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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一号文件与九号院困境

更新时间:2018-08-24 16:22:15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保护其正当经营和合法权益;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致来说,这些内容都不能说是新政策,而是已有政策思路的进一步明确化或者具体化。如果说,这个五号文件有重要的新内容,就是提出了“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指出:“在改革的深入阶段,在一个市(地区)、一个县的范围内,按照改革方案进行实际试验,主要目的是,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试验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章程和法规,使党和政府的政策具体化、完善化。”

  

   当时的农研室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的主要助手刘堪,晚年谈到这个五号文件时说:“到1987年,再搞文件就比较吃力了。1986年冬,就在京西宾馆的这个楼,我们杜老在东头的套间里议论。我们感到像一号文件这种形式,应该结束了,不能再发了。因为政策性语言,号召性的东西已经不起作用了。今后需要的是专业性的、操作性的,甚至是需要专门的法律法令了。那时经过几年的改革,农村经济新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记得那时京西宾馆的新楼正在施工,搭着脚手架,我们还指着那边儿说这不就是框架吗?农村新的经济体制虽然还没有完善。也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运行机制,但已经有了新的框架。我记得这个文件写了几行告别的话,一段总结性的语言标志一个阶段。果然到1988年的农村工作文件,就改为由国务院就几个实质性问题发文下去就行了。”


三   九号院机关的内部整顿

  

   对于九号院来说,198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农村改革的形势愈加复杂,九号院的工作也越加沉重。从1月初开始,在杜润生主任主导下,围绕如何改进九号院的机关建设和研究工作,内部开展了大讨论,召开了不同规模、不同层面的会议,听取工作改进意见。

  

   从1982年4月成立,农研室(农研中心)已经走过了五年。为了改进工作而广泛征求干部意见,进而做出整改,这已经是第二次。1983年初曾经搞过一次。当时,九号院成立了机关工作改革小组,下面分三个专题组:行政管理改革小组、机关制度改革小组、研究工作改革小组。工作方法分三个阶段:听取意见、提出问题;根据问题征求有关同志意见,提出改革方案;主任办公会讨论改革方案并决定执行。那次机关改革工作搞了一个月。1987年这次搞了两个月,工作方法与上一次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那时机关刚成立不到一年,遇到的问题相对简单,这次情况不同,农村改革和机关内部都面临较多问题。因此这次活动形式更加正规,动员更加充分,讨论更加广泛,提出的意见建议更多。

  

   关于研究工作,提出的主要问题有:中长期研究不够好,部署的中长期研究项目均不成功;连续几年一号文件起草冲击了中长期研究;综合性研究也不够,力量组织协调不理想;工作范围太广,水利工程、化肥农药、救灾救济等都来找;机关里清谈味道很浓,政策建议虽然多,但说到落实就没有着落;一号文件越来越难写,有些部委认为农研室总在放大炮;对于高层决策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中央领导批件减少,有些会议不请我们了,有的问题(如流通领域)不让我们研究了。

  

   关于机关建设,提出的主要问题有:干部有一种危机感,作为农口领导机关长期动荡,没有中期长期计划,前景不明,看不出这个机构将长期存在;农研室(农研中心)的存在,很大程度是依赖于杜润生的个人影响力,担心杜润生退休以后机关也随之解散;研究成果输出渠道少,只有杜润生一个渠道;外聘研究员作用下降,年龄偏大而且工作忙,研究成果质量不理想,研究成果鉴定书不实在,多数只是“抬轿子”;内部关于机关建设看法明显分裂,一种意见主张办成职能实权部门(如农委),管钱管物,一种意见主张办成站得住脚的思想库(智囊团);机关有衙门化趋势,领导层次多,在机关领导和中层之间,还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副职太多,层面太多,造成很多不必要摩擦,要精简;激励机制也要调整。

  

   关于办公条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办公用房紧张,职工宿舍也紧张,有的部门因为没有宿舍而不进人;办公家具配置标准不清楚,什么样的研究人员配备什么样的办公家具要明确;用车紧张,二十多名局长和五十多名处长,只有4辆公务用车,影响工作效率。

  

   1987年2月11日,九号院召集全体会议,杜润生讲话,认为大家所提意见很好,针对大家的意见作出回应。讲话要点如下:

  

   第一,研究工作要组织起来,搞得更好。我们是中央的咨询研究单位,不同于行政机关,无研究成果即无意义。要掌握研究机构特性。现在的问题是,研究骨干不如人家,领导干部未搞过理论工作,青年人新出学校门。长处是老同志经验丰富,现实感强,接近第一线,研究工作的现实转化比较快。研究工作要回答当前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不要怕行政性事情影响研究,是好处,不至于躲到书房中去,钻进故纸堆求学问。不要把优势当劣势,亏了优势求优势。人才不够怎么办?缩小目标以适合于我们研究的方面。目标不求全面,在其中求突破,思想上保持敏锐现实感。保持好现实感,研究就会取得成就。

  

   第二,工作要强调计划性,把力量集中在最有实践意义的方面。在这个方向中选择课题,集中人力物力,把个人劳动积极性和集体计划结合起来。要有集体行动计划,把个人努力纳入其中,形成整体效果,结构上有组织,而不是游离的。个人素质可能不如人家,但是组织起来产生强化作用和结构效益。每人思考问题不要先想我自己怎么样,集体上去了,个人也就上去了。不然,小小原子自由游动,形不成分子。大集体下有自由,最大限度地同集体结合,提出新的设想见解并转化为集体的,就更好。个人找出生长点,变成集体的东西,正是求之不得。

  

   第三,加强科研管理,三级管理。一级是室(即农研室),一级是组(相当于司局),一级是组的联合。组分得要细,人要少,只两三人。相近的组由室领导召集联系会议,室成立科研管理小组。权力结构要有几个统一,筹划人力、科研程序、验收评价。会后拟出研究工作条例。工作计划要严格起来,完不成要交代。主体完不成,副产品不少也好。但不能像以前一样太松了。以办企业精神办机关,才能带出人来。

  

   第四,1987年工作重点是两件事。一是“农业发展纲要”前期研究,选报一些问题,设计好题目,如国民经济与农业问题、粮食安全生产问题、农村非农产业前景、农村向商品经济转化条件分析等。二是办好试验区,搞好第一步改革后续工作,把政策法律化,通过立法稳定农村经济关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过去做法不同,试点更重要的是立法。重组农村社会经济组织,要有中间性经济组织。其他工作,照旧办理,特别是要把信息工作做好,信息工作要组织化、系列化、制度化。

  

   第五,要端正政治方向。这方面我们未出大问题,但不能说没有问题。要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坚持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可偏废。作为中央机关,必须建立纪律性。一切可以民主讨论,可以保留意见,但是必须听招呼,不要擅自发表同中央决定相抵触的东西。

  

   最后,杜润生还说到了自己:“说句题外话,有人说老杜退了,机关就散了,我很反感。这是对个人作用的不恰当放大。成立农研室机关,中央不是因人设事。中央重视八亿农民,我们机关是跟上沾光。”

  

   在这次九号院全体会上,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张根生,宣布了机关改革办法,主要有:1.关于研究任务分工,加强第五组,将宏观管理研究纳入第五组,不再单设机构,主要研究价格税收;第三组同原第二组合并,分管农村宣传、基层组织、法规,配合中宣部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法规审议;2.关于研究成果输出,原来三个部门的编刊合并为编刊组,或称第六组,继续办好《农村工作》《农村问题论坛》,《资料》如何出待研究,开办一个新的思想性刊物;3.调整联络室任务,既负责委托课题,也负责内部研究协调,推荐课题供各组参考,各组确定课题可报联络室审议研究,年终检查评比;4.关于国际研究,第四组名义上改为国际研究,不叫国际联络部。各组室原则上是课题组性质的,按课题要求来配置人员,负责人配备不一定按照司局级。

  

   1987年上半年,九号院机关进行了自我整顿和机构调整。 1987年秋天,中共十三大召开,开启了新一轮党政机关改革。随后,机构改革方案经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与1982年机构改革相比,这次改革的最大不同点是,推进党政分开和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上次改革主要着眼于裁撤并精简机构,这次更强调在党政分开的原则下,政府转变职能,推进政企分开。但这次机构改革对九号院影响不大。九号院机关依然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合为一体。1988年春天,新的国务院领导人曾经要求农研中心分署办公,但是后来并没有进展。

  

   1987年的第二轮改革,给九号院机构带来的直接变化,是“农研室”名称改变,即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变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这是因为十三大以后中央书记处性质和职权发生改变,中央书记处从高层独立决策机构变为非独立决策层次的日常办事机构。这个变化的背景,涉及1980年春天中央书记处成立以来,在运行过程中与国务院的关系状态,与中央政治局的关系状态。但是,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变化,农研室名称的改变,对于九号院的职责和运行并没有明显影响。

  

   (原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9期)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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