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安乐哲:哲学的最后一站不是真理,而是智性对话

更新时间:2018-08-21 19:37:56
作者: 安乐哲  

   文/王惠灵(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罗格·安慕斯(Roger T.Ames),中文名安乐哲,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学者、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下简称“安乐哲”

   访谈人: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讲师王惠灵,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2018年5月30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帕卡德公寓

  

  

五月后,安乐哲再次走上街头,会不时地被校园内外的人认出。北京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电视新闻里的一个片段,让这位学者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在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一段简短的对话中,71岁的安乐哲谈到自己的使命——帮助中国哲学走出去,让西方人更了解中国。

   出生于多伦多,长期执教于美国,安乐哲的学术生涯略带传奇色彩。十八岁起带着对中国哲学的兴趣,他辗转求学于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曾受教于劳思光、方东美、刘殿爵、葛瑞汉等中外名师。安乐哲在中国古代经典翻译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英译作品包括《孙子兵法》《论语》《中庸》《道德经》《孝经》等。这些译本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此外,他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带着“原汁原味”的理解,他尝试澄清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解”,也因此获得了从中国高校到文化部的诸如“会林文化奖”、“孔子文化奖”等各类荣誉。治学中,他与其他成员郝大维、罗思文等共同组成了“一多不分”的学术家庭,留下了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几年前,“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提出给学界带来了更多的生气,也让安乐哲获得了更多中外同仁的关注。

   于夏威夷大学荣休后,2017年9月安乐哲受聘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我最大的成就是我40多位学生,他们才是最重要的。教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就是我的幸福。”2017年11月,学生们云集北京为他庆贺生日,幸福感更坚定了他“其他随人去说吧”的信念。

   从呼和浩特出发,我坐了一夜火车,清晨到达北京。带着喜悦的心情,我再次见到了安乐哲,也经历了一场难忘的对话。

  


哲学缘分与哲学之路

  

   文汇:您长期执教和生活在美国,可以说,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今,您加入北京大学,相信这个“第三故乡”会给您的工作带来新的起色。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哲学之路和学术成就?

  

   自从十八岁去香港学习哲学,我一生都在从事“最自私”的工作

   安乐哲:在我看来,从事哲学研究是“最自私”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总是在“思考自己”,实现自我提升。作为老师,我们读书、写作,与年轻人讨论问题,过着反省和值得珍视的生活。回想这一辈子,我曾经有过一丝顾虑,会不会有人说:“你骗人,你不该有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我们这样的人“没做什么”,可是薪水却不低,活得也体面。所以,如果出于自私,我会想“别有太多的哲学家,否则,我们就不会活得这么容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哲学不以面包为生”。在我看来,从事哲学工作也是一种“奢侈”。

   我的哲学因缘始于十八岁那年。我去香港做交换生,那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发现外国学生(比较独立)与中国学生(像儿童、喜欢玩)行为特征非常不同,有些“看不懂”彼此。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树立了“让两边彼此了解”的目标。

   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回顾过去42年的岁月,我带出了四十几个博士,他们在世界各地教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我有点像一个“祖父”,我有我的“孩子们”,每每看到他们的学术成就,我就颇感满足与欣慰。至于我自身有多少学术造诣,我不太敢说,不过我致力于将中国的经典文献翻译成英文——“让她自己来言说自身”——以此扭转人们套用西方术语对中国思想做出单一解读,我认为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并且这始终是我努力的方向。

  

   培养国际性学者,我计划在北京大学开设新的比较哲学课程

   安乐哲:我下个学期要在北大开一门新课——《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研究》。目前,我在准备教材。我的预期是:既要让中国经典著述有汉英对照本(其中有原文,也有翻译),在开篇亦会廓清该经典文本的阐释语境(Interpretive context),以此更好地解读其文化语义。上述内容构成了该书的主旨。

   作为北大的老师,我的目标是帮助学生从比较哲学的立场来学习和理解哲学。为了帮助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我将带着他们一起读书。因此,这门课的宗旨是:不但让学生可以用汉语说中国哲学,而且也能用英语讨论和讲解中国哲学。这点非常重要。北大是一所国际性大学,它培养出的人才将会走向世界各地,在不同国际场合用外语向更多的人介绍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

   我接下来的具体工作任务是:帮助中国的学者国际化,让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走出去。我的目标不是给中国人讲“中国人喜欢听的话”,而是走上一条国际化的道路,中国应该有她的地位,为自己发声。这样可以从根本上加强中西方的沟通和理解。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外国,这是我的想法。

  

哲学特色和贡献

  

   文汇:能否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您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罗思文与我共同提出“角色伦理”,目标是让中国哲学“说自己的话”

   安乐哲:“角色伦理”是罗思文教授(Henry Rosemont)与我共同提出的一个全新想法;为了实现“让中国来言说自身”,“一套特色语汇”至关重要。罗思文与我始终关注语言哲学的问题。我们跟随了费孝通、唐君毅、劳思光等中国传统思想家的步伐。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面对一些现代思想家的质疑和提醒,比如郭齐勇和陈来。

   事实上,我的学术成就与这些学者分不开,虽然他们经常批判我。这种批评主要是因为我们中间隔着语言的“障碍”。举例来说,郭齐勇指出我的想法具有局限性。

   第一,我不认为儒学是普世的;

   第二,我不认为儒学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目前,很多人把汉语中的“普适”对应于英语中的“Universal”。但“Universal”这个术语本身蕴含着“终极性”(“Ultimacy”、“Final End”)的涵义,其中尤为突出了上帝的概念,而这在汉语的语义中并不存在,因为中国没有上帝这个概念。

   中国的“终极”是一种“优化”、“最大化”、“最佳效果状态”的共生系统(Optimizingsymbiosis)——一个最佳优化的和谐。所以,如果只是在汉语语义环境中使用“普适”这一词,这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把它附会到西方传统之中,就会产生误区。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差异很大的西方观念与中国观念牵强附会在一起。

  

   哲学的当代使命:从知识论返回到“社会智慧”

   文汇:您长期从事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在这种视野下,您会对哲学做出怎样的理解?

   安乐哲:在哲学的道路上,我的榜样是杜威(John Dewey)。杜威来过东方,先到日本,然后转到中国。他写了《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一书。在书中,他明确地批判了“哲学家式”的现象,指出哲学家也需要面对“老百姓”的疑问。可见,哲学家的责任并非只是面对技术性的哲学问题,还应该直面日常生活。我一直在思考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思想,其中一条核心的原则是: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哲学如何改变生活?)在我看来,当今社会,我们需要社会智性(Social intelligence)。我们现在的世界存在很多困惑,包括全球变暖、食品安全、水质污染、传染病肆虐、环境破坏以及收入不平等各种问题。此刻,人类需要哲学来面对这些问题。

   文汇:这些人类的问题可以被理解为哲学问题吗?

   安乐哲:全球饥饿等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科学、科技已经达到这个地步,只要我们明天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道德和伦理学的思考都是哲学。

  

   在西方,尤其是欧陆哲学,二十世纪的特征是要恢复智慧

   文汇:在您看来,哲学在当今社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安乐哲: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内在批判,要从一个抽象的第二世界假设回到尼采的论域中来——回到我们的身体,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谈“事实”(The truth),而是谈“我的事实(My truth)”。所以,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是回到日常生活。

   然而,中国哲学永远也没有离开日常生活,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它不是一套绝对抽象、系统性的思想,而是面对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家庭的问题。无论是学生和老师、还是个人与其先祖,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关系。

   文汇:从时间上看,您怎样区分当代和现代?

   安乐哲:二者差不多,当代是离我们最近的;现代以一个技术转向(Technical turn)为标志。在西方,二十世纪哲学的特征是要恢复智慧,扭转哲学的“知识论”(Philo-episteme)倾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西方哲学离开了“爱智慧”(Philo-sophie)的语境;古希腊走向了对诸如“原则”——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知识对象——等概念的崇尚,这也就是所谓的形上学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

最抽象的知识是最实在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1835.html
文章来源:文汇讲堂 2018年8月21日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