各种文化的广泛对话中更新自己。

   既然我们对儒学要特别重视的是其学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学统的角度来看儒学(当然,对其他学术文化的传统也应如此看),我有以下四点看法:

   第一,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植根于自身文化土壤,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与认识、保护与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的民族,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被同化。

   第二,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罗素说得对:“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在历史上,有着中华文化吸收和融化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宝贵经验,应该受到重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我们应更加善于吸收和融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使中华文化更具有世界意义。

   第三,社会在不断发展,思想文化在不断更新,但古代思想家提出和思考的文化(哲学)问题,他们思想的智慧之光,并不因此就会过时,他们思考的问题和路子以及理念有些可能是万古常新的。

   第四,任何历史上的思想体系,甚至现实存在的思想体系,没有完全正确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的学说,它必然有其局限性,往往包含着某些内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价值)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说:“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我认为这两段话对我们研究思想文化都很有意义。因为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今天和明天的全部问题,对儒学来说也是一样的。正因为儒学是历史中的一种学说,才有历代各种不同的诠释和批评,而今后仍然会不断出现新的诠释、新的发展方向、新的批评,还会有儒家学者对其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的揭示。人类社会在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不断反思儒学存在的问题(内在矛盾),不断给儒学新的诠释,不断发掘儒学的真精神中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和特有的理论价值,遵循我们老祖宗的古训“日日新,又日新”自觉地适时发展和更新其自身,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全世界又遇到了什么问题,是复兴儒学必须考虑的问题。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对问题有提出解决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是有真价值的理论。当前,我国以及全世界究竟遇到些什么重大问题?近一二百年来,由于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残酷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发生了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无疑是人类要面对的最大课题。其中人的问题是关键。

   儒学可有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1992年世界上1 575名科学家签署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不能说与西方哲学中曾长期存在的“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没有关系。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儿的哲学……它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与物质二元论……笛卡儿体系提出来精神和物质是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不牵涉另外一个。”这就是说,西方哲学长期把天和人看成相互独立的,研究天可以不牵涉人,研究人也可以不牵涉天,这自然是一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

《怀德海的〈过程哲学〉》(载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15日)中说:“(怀德海)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中构成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认为应该把环境理解为不以人为中心的生命共同体。这种新型生态伦理,对于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过程哲学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之根,因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非二元论,是对现代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而怀德海有机整体观念,正好为它提供了进行这种批判的理论根据。”可见,现代一些西方哲学家已经对“天人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做出反思,并且提出了由自然与人构成“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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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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