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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轲:“新时代”的新解读

更新时间:2018-08-27 18:26:40
作者: 白轲  

  

   摘要: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理论家们已经开始分析十九大在理论和政策层面的巨大飞跃。其中,最卓越的学者当属享有国际盛誉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2018年1月,强教授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一文。该文目的是要抓住“新时代”思想的内涵,发展新时代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及探索这一理论对中国政治哲学、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及中国国家治理的影响。本文是我对强教授文章的一些思考。

  

  

作者:白轲(Larry Catá Backer),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W.Richard and Mary Eshelman学者,法学院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译者:戴苗强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毫无疑问应当是西方研究的重点。宣告“新时代”来临的这次大会对并不是一个纯粹意识形态的盛会,相反,它是对中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重大发展和作为中国政治经济之根本的政治理论发展方向的一次十分透明而又具体的阐释。这些变化也反映在了法律上,特别是宪法和党章的修改中新增的一些重要内容。不过这些都只是冰山的一角,不仅是在立法层面如此,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形式、实践、方式、和目标上都是如此[3]。

  

   这些变化也反映在了当前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中。一位资深中国共产党理论家(曲青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在香港的一次讲座中告诉在场百余位当地的立法代表和顾问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连续执政70余年,就是因为其不断从走的弯路中吸取经验,与时俱进。[4]

  

   两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称曲青山分析了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失败、苏联解体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长期执政的原因。“苏联共产党一个问题在于他们缺乏承接列宁和斯大林之后的新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不过中国共产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出了其自己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位人士如此引用曲青山的话说道。每一个中国领导人都针对其所在的时代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曲青山说道,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当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的习近平思想。[5]

  

   的确,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理论家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为理论和政策带来的巨大飞跃。其中最为卓越的当属享有国际盛誉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尽管在国内外引起了一些争议,强教授有关宪法的研究是十分有名的。不过不管其观点如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强教授是在为当下的历史时期把脉,是在以非凡的洞察力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之本质和轨迹。

  

   2018年1月,强世功教授在《开放时代》上发表了《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一文。该文目的是要抓住“新时代”思想的内涵,发展新时代思想的基本理论,以及探索这一理论对中国政治哲学、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及中国国家治理的影响。这一文章已经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中国的故事(The China Story)项目翻译为英文[6]。本文是我对强教授文章的一些思考,如下。

  

   一、在历史、意识形态和先锋中定位解读

  

   在强教授的文章中,他试图从“哲学和历史”的内在关联来解读“习近平时代”在党史、共和国史、中华文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强教授认为习近平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既要建构理顺党和国家关系的新宪制安排,又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7]

  

   本文在西方引起的反应十分耐人寻味,其中少有积极评价。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研究学者郭丹青教授(Professor Donald Clarke)最近评论道:

  

   强教授是研究习近平思想(原文为Xi’ism)的领军人物之一,或许甚至没有“之一”。他从本质上宣告了社会主义,这一为党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的概念,除了其要应当要证明合法的独裁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8]

  

   郭丹青教授是对的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细细思考强世功教授论点的微妙之处,即从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这一角度提出的论证。[9]

  

   强教授首先将其分析置于一个本身作为渐进式历史前提的框架内,这一前提即指人类历史总体进程和这些进程的稳定时期(即不稳定时期之间的时段)可以被理解为“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强教授把十九大看作一块里程碑,镌刻着碑文以供后人凭吊。这一里程碑将为当下中国“新时代” 的系统化组织打下三个方面的基础:(1)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3)对“新时代”对内和对外工作中的个人领导作为“核心”的重新确立。

  

   若十九大是“新时代”得以揭幕为当前形式的舞台,是这一社会文化运动的正式宣告,那么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报告就是其核心文件。因此,习近平在本次党代会上的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更进一步说,这一报告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党在未来三十年如何回应其历史天命的政治表达[10]。在之后的分析中,强教授对其相互连接的二元关系的建构——核心与中心,习近平与党,党和国家,中国和世界——则成为了中心要素。这是理解强教授对于如何调和作为列宁主义中心前提的集体和党及领导人在列宁主义原则中的单一领导权二者的观点[11]。这一浩大工程是否能够完成其使命,我们还有待观察,不过明了的是,强教授的研究是在细化其理论而非监督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信仰的执行。

  

   在“新时代”的不同历史使命间找到联系后,强世功把目光重新放在党本身上[12]。他把这一深刻的历史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上凝聚的集体共识连接在一起,这个共识的凝聚是嵌入在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报告这一关键文件之中的。中国共产党被形容为是马克思主义理想在列宁主义承载下的体现。党是一系列二元关系得以调和的组织,并且调和后的这一系列二元关系可以被转化为推动适应历史环境和时代的社会进步的力量。尽管这些二元关系的表现和在意识形态层级中的位置不断随着历史时代变化而变化,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在先锋政党内围绕作为马克思主义目标的列宁主义理想而被组织起来,党也因此成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13]。这些二元关系包括“哲学真理和历史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政治生活的具体历史现实。列宁主义先锋政党中的二元关系(论述上的变化)在中国特色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群众路线长久的调和过程中使得矛盾得以解决,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总结、提升和创新的过程”[14]。的确,强教授在其文章中也赞同群众路线的方向和这一二元关系[15]。

  

   这一论述上的变化——那些构成核心与集体、先锋队和群众、中国和世界间对话的二元关系调和——既尝试定义了中国特色的列宁主义实践体系,又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16]。不过可能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中国化并没有达到那么深刻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才是强教授所指出的这一讨论的中心。的确,只有在列宁主义(和对通往马克思主义最终目标的道路的理解)内生其中的理念变化中,我们才可能更好地为分析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和该报告对中国特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渐进发展的价值构建框架。问题的焦点在于列宁主义——即集体论述,先锋与群众的论述,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论述更多地指向马克思主义实践体系的演变而非源起作为劳动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的转变。强教授把这一演变(无论我们如何判断其特征)联系到当下无人不知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进程上来,该进程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由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明确,并由党章中其他后续章节加以细化。

  

   强教授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用以理解动态的中国列宁主义自身演变的强大理论框架。这一理念在西方行将就木,不过似乎在许多中国人中也是如此。列宁主义的概念作为一种认识到自我的实践体系能够采取自我修正的措施,同样的,也能够让自己与时俱进。这一特点使得亚洲的列宁主义与欧洲列宁主义区分开来了(令人悲伤的是后者,即苏联,崩溃了)。这也帮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体系从其实践目标中超然出来(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和只要仍然执政并仍有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和列宁主义就必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这一根本二元关系曾经十分适合中国——特别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度的笼子内纪律检查框架和即使是强大的个人也无法背离的一套根本前提。制度的笼子在十九大上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讨论的重点。正是在这一笼子之内,习近平在十九大上的报告才开始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体系意识形态结构。

  

   不过,强教授有着更远大的理想。他想要把二元关系(形成中国共产党工作作风并构建起约束其自身运作笼子的矛盾和论述)的动态集合体联系到列宁主义之前的中国历史中去。“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轴心时代”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17]。其目标,可能是帮助西方人了解“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表述”[18]。其结果就是对文化的忽视。倘若这一影响仅用于支撑这样一种观点,即上述忽视不能得到解决,那可是太令人遗憾了。这样的观点可以由中国学者在近几个世纪以来与西方思潮的交流上并无巨大问题这一事实所证伪,并且十分成功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吸收了在与西方交流中收获的知识并用之适应了时代的发展。的确,这种跨文化理解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要素,这一判断可能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根本理念之一[19]。

  

   此外,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儒家思想结构中心也创造了一个值得更深刻思考的矛盾——即一个本质上封建的参考框架和以打破封建桎梏和在实践中增强封建主义的文化包袱为目标的框架之间的矛盾——强教授清楚提出了这一论点并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辩护。可能更重要的是,上述思想(儒家思想传统和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道路与世界其他国家间树立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墙。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的参与,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结果可能会是令人遗憾的。中国论述与其列宁主义先锋主义的当代表现间的历史文化链接越重要,这种演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塑造治理思路的全球力量的价值就会越低。但在中国寻求构建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全方位的二十一世纪“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仅仅根植于自身的理论是否有用还尚不清晰。

  

   二、新时代在政治时间中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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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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