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的话语中，常把金属作为划分文明时期的标准——所谓“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这样的说法，自古希腊以来就有，至于“黄金时代”这样的隐喻，更适于指代人们心目中任何一个最好的时期。这并不只是夸张的形容，因为对历史上的所有人类社会来说，开采、使用这些金属的时代的的确确都比更早前的石器时代更先进。按照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中的观点，铁矿冶炼术是“野蛮阶段”最重要的四项变革之一，而其中，“铁的产生是人类经验中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发明和发现都显得微不足道，或至少退居次要位置”。

然而，即便在现代，采矿也是一项高度危险的工作，即使萃取出来之后，金属的加工（提炼、熔冶、锻造）也都并不容易，需要高强度的辛苦劳动，因而在古代社会常常是强迫战俘、罪犯和奴隶去从事这些工作，自由人很少愿意去干这样的活计。这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缩影：在“文明”的背后有着“野蛮”的一面，“进步”通常也意味着付出很多代价。在凡尔纳的小说《神秘岛》中，人们从矿石中炼铁做炸药，由此让人们的工具从木制弓箭进化到可以劈开花岗岩的鹤嘴锄，一个超级铁器时代；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对动物的滥捕、地貌的破坏，那位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工程师也并不讨人喜欢。

现代文明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意味着更广泛地使用金属，因而更加剧了这一进程。何堂坤在《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和加工工程技术史》中断言：“若无19世纪中期以来液态炼钢术的发明，人们绝不可能如此大量地生产和使用金属，也不可能产生和建立现代文明。直到目前为止，钢铁依然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和支柱。”另一方面，从人本的角度来说，采矿、冶炼一直是人体最受摧残的环境之一，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强调“采矿、提炼和加工唤醒了残酷的现代战争：它们助长了暴力”；不仅如此，采矿和冶金的模式与理念一直是整个西方世界发展工业的主导模式，“到了16世纪，采矿业已经为资本主义奠定了其剥削的基本模式”，它在淘金潮、石油热、钻石热等一系列掠夺式开发之下，影响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组织，其理念扩散到了各行各业，诸如不计后果、快速致富、落后者完蛋等等。

毫无疑问，金属冶炼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新大陆的金属制造业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长期停滞，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直到殖民者到来的历史时期也没有出现铁的冶炼，这正是他们社会发展的可靠指针。金属是一种相对稀缺、但却更容易集中和储存的资源，没有它们显然也就没有金银铜铁铸成的货币来构筑更广阔的交易网络。由于每个脱离了石器时代的人类社会都不例外地使用了金属工具，因而对金属与文化的研究本身可以作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一个很好切入点：这些技术与文化是如何传播的？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它催生了现代社会，那么是否意味着不同社会如果不受干扰地发展，迟早都能发展出自己版本的现代社会模式？

这些大体便是杰克·古迪在《金属、文化与资本主义》中所关心的问题。为了证明金属技术与文化的普遍性，他旁征博引，以极大的时空跨度，描绘出一幅盛大、连续的历史画卷：对矿藏的探寻、发掘和利用促使工匠这类专业性、专职群体的形成，而随之而来的研究则催生了经验与知识；不仅如此，新的犁铧和挽具使人类开始控制自身肌肉之外的能量，“牛是通向蒸汽机和汽油发动机的第一步”。由此带来的物资丰富集中和金属控制，则促进了王权统治的权力集中，但更重要的是在交易中形成的贸易网络（交易的往往就是金属，至少古代的货币就大多是金属制成的），这个网络不断加速，使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一个整体。至于像火车这种从矿山车衍生出来的发明，都是这样一个进程的自然产物，随之又进一步推动了这种网络。

到这里，这算是一个视野开阔、但并不惊人的历史故事，然而作为知名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不会就此止步。简单地说，他研究金属并不只是因为对金属本身感兴趣，而是想要借此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对话：他由此强调，人类社会的传播交换网络早已形成，尤其是欧亚大陆早期在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进步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在他看来，对金属等物资的发现、交易和技术扩散，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因而思想的传播（或“蔓延”）一直以来都是常态，东西方各个不同的社会也都在积极吸引，其社会构成要素也由此不断调整变化。既然如此，那么他顺理成章地认为，青铜时代并不是什么独特的欧洲现象，西方既不是与其它社会完全不同的，也不是没有从别处那儿有所得，因为“交换”当然意味着彼此都有借入和借出。

类似的观点，在他的许多著作（如《西方中的东方》）中都曾反复出现过，杰克·古迪作为一个心怀愧疚的西方人类学家，不断重申自己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有害的幻想，但在这里，他走得更远：他直率地承认，通过对金属与文化的研究，他对近代历史的叙述产生了怀疑，因为那过多强调了“资本主义”是发源于欧洲的全新生产方式，但却忽视了他所讲的“共性”。在此，他的意思是：这种包含大规模金融业和制造业生产的经济形式在世界历史上早就出现了，19世纪蒸汽机、高炉和铁路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形态，但它之前就“一直在发展着，并没有中断过”，19世纪欧美主导世界经济的情况仅是“一个特殊时期，并非一个永久性的状态”。

显然，这否定了资本主义是一种质变、是对以往社会形态的断裂和飞跃，转而强调其连续性和量变的一面。正因此，他才认为采矿和金属制造作为一种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本身就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他当然也同意近代西方“发生了某些变化”，却不认为这种变化具有不同于以往变化的意义，而是轻描淡写地认为这是一直都在发生的事。通过长时段的追溯，他认为这不过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交替领先”现象而已——这就像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所说的，几千年来东西方就像跷跷板游戏一样，哪一方暂时领先都是不足为奇的事。杰克·古迪说得明白：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出现了指数式增长，“但与过去的发展一样，它也是可以发生转移的”，所以现在发生的不过像以往的技术扩散一样，是平常的一幕。因为在他看来，19-20世纪的思想家太过极端地把西方制度与其它地方的制度区别开，“其实这完全是一种种族中心论的做法”。

有一点确实不可否认：他所描述的那种此衰彼盛的技术优势在各地轮流交替的现象，是历史上交流传播的事实——当然，在大部分历史时期，这主要是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各地。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于：金属冶炼、纸张和印刷术可以由各地交替占据优势，然而假以时日且不被打断，中国或印度社会能自发产生出自己版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吗？杰克·古迪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只不过是“一个范围更为广阔的运动”的一小部分地方性的、暂时的现象，如果钟摆往回摆荡，那也会轮到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你追我赶，成就基本相当，他们的竞争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也和他在《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中的立场吻合：在那本书中，他认为文艺复兴不是特殊的西方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复数。

理解他这一说法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特殊的社会生产和组织形态，而是一种早就普遍存在的事物，其界定是相当宽泛的：“大多数经济体都是‘资本主义’，这些经济体中包含了交易、积累和其他各种因素”（第7页），也就是说，交易、积累等因素在他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所有政治主张都是复合型的，只不过侧重点各有不同而已。照这样的看法，“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在欧洲大陆的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当然都存在。这显然淡化乃至抹煞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发展的特殊动力和机制，至少现在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交易、积累因素，肯定无法自发产生西方那种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公平地说，按他的观点，甚至东方社会能否自发演变出资本主义也不是重点，因为在长久以来的交流中，每个地方都无须自行发明出所有技术和文化，它只须借入并自我调整即可。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说了：他不仅仅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而且否认诸如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文艺复兴这样的现象有何本质的特殊性，因为强调特殊性本身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种族中心论的傲慢，因此转而强调“共性”。历史学家汪荣祖在《康章合论》中曾说，康有为接近西欧启蒙思潮的观点，深信文化是“普适的”（universal），所以各种文化都可相通相适；而章太炎则持有一种类似德国历史主义的观念，坚持文化的“特殊性”。他含蓄地批评道，康有为“惟见全地球的共同‘归宿’（destiny），而无视（或认为不必顾虑）各文化的个别‘命运’（fate）”。在某种程度上，杰克·古迪也是如此：他以其开阔的视野，看到了东西方交替领先的运动，将这种发展看作是全人类共同的“归宿”，无意分辨其个别的差异，因为这对他所叙述的整体而言并无多大意义；但对很多坚持自己民族和文化认同的人来说，恰恰是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一种学说和观点的意义，取决于它是对谁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