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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郭沫若1945年对苏联的观察与思考

更新时间:2018-08-30 09:40:42
作者: 李斌  
他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发现:“农民能欣赏近代音乐,这程度之高是足以惊人的。”【18】 苏联工人喜欢看戏,在剧院周围到处都有人问郭沫若手中的票是否出售。郭沫若感叹说:“我真是很爱慕这样的国民,他们真正了解对于人生必要的娱乐。这自然也是物质条件使他们这样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报酬,医疗助产是官费,用不着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肃望西蜀。他们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便会要求正当的享受了。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这是古人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在苏联则是现实。”【19】苏联的工人农民之所以如此幸福,得益于政府的关怀:“工人的福利是照顾得很周到的。工厂之外有花园设备,树木繁茂,浑如公园。”【20】

   当郭沫若参观完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和斯大林格勒后,他总结说:“我们看到苏联红军的英勇,而同时也看到了苏联人民和苏联学者的英勇。尤其在我自己,因为是中国人,更增加了无限的景仰和勇气。中国还在日寇的铁蹄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象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一样,把祖国解放出来?中国也建设了三十多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象乌兹白克的人民一样,把祖国建设成和平幸福的国家?能够的!但需要一个前提,便是国家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国家,人民然后才能够拿出自己的力量。”【21】

   当郭沫若极力赞美苏联工人农民的精神风貌和福利待遇时,他可能并没有看到苏联的另一面。我们可以通过和纪德观察的对比来说明。纪德在30年代参观了苏联,尽管他也在少先营里看到“孩子们都很漂亮,营养良好(每天吃五顿饭),受到很好的照顾,甚至受到宠爱。”苏联的“文化公园”里“到处是一片热情洋溢的欢乐景象”。但他也发现了苏联人“异乎寻常的懒惰”【22】。像郭沫若一样,纪德也参观了集体农场,但他考察的出发点并不在于表面的经济数据,而是关心“人们怎样改造人,人们把人改造得怎样了。” 【23】从这一角度出发,纪德发现“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样,完全可以互换,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如果他们互相换一下位置也不会被人察觉的。”“他们的卧室只是睡觉的窝而已”,“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众人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为了得到幸福,就得听话、随大流。” 【24】显然,相比于郭沫若,纪德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苏联阳光下的阴影。

   郭沫若显然体会到了苏联物质的匮乏,比如他归国前想在莫斯科为孩子们买些玩具,“但因战事关系,玩具多停止生产。”他还想买一只皮箱,“亦不可得”。对此,郭沫若解释说:“这些现象并不表示着苏联物质的彻底缺乏,而是表示着生产计划和管制的彻底严密。”【25】纪德也注意到了苏联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的匮乏,“连吃饱都成问题”【26】,但他更关注在这种匮乏面前苏联人民和政府的态度。他观察到:“这里,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信,他们在等待更好的日子来临时,已经过上了好日子,别的地方的人们都不如他们幸福。只有倍加小心地阻止与外界(我指的是境外)的交流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阻止了和外界的联系,在同等生活状况下,甚至明显低下的情况下,俄国工人仍认为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比法国工人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无知之上。”【27】正是这种因无知而产生的心满意足,使得苏联丧失了对自己发展模式的反省能力。事实上,苏联后来的崩溃跟片面发展重工业,不重视人民的日常物质生活的满足有很大关系。

   《苏联纪行》始终强调人民民主,认为这是跟英美的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比如作者认为英美与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资本家做主人,而后者的主人就是工人。”【28】中共一直以来的重要政治主张是确立工农阶级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是中共对战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规划的关键。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中力图用事实说明,苏联正是因为有了人民民主,才有了对战争创伤的有效恢复和科学文化的高度繁荣,苏联的成功得力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苏联纪行》实际上是要告诉它的隐含读者,共产党国家不仅能够战胜法西斯,而且能够达到建成国家的繁荣这一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这无疑是为中共在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上增加筹码。只有明确这一写作目的,才能理解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中表达的过于热情的赞誉之词,也才能理解郭沫若为什么急于发现和介绍苏联值得学习的经验,而对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如何规避苏联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的缺陷则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

  


   郭沫若访苏期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正带领中国代表团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莫斯科开展有关战后中国政治走向及中苏关系的重要谈判。

   郭沫若跟中国代表团有过多次接触,并在《苏联纪行》中有所记载。6月27日,郭沫若抵达苏联的第三天,就在列宁格勒市长的欢迎宴会上听朱庆永说:“宋院长已经由重庆起飞。”【29】6月29日傍晚,齐赫文斯基前来陪同郭沫若去观剧,他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奉陪,明天宋院长要到,外交部的事情要忙个不了。’”【30】6月30日,郭沫若和丁西林随同中国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机场迎接宋子文一行,他在机场见到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外交部次长索洛夫斯基等重要人士。“三点一刻钟的时候,空中有拍音,飞机果然到了。迎接的人簇拥上去。握手,握手,握手。”“宋先生当场广播了,也翻译了。仪仗队严整步伐,致敬。”丁西林很激动地告诉郭沫若:“难得我们碰着了这样的一个场面。”【31】当晚,郭沫若被接到克林姆林宫参加欢迎宴会。欢迎宴会约40席,每席30人,郭沫若入坐第25席。在这次宴会上,郭沫若见到了斯大林,对他充沛的精力和“一句话也没有说”的笃定留下了深刻印象。7月1日,郭沫若观看了国家剧院专为招待宋子文及中国代表团所表演的芭蕾舞。3日,郭沫若参加了莫洛托夫招待中国代表团的宴会。此后,宋子文等人在莫斯科谈判,而郭沫若则被邀请至斯大林格勒和塔什干等地参观。7月19日,当郭沫若返回莫斯科时,“闻中苏两国曾发表共同声明,宋院长已于五时前离莫斯科返国,等柏林会议结束后,还要再来继续谈判。”【32】7月30日,郭沫若记载:“密斯胡来,言王世杰改任外交部长,不久将和宋子文同来,继续中苏谈判。大使馆里面的人好多都搬出来住旅馆,以便腾出房间供使节团住宿。” 事实上,宋子文和王世杰等人8月5日方从重庆启程,7日抵达莫斯科,当晚就与斯大林等举行谈判。第二天郭沫若在食堂吃早餐时遇到中国代表团蒋经国、卜道明等人,从他们那里他才知道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早餐时,郭沫若遇到代表团熊式辉等人,知道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8月15日,郭沫若“晨往首都大旅社访朱君,得知上午十时,宋院长与美国大使哈立曼同机赴美。近日大使馆工作甚为忙碌,昨夜工作至四时以后,闻中苏友好条约业已签字。”“午后得知中国使节团明晨启程,我可同机起飞,仍经由德黑兰、加尔各答回国。”【34】

   从这些记载可知,郭沫若赶到苏联的第六天就去机场参加了欢迎宋子文的仪式,后来又随中国代表团同机回国。他在苏联的时间和中苏谈判的时间基本重合,但他和宋子文及后来在条约上签字的外交部长王世杰都没有任何交流,他是中苏谈判的局外人。

   正如论者所说,这次中苏谈判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既是一个不平等的外交条约,又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蒋介石若干要求的政治条约”【35】。国民政府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代价,换取苏联对中国新疆、东三省主权的承认和对国民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的承诺。在这次谈判中,斯大林明确说:“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吾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在中国国内有另一政府,自称为政府,此当应由中国自身解决之问题。关于援助一点,蒋委员长谓应给予中央政府,吾人以往即已如此”【36】。也就是说,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牺牲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国民政府为了在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中取胜而牺牲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成了这次谈判的最大牺牲者。美国为了争取苏联出兵、迅速结束对日作战,对这一条约表示赞赏和认可。虽然后来斯大林并没有遵守不支持中共的承诺,但当时条约的签订让中共的处境变得十分被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则志得意满起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公布前是保密的,郭沫若不可能知道谈判的具体内容,但从熊式辉、沈鸿烈等反共顽固派的出现来看,他可能也从中嗅到了某种气味。何况当时就连中国共产党也只是希望以联合政府的方式解决国共两党的政治纠纷。在此情况下,郭沫若对中国前途的设想,显然不可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

   7月26日,李立三晚上六点前往拜访郭沫若,告诉他工党在英国选举中胜出,郭沫若认为“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37】。7月28日,郭沫若对英国选举的消息进行了详细述评:英国工党在选举中得到389席,保守党只得到180席,工党领袖阿特里(Clement Richard Attlee,现在通常翻译为艾德礼)组阁。郭沫若由此联想到一战结束后,工党也曾登台,但他们迅速右倾,终究被人民所抛弃。这次工党胜利,又是一次考验。“假如它的领导者们又照着麦克唐纳的步骤走去,为政权而出卖政见,那将来所受到的裁判,必然会更加严烈的。”郭沫若认为,这次工党的胜利,“是英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保守党的政策不能解决战后的问题,人民便自然地背弃了它”;“人民有权利的国家,毕竟是可以羡慕。”【38】

   英国工党于1900年由英国工会职工大会发起成立,最初名为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正式使用工党的名称。该党的初衷是由劳工势力联合起来对付资产阶级政府,1918年党章承诺集体所有权,表达了它的社会主义理念。20年代它曾两次执政,但后来其组织的内阁分裂,麦克唐纳组织了大联合政府,违背了工人阶级利益。这次工党重新执政,阿特里内阁从立法和制度等方面推动了英国的福利体系建设,使得工人阶级在养老、就医、子女入学等方面有所保障。

   显然,英国大选结果令郭沫若十分激动。在他看来,中国未来的道路,可能是议会制的,也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等在民主国家的框架下平等竞争,英国工党的胜出,可能是中共在战后民主中国的出路。这一理念,郭沫若坚持了一年多,在1946年10月10日,郭沫若在纪念双十节的文章中更是明确提出:“大战前后被解放的国家,如法国,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等,共产党都和其它党派共同组织着联合政权。就是昨天的敌人,如意大利,如德国,如日本,共产党都已经有了参政的机会。各党派的联合政权是这次大战后所产生的新式的民主政治,在我认为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道路正深相契合。”【39】郭沫若的这一政治观点也为当时多数左翼人士所共享,茅盾在欢送郭沫若赴苏的大会上发言说,“盼郭氏能往欧洲解放国家考察,特别法国重新建国以后之人民要求改革,要求真正民主之情形足资参考,举凡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改革的值得留意。”【40】郭沫若赴苏,茅盾却叮嘱其考察法国等国家,这充分说明当时茅盾和郭沫若相似,认为战后中国政治制度可能是西欧式的,而并非苏联式的。

  

  

苏联一方面是追求领土扩张和国际地位的大国,有帝国主义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国际共运的实际领导者,有国际主义的一面。作为有着帝国追求的国家,它需要在国与国的空间中求发展,跟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结成良好的关系甚至是同盟,这就必然要损害这些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同时,它又在道义上要解放全世界的无产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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