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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倩: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的价值反思与修正

更新时间:2018-08-29 07:16:03
作者: 郑倩  

   【摘要】 行为能力制度以法的平等价值为基准,并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承载着法的自由价值、秩序价值等法律应当承载的价值。针对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我国现行法秉持绝对无效主义的立法态度,不仅遏制了行为能力欠缺者的自由意志,与《民法总则》确立的尊重被监护人自由意志的原则相悖,而且,为交易秩序的稳定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严重阻碍了法的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的实现。对于以欺诈、胁迫等手段实施的法律行为,立法态度从《民法通则》的绝对无效主义,到《合同法》的折中主义,再到《民法总则》的相对无效主义的转变,提示我们,以相对无效主义矫正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弊端不失为最佳方案。

   【中文关键词】 行为能力欠缺者;民事法律行为;绝对无效;相对无效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的形成多以法律行为为纽带,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是法律行为效力的重要因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行为能力制度是民法的理论体系与制度体系构建的基础或核心。尽管在理论界对行为能力的称谓、概念尚未有统一的表述,[1]但行为能力制度在民法的制度体系、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已被普遍认知:一方面,行为能力是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逻辑延伸,权利能力制度勾勒了理性人的抽象轮廓,而行为能力制度则将这一轮廓具体化为理性人实际活动的状态与范围;另一方面,行为能力制度对自然人意思能力的定型化,[2]为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提供理论依据。行为能力制度与其他民法上的制度一样,承载着法的自由价值、平等价值、效率价值、秩序价值等法律能够承载的价值。我们所构建的行为能力制度能否彰显法应有的目的价值,或者在怎样的程度上实现法的价值目标,是我们判断与衡量一个制度优劣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对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的价值缺失进行反思性研究,以合理地构建行为能力制度中的效力机制。

  

一、行为能力制度的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


   随着近代民法发展至现代民法,具体人格凌驾抽象人格、实质正义取代形式正义的变化应运而生,近代追求的自由、平等已成为一种当然、普遍的社会理念,由此势必导致制度重要性从权利能力向行为能力倾斜,以及行为能力制度价值目标的转移。在新型私法框架结构中,具备理性衡量、行为控制功能的行为能力制度应当彰显的法律价值,尤其是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是我们在进行价值反思之前须首先厘清的问题。

   (一)自由价值

   “人是生而自由的”,[3]这种天赋性表示自由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有权行使这种自由,享有这种自由。然而,若每个人均一味遵循独立意志谋求自身需要和利益,难免会发生为了划定或扩张自己自由的范围而侵犯他人自由界域的情况。对此,如果实行绝对自由主义,对个体自由不加以任何规制,则必然导致自由的丧失;如果仅以道德素养和自律精神为准则确定并维护个人的自由领地,那么该准则将因极易受个体差异性和自觉性影响、缺乏稳定性和强制性而随时丧失应有的功能。因此,在亟需一种强大的行为准则保护自由的场合,法律自然脱颖而出。法律运用缜密的法律语言和具体的法律条款将自由法律化,凭借明确、统一、普遍、稳定、有强制力的优势为自由提供认可和保障,避免其遭受干涉和破坏,为自由状态设置统一的规则,构建井然的秩序,确保自由切实得到实现。而法律作为客体对于主体所渴望的自由欲求,正是法基于确认和保护自由价值,对个人在法律的范围内依据自我意志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管理个人事务所具备的积极意义。

   行为能力的概念创制和制度构建,从根本上是为了用法律的形式将个人自决自践的理性能力和自治空间确认并维护下来,用法律的声音宣告主体的自治权力。对于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认可其遵从个人意志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实施民事行为的自由,并为该自由权利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对于行为能力存在欠缺的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虽然表现为限制、否定欠缺者独立活动的范围、效果,但并不是旨在限制、否定欠缺者的自由,反而是通过法定代理人制度为理性能力薄弱的弱势群体提供利益保护和人性关怀,避免其因认知与决断的能力缺陷而在民事活动中遭受不利益和不公平。代理制度的本质功能是借助法定代理人的完全行为能力实现行为能力欠缺者实施法律行为的自由意志,虽然法定代理人代理行为能力欠缺者实施法律行为所实现的效果意思似乎客观上非源自于被代理人,但因被代理人内心需求以及最大利益诉求实质上源自于被代理人的内心,因此,被代理人实质上的内心意思与代理人经过认知与判断所做出的表示意思的完美结合构成完整的意思表示,[4]法定代理人于认识与实践双重领域所展现的综合能力的助力,实现了行为能力欠缺者认识领域与实践领域内的自由,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满足不完全行为能力人不同层次的自由需求,维护自然人的合法权益与主体地位。因此可以说,自由价值不失为行为能力制度所追求的最根本、最首要的价值目标。

   (二)秩序价值

   安定有序是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客观前提,也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理想乐园。 “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5]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来自大自然的不稳定因素已得到显著控制,但来自社会的冲突因子却始终存在。保障人类确立社会生活有序模式的需要得以满足,必然需要一种公认的社会规则规范个人行为、调控社会关系、维系人际秩序,确保个体之间的有序共处。同其他类型的社会规则相比,法律凭借其显著的确定性、统一性、稳定性、强制性的特征,成为在社会进程中建立刚性与人性色彩并济的社会秩序的最理想选择。作为组织和调节社会的工具,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是为确立并维护某种秩序而诞生的,故秩序价值是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法律通过为秩序提供预期模式、调节机制和强制保证,推动社会秩序得以依法有效地建立、巩固、发展。

   私法上的制度,在努力实现法的平等价值、自由价值之余,竭力维护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的稳定、有序,以实现财产流转领域里的秩序价值。行为能力制度是私法上的重要制度,当然承载着法对秩序价值的追求。理性的意思能力具有抽象、隐性的特征,且具体形态存在因人而异的个体性差异,故,行为人意思能力如何,是否具备足以辨别自身行为性质与后果的成熟理智,既难于依据外观准确辨识,更不可能在参与每一项民事活动之前对主体双方逐一进行专业的审查鉴定。基于此,一方面,相对人在交易过程中不得不时刻承受难以明确对方理性状况的疑虑,以及交易目的可能会因对方的理智缺陷而无法实现的未知恐惧,从而严重削弱了相对人的交易信心,影响了动态的交易安全;另一方面,行为人的意思能力决定了其实施行为的法律效力,意思能力评判标准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法律行为效力的不确定,进而影响交易秩序的稳定。行为能力制度对秩序价值目标的追求,首先体现在其划定、协调利益的规范方式上,在承认民事主体行为能力存在实际差别的基础上,以年龄和精神状态为评判标准,将民事主体不同程度的意思能力划分为不同的行为能力等级,并为各个等级制定包括范围、效力等在内的行为规则,从而让参与交易活动的民事主体有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清楚对方的意思能力,以及所实施的行为将发生的法律效果,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稳定交易秩序。其次体现在运用法定代理人制度,突破行为能力欠缺者意思能力的局限,帮助行为能力欠缺者评价、认知交易行为的效果,并在准确评价的基础上以行为能力欠缺者的立场实施有效的法律行为,完美地完成定约、履约的交易过程。因此可以说,包括法定代理人制度在内的行为能力制度的使命就在于承载法的秩序价值,为实现法的秩序价值不遗余力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行为能力制度绝对无效主义的价值缺失


   民法理论上通常将法律行为的无效分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两种,法国、德国以及我国的民法理论均倾向将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解释为相对无效行为,[6]相较于可撤销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可解释为绝对无效行为。我国的行为能力制度运用年龄和精神健康状况两项基准要素,将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划分为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与无行为能力三种类型。针对行为能力欠缺者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我国现行法采绝对无效主义的立法态度。这样的绝对无效主义的评判机制,立法的初衷无疑是为了确保法的平等、自由与秩序等价值的实现,但事与愿违,无效的绝对化反而暴露了我国行为能力制度在自由与秩序领域的价值缺失,严重阻碍了自由与秩序价值目标的实现。

   (一)绝对无效主义自由价值的缺失

   行为能力制度对自然人的行为能力进行 “类型化”[7]处理,以年龄和精神状况为标准将行为能力归类划分,根本目的是保护行为能力欠缺者,避免其因缺乏成熟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而遭受他人的蒙骗和侵害。然而,当行为能力制度的类型化方式同绝对无效主义协同配合时,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根本目的的践行,代价就是否定,并牺牲了行为能力欠缺者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的自由意志。

观之无行为能力人,《民法通则》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属于无行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新颁布的《民法总则》除对无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的年龄下调至八岁,将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改变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以外,对其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未有不同规定。这样的绝对无效主义的立法态度,相当于将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能力全部否定,彻底抹杀了他们按照个人意志行为的自由。但事实上,无论是不满法律规定年龄的未成年人还是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都不可能对任何事务或情况丝毫不具备认知与判断能力。就未成年人而言,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指出,六至七岁的儿童智力与认知发展已进入具体运算阶段,即逻辑思维能力已出现了质的飞跃和提升,可以利用感官收集的直接素材进行变换、常数、守恒等思维运算动作, “使现实的表象从它易于被人迷惑的形象外貌中解放出来”。[8]现代心理学的另一位巨匠列昂节夫在研究儿童的智力进化过程时也指出,七岁左右的儿童已具备了在与成年人实际交往的社会环境中学习、模仿的能力,从中满足认识自我、他人以及认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要。[9]可见,即便未满法律规定的年龄,未成年人在生理与心理上也应当具备一定条件,可以理解自己某些行为的动机和结果,并做出选择,尤其是一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日常性必要行为,例如乘坐公交车、购买文具、零食等等。此外,随着新媒体与信息网络的极速发达,未成年人获取知识更加丰富、便利,与外界接触、交往得更加紧密、频繁,这些客观因素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未成年人理性能力的成长,甚至在某些新型、高科技领域会超越成年人。假设,一个对某品牌手机的各方面信息均十分热衷且了解的未满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和一个身体、精神健康状况良好,但身居偏远山村、从未接受过文化教育的成年人,在同样面对购买该品牌手机的交易行为时,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规定,必然会因前者未满法定年龄,不具备辨别该交易行为、保护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力而否定其行为的法律效力,但在现实中究竟是这个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会因 “无知”而在购买手机的交易行为中遭受不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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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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