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双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创立前史——“保钓”后旅美华人的“新中国”认同热潮与文学交流

更新时间:2018-08-21 01:52:42
作者: 朱双一  
在回答听众有关“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这样的敏感问题时,他回答道:“我的态度是以事实为主。我到过这个国家,而发觉这是使人十分兴奋的,事实上,我对你讲出我所见到的是什么。无可怀疑,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份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杨振宁的这段话获得听众的热烈掌声。当听众进一步发问:如果这20多年是在资本主义下,这种进步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对于这一几乎是让他回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回答说:“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26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稍后改口说“我极表怀疑”。杨振宁认为在中国,人们辛勤工作,没有人觉得这是强迫的。他透露:他到中国两天后,就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答案会是:“我们不要”,因为“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5]

   1973年7月,杨振宁四访中国后,与其旧同学、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谈,其记录发表于日本《读卖新闻》。杨振宁介绍了会见毛泽东主席的情况,以及中国大陆科学研究的状况——虽然的确是比美英法等国落后。例如,缺乏近代科学的传统,进行实验的工业技术基础还不充足,但有些部门有了显著进展,个别部门取得了辉煌成就。杨振宁还向老同学透露,他正在考虑,不久后在美国的大学有一年左右的休假时,在中国过这一年。如果能对中国人民服务的话,长期居住也是一种可能性。考虑到当时正值“文革”中,杨振宁就下了如此的决心,后来更真的回国定居,没有一种强烈的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是不可想象的。

   1976年杨振宁先后撰文悼念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主要还是从新、旧中国对比这一视角,肯定两位领导者在将一个弱小残破旧中国转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过程中的贡献。他写道:“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层层压榨下的暗无天日的社会,是一个农村整体破产,工业被帝国主义全盘剥削控制的社会”,而毛泽东的功绩在于“把一个山穷水尽的、丧失了自信心的国家变成一个自足自信的、有理想的、前途光明的国家,这是怎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可列举年产三千万吨钢、八千万吨石油等数据以及卫星上天、断肢再植的科技发展,中国人民的新的精神面貌,中国社会的种种有远见的制度等事实之外,杨振宁还引用了毛泽东的《送瘟神》二首,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新、旧中国的对比——旧中国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而新中国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由此指出了新中国解决了此前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始终无法解决的灾害疾病问题。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任何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会了解这句话的历史性的意义。”杨振宁还讲述了一件让他感动以至于饮泣的事情,就是他与多年挚友、中国“两弹元勋”郑稼先会见时,问起西方媒体有关美国人寒春加入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的报道,当得到确切的否定性答复后,杨振宁激动得饮泣,因为中国人完全不靠西方的力量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正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不再受列强欺凌威胁的标志。

   除了杨振宁外,其他回国访问的旅美学人、作者,也多采用纵、横两个视角的对比的方式。如任之恭加入共有27人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于1972年6月28日回到祖国进行访问,1973年2月2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上做了题为《阔别二十六年的中国》的演讲。王浩也是在1972年6月首次回到中国,停留了四个星期。在《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一文中,不仅将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还与印度等同为东方落后国家来相比,“记得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若干西方的政客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说要把中国和印度看作两种不同制度比赛的实例。意思是要在几十年后比较两国成绩的高下,来决定两种制度的优劣。现在23年之后,我想不会有人诚心地不承认中国的成绩远远超出印度的成绩。事实上,这一个结论如此显然,倒不大听到那些自称客观的西方要人们重新提起这一个比赛了。1972年中国、苏联和印度。一样有天灾,而只有中国照常有好的收成。这象征着一个别的国家不及的根本进步。”[6]

   如果说杨振宁、王浩、任之恭等的访华观感,其感情色彩更浓一些,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何炳棣的文章,就显得更为理性和具有学术意味,但从纵、横两个视角加以对比,以及强调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等社会制度上的优越性以及中国人民精神面貌上的改变,则是一致的。1973年3月28日,美国“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年会,何炳棣教授担任了题为“重访中国”的全体讨论会中的主席,并作导论性发言,此后并据此形成了《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长文。该文第一部分即以“人民的真正解放”为题,指出:两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历代“起义”成功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民国建立后直到1949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其吸取民脂民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作者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根本不同于前代起义,其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何炳棣认为: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他还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亦即最基层单位去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其他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他指出:“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远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至今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何炳棣文章的第二部分,集中于观察新中国的“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他指出:在20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就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思想教育方面,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徒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覆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很显然,作者认为新中国与古今中外所有国家的不同,是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

   何炳棣的第三部分,专写“民族‘武德’的重现”。作者根据历史经验指出: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国民政府军队的品质,抗战以前稍有提高,抗战后期日趋低劣,而这与军官层层扣粮中饱有关。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炼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民政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实。作者写道:“近百余年来她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加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入选之后,当地整个的居住或工作单位认为是集体的光荣,往往举行庆祝。“这种弥遍全国地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观察访谈所得的印象。”军政方面最基本的安定力量是每个现任和退伍军人的高度政治觉醒。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使得每个军人都公忠体国,能辨是非。最高领导,自解放军草创伊始之际,即深刻了解历代军政的积弊,因此有关的组织与教育,无一不为了根本防止军人的跋扈。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种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钻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泻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Q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拈须称许了。这一表述很值得注意:她与世间流行的所谓鲁迅如果活到解放后,必会成为右派或被关进监狱的说法截然不同,表达的是一种对于新中国的高度认同。当然,这种“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义完全不同。并指出:“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何炳棣文章的第四部分是“经济建设成就举要”。作者表示,他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因为他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的轻工业、钢铁、石油等重要工业部门发展的情况,指出新中国的“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近年国内特重矿冶设备和化肥,正是反映经济计划重根本,讲步骤,有远见,富理性。

在结论中,何炳棣指出: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藉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24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诚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如与美国和日本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进性的自然环境污染和最近证实的“能源危机”,已经引起西方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经济制度的优点,开始指出资本主义百余年来恣情浪费世界资源的祸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1822.html
文章来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0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