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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浩: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效力

更新时间:2018-08-29 07:12:56
作者: 廖浩  

   【摘要】 基于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保护法益、制度功能、纠纷主体范围以及程序规范解释法理等方面的特殊性,有必要扩大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效力。厘清本诉及其中不同诉讼请求的特性后,可将本诉判决效力扩大的法理根基以及相应的路径分为判决在事实上的反射作用、诉讼担当以及判决效力对英烈近亲属的有利扩大三类。从判决效力种类及主客观范围来看,本诉判决效力扩大的具体形态包括判决效力依随诉讼标的扩大、既判力主观范围依据诉讼担当扩大、预决效力主观范围扩大和执行力的相应扩大。同时也需要统合、协调周边程序制度,与判决效力扩大形成配合态势。

   【中文关键词】 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效力;事实上的反射作用;诉讼担当;预决效力

  

引言:民事诉讼的判决效力

  

   2018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包含检察机关提起关于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及行政诉讼的规定。就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而言,本法尚未明确规定内部的具体程序设置。举其要者,关于本诉的判决效力即有待细化。

   依据传统理论对于判决效力的分类,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效力包括宣告或送达后对原法院的拘束力、形式上的确定力、实质确定力(既判力)、执行力、参加效力等。本诉裁判宣告或送达后对于作出该裁判的法院有拘束力,如其中有笔误,需要通过裁定予以补正。本诉裁判生效后对于当事人及法院有形式上的确定力,诉讼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裁判提出上诉,但形式确定力不排除再审等特别救济途径。本诉裁判发生形式上的确定力后,将产生实质确定力(既判力)。

   实质确定力的作用又分为消极的确定力和积极的确定力两类。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实质确定力(既判力)。现行司法解释规定了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的,应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这在理论上可归为实质确定力的消极作用。本诉裁判实质确定力的消极作用具有特殊性,因为检察机关是在代表整个社会和国家进行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故检察机关在本诉中获得不利裁判后又发现新的证据、事实或法律依据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仍可再次对被告提起本诉。实质确定力的积极作用则完全没有直接规定,在实务中往往通过预决效力对后诉发生作用。在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裁判对于后诉发生效力的情形中,与实质确定力积极作用有关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预决效力发生的。当然,本诉判决主文部分也可能对后诉产生拘束力,例如,本诉判决确认被告行为违法,而检察机关又再次提起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消除影响,消除影响的要求在实体上以前诉判决主文中认定的“被告行为违法”为前提,这在理论上属于实质确定力的积极作用,在实务中则可能作为预决效力。另外,根据本诉判决的执行力,检察机关可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中的给付内容。参加效力则是“诉讼参加人受前诉裁判拘束的特定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则未作此种规定,其仅规定诉讼参加人可被判决承担责任。

   对于私益诉讼判决效力主体范围来说,既判力与执行力等采相对性原则,不影响案外人{1};就判决对应的审判范围而言,既判力通常限于诉讼标的及判决主文,同时,案件事实也能发生预决效力或法定证明效力{2}。本文的关注重点则在于,本诉判决对于英烈近亲属、其他检察机关、本诉被告以外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主体是否适宜发生效力,如何发生效力,发生何种效力。这里既包括本诉判决效力的主体范围问题,又涉及判决效力的客观范围问题,因为本诉与后诉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等可能有差异。英烈近亲属先起诉并获得生效判决,对于检察机关等其他主体发生何种效力则属于另一重要问题。基于本诉保护法益、制度功能、纷争主体范围以及相应程序规范解释法理等方面的特殊性,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效力应依循合理路径作必要的扩大与增强。

  

一、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效力扩大的必要性

  

   (一)本诉保护法益及制度功能的特殊性

   各种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法益及制度功能均有差异,其与行政公益诉讼也有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本质上系特别法或试点规定指定适格主体针对主管机关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而民事公益诉讼则需要区分具体类型而论。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其中,部分责任形式又可能为“环境赔偿”替代。环境私益诉讼的诉讼请求亦有可能覆盖以上数项,例如,取得土地出让使用权的“民企”因土地遭受污染而对污染者提起私益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环境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保护民事实体权利之作用在此种情形下具有一致性。不过,环境私益诉讼起诉主体所享有的实体利益往往较为局限,例如,排污行为影响多地,而受害个人或企业仅居于一地,其依据民事实体法享有的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请求权难以涵盖受污染的全局地域,更无法为其他受害者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况且受害人单独提起环境私益诉讼,所得判决结果或许有利于其自身,但就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言亦可能无太大助益。例如,该受害人仅请求污染者赔偿损害或更改排污渠道,此时可能发生“以邻为壑”的问题。另外,于其上并未为公民或法人设定土地出让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等用益物权的地带(如国家拥有所有权的海洋)遭受污染时,并无适格的私益诉讼主体,需要通过公益诉讼应对污染。因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是“借用既有的私权体系”来“保护公法上的利益”(具体表现为各种立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责任形式),通过公益诉讼及其判决可以避免提起私益诉讼时产生的“以邻为壑”问题{3}。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系借用民事私益诉讼的既有规范架构的程序,其功能包括将私主体在内的广泛主体全面纳入环境污染纠纷解决中。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格式条款无效等,其中,原告主张格式条款无效的诉讼系采另赋实体请求权模式(将其解释为不作为请求权更能直接保护消费者权益),理论探讨中撇去不法收益乃至填补损失的请求则可能涵盖并超越受害消费者的私益范畴{4}。司法解释则严格限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形式。并且,对于受害的不特定主体而言,这些责任形式相互之间也不存在适用矛盾,不发生环境私益诉讼中“以邻为壑”的可能性。故得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法益纯粹视为私益,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系保护消费者私益的诉讼程序。

   对于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而言,案件肇端于侵害英烈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从《民法总则》采用不同条文的规范方式看,英烈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有別于一般民事主体的人格权益。英烈人格权益保护源于英雄烈士尊严受到保护,而一般民事主体的此类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系因其有权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英烈尊严受到保护,不问其是否在世;而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者,仅限于至少将来可能存在的个人(胎儿)等生者。英烈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于其身故后仍存续,相应的民事实体法地位由其近亲属承继。在英烈人格权益受侵害时,不仅英烈的人格权益遭受侵害,英烈近亲属对英烈的敬仰热爱情感也受到损害。英烈人格权益受《民法总则》《英雄烈士保护法》等立法的保障,因为立法与国家的集体意志一致,英烈近亲属的人格权益也源于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因此,《民法总则》和《英雄烈士保护法》中规定的英烈近亲属的权利不能简单地归为私益,其可被认定为从属于公益又具有私益的形式。因此,本诉采用民事诉讼的通常形式,其制度功能则在于维护公益。既然此种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是从属于公益的权利,为使本诉判决发挥更大的实效,必须增强其效力,将其扩大到更广的范围。

   (二)侵害主体及对象的不特定可能性

   近年来,因社交网络及平台迅速发展,行为人在网络(包括论坛与视频网站)、社交软件(聊天工具)或平台(博客)上散布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言论或实施其他侵害英烈人格权益的行为,屡见报道。就侵权行为而言,前者中的侮辱行为,系在不指明具体事实的情况下抽象谩骂、嘲弄或者侮辱英烈人格。一般而言,无需审理该言论是否符合客观真实的问题,如邱少华诉孙杰、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前者中的诽谤行为系发表、散布足以损害英烈名誉、荣誉的具体事实,如葛长生、宋福宝分别诉洪振快名誉侵权纠纷系列案;“其他侵害行为”主要是行为人实施的侵害英烈其他人格权的行为,如在文字作品中多次使用英烈姓名作为角色,对多数读者产生不当影响,或者以英烈姓名作为商号、商标、商品名称等,即属于侵害英烈姓名权的行为。由于社交网络及平台具有迅速扩散消息的特性,导致不特定范围的人群可能转发、继续传播上述言论,或者也实施上述其他侵害行为,所以,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侵害主体很有可能系不特定人群。相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受害人为不特定多数人的情形(即享有“扩散性利益”的受害人){5},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如只针对一人或数人提起,仍严格限定本诉判决效力的主体、客观范围,或者限定所能发生的判决效力类型,则难以符合舆情治理的要求。

   类似地,事实上也有可能发生行为人侵害不特定范围英烈人格权益的行为,例如,行为人侮辱或诽谤不特定范围的英烈。因为侮辱或诽谤等行为更容易侵害不特定主体的利益,针对此种特殊的侵害行为,也有必要通过增强判决效力的方式加以应对。

  

二、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效力扩大的法理路径


   在民事私益诉讼理论中长期确立的概念(如诉讼标的、判决效力及其主客观范围等)及其规定较为抽象,且适用于通常案件。此类概念的内涵有些形成时间较早,可追溯至域外的法制史中。因此,在将其适用于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时,需要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情况,不能僵化地受制于既有的解释方法及解释结论{6}。本诉制度在将来也应根据现实需要适时推进发展,以更有力地发挥制度功能。总之,在本诉中,不宜机械地沿用承袭而来的体系性抽象概念及其解释结论,而忽略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场景{7}。以此为前提,本诉扩大判决效力的法理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构造:

   (一)判决在事实上的反射作用

如前所述,在采取另赋实体权利模式的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依据的实体权利不同于私益主体权利,即原告起诉并非代行私益主体的实体权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民事公益诉讼判决对于私益诉讼毫无影响。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判决往往与私益诉讼互相发生事实或客观上的反射效力,这尤其体现在判决停止侵害与恢复原状等情形。例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判决加害企业停止排放或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污染损害发生,该判决生效后,企业自动或受强制执行,在邻近地方生活的公民亦同时受益。又如,法院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判决不允许经营者使用某格式条款或确认某格式条款无效,则消费者在事实上享有该判决的利益。反之,如果私益诉讼在前、公益诉讼在后,法院作出的停止侵害与恢复原状等判决生效,也能对公益诉讼发生这种事实上的反射作用(效力)。在私益诉讼中也有这种判决在事实上的对世效力现象,例如,确认所有权等绝对权的判决生效后,社会一般人在实体法层面对于该物权归属状态均应予承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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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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