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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戊戌政变前后的黄遵宪

——苦雨凄风梦亦迷

更新时间:2018-08-20 15:42:00
作者: 周树山  
提出“保护人权”的口号,都令保守的湖南士庶百姓耳目一新。黄遵宪在署理湖南按察使(相当于湖南高等法院院长和检察长)期间,清理积案,治理刑监,释放了一些超期羁押的人犯,审理冤情,甄别错案,处理一些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官员。他在南学会发表的讲义中,明确地阐明了他的改革思想,意在“启民智,倡民治”,“去郡县专政之弊”,他的为政理想是“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由古老而陈腐的帝国政治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黄遵宪是不尚空谈,注重实干的改革家。他所倡行的改革新政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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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大清王朝诏定国是,光绪帝决意变法。这之后的三个多月中,大批新政设想和改革措施通过圣旨雪片般降下,似乎皇帝金口一开,全国上下风附影从,大清国就能从内忧外患中挺起身来,度过痼疾缠身,病势危殆的困境。这场由多年垂帘听政被整治得服服帖帖,惊恐怯懦的皇帝主导的改革,历史上被称为“百日维新”。

   处在潮流中的黄遵宪,能臣干吏,思想开明,自然是力图变法的皇帝要依靠的对象。年初,皇帝就曾索要黄所著《日本国志》,力图从这个因变法而崛起的强邻中汲取改革动力,借鉴维新经验。这年六月,皇帝三次下旨调黄遵宪进京,命其为出使日本大臣。七月初,他交卸了湖南政务,初八,自长沙起程,借道上海,欲由沪入京,受任新命。到了上海后,他的身体却出了问题,积疾而转成肺炎,遵医嘱必须调养。于是耽留上海,受命处理《时务报》改成官报事。如上所述,黄遵宪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得罪了老上司张之洞。

   在波诡云谲,魅影幢幢的晚清官场,稍有疏忽,就可能踩在地雷上。黄遵宪受到皇帝的青睐,加官晋爵,青云有路,和皇帝的变法理念一拍即合,似乎在晚清的政坛上会有一番作为。实际上,他周围荆棘丛生,隐伏着暗礁和杀机。就在他因病耽留上海之时,八月六日,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下令训政。十三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康、梁窜逃海外,守旧派复辟后,光绪帝维新诏命概行废止,百日维新匆匆落下帷幕。黄遵宪知事无可为,二十一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免去其出使日本大臣,当日即奉上谕:因病开去差使。但是,免了官,黄遵宪的麻烦还没有完,朝廷立即有人上疏,说康、梁等朝廷缉捕的重犯藏匿在黄遵宪处。慈禧太后密电两江总督刘坤一密查,二十四日,上海道蔡钧派兵二百围守黄遵宪住处,“擎枪环立,若临大敌”。汹汹杀气,引起外国不安,从前黄遵宪出使过的英、日两国表示,如对黄处理不公,将约同干涉。二十五日夜,得总署报告,康、梁并未藏匿在黄处,二十六日夜,朝廷下旨,放归原籍梅州。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黄遵宪由高官险成罪囚,虽然有惊无险,全命而归,但内心却有着强烈的震撼。三年后,他已经远离了官场,只是老病在身的回籍平民,在给陈三立的信中述及别后遭遇时说:“弟平生凭理而行,随遇而安,无党援,亦无趋避,以为心苟无暇,何恤乎人言,故也不知祸患之来。自经凶变,乃知孽不必己作,罪不必自犯,苟有他人之牵连,非类之诬陷,出于意外者。”黄遵宪的感慨其来有自,当政变之初,杀气满京城,人人自危之时,不仅有朝中某御史捕风捉影,对其构陷,且有昔日上司张之洞一伙对其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对黄谈不上私仇,但因黄在《时务报》上对康、梁的立场与他们相左,所以抱憾切齿,不能相容。张之洞亲密幕僚梁鼎芬与黄交往二十年,当年黄入康有为强学会,列名为梁鼎芬代签,与康结识,也是梁居间介绍,梁且赞康为“南阳卧龙”。早在黄遵宪在湖南任上,张之洞以上司之尊,就经常发电陈宝箴、黄遵宪指斥《时务报》言论出格,梁鼎芬因有张之洞撑腰,为汪康年站台,时对黄警告申斥。黄遵宪在湖南任上,政务繁忙,“殊觉日不暇给”。梁鼎芬此时竟致电黄遵宪,指斥他“兄欲挟湘人以行康学”,并以最后通牒的口气说:“国危若此,祈兄上念国恩,下恤人言,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口气之横蛮无理,已超出朋友交往之道。当黄遵宪被清兵围守,生死未卜之际,梁鼎芬到达上海,不是设法营救黄,而是送去一纸绝交信,其冷血绝情,以至于斯!黄遵宪对于梁鼎芬的做法,不但没有嫌怨,却给以极大的宽容和理解,有诗咏其事:“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他认为梁鼎芬与他绝交,只是胆小,怕牵连进逆党之中,并非怀有恶意,还为自己与他交往而使朋友受到惊吓感到歉意。但黄遵宪未免太善良纯真了,梁鼎芬一伙不仅与他绝交,而且要把他置之死地,在这个敏感而恐怖的日子里,汪康年接到梁鼎芬一电,内云:“首逆脱逃,逆某近状,逆超踪迹何若?”“首逆”,康有为,“逆超”,梁启超,“逆某”,黄遵宪,他已把昔日朋友黄遵宪列入逆党,关心他的踪迹和近况,为的是进一步落井下石。

   曾经赏识黄遵宪的张之洞,当黄被光绪任命驻日大臣并召其入京时,心中十分复杂,利用京城的内线不断打探消息,隐忍而心怀歹意。当光绪下诏变法时,黄曾参与举荐张之洞进京协助皇帝主持大局并就内政外交向张诚恳进言,后张内召未成。如今,黄内召进京,因病耽留,他担心黄有意迟延,或许会被委以中枢大任。因《时务报》事,他对黄已十分嫉恨,言其“狂悍”。政变后,黄被褫职,被围守,被赶回老家,他皆快意于心。黄发电于他,告知将回籍养病,他没有回复,黄对他已没有任何价值,表面文章他也不肯做了。

   戊戌政变第二年,守旧派疯狂反扑,湖南一切新政皆被推倒,有大臣参劾左宗棠之子左孝同,张之洞发电时任湖南巡抚俞廉三:“去年湘省开保卫局,因保甲局有绅士,大府委左随同办理,一切皆黄遵宪主持,通国皆知,至主民权,改服色等事,尤无影响……”把一切新政责任都推给了黄遵宪。过了两年,两广总督陶模发电张之洞询问黄遵宪所获何罪,欲请黄遵宪去办理学堂,对黄衔恨于心的张之洞发急电于陶:“黄遵宪真正逆党,戊戌之变,有旨看管,为洋人胁释。湖南风气之坏,陈氏父子(陈宝箴、陈三立)之受累,皆黄一人为之,其罪甚重。且其人钻营嗜利,险狠鄙伪,毫无可取……”这样阴狠之言竟出自曾对黄十分赏识和信重的张之洞之口,真令人张口结舌!黄遵宪赋闲在家,张之洞惟恐其东山再起,1902年2月18日,发电军机大臣鹿传霖:“闻有人保黄遵宪,此人确系康党,又系张荫恒党,恶劣不堪,万不可用,务望阻之。”

   专制官场中人心之反复险恶,依黄遵宪真诚之本性,不谀媚,不作假,不营私,不结党,直道而行,焉得久存?政变之后,康、梁被通缉,黄遵宪为梁鼎芬对他进行诬陷致电张之洞给予解释,仍然坦陈梁启超是他的“至交”。并不因其为“钦犯”而远祸趋避,这种坦荡的君子之风,虽古贤人也不过如是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历九月,为推行改良新政呕心沥血,在地方官任上锐意进取的黄遵宪侥幸脱罪,被褫夺一切官职后,放归故里。其《到家》诗叙其心境云:“处处风波到日迟,病身憔悴尚能支。”离开处处风波的官场,游子归来,有些迟了,所幸虽然有病,尚能支撑。国家祸乱频仍,江河日下,罢官回籍,是福是祸?“老翁失马卜难知”。但无论如何,他已经被黜退出局,成了国家命运的局外人,只能在病患中捱过残年了。他把自己的居处命名为“人境庐”,取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自撰一联有云:“陆沉欲借舟权住”,他知道国家颓败之势已无可挽,神州陆沉,大清将亡,桑梓庐舍,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小舟,随波浮沉,晚年只能栖身于此了。

   黄遵宪五十二岁起闲居在家,到五十八岁去世,在人境庐住了六年。六年间,他开头也很关注时局的变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读书人的积习,何况他是在官场上和国内外行走多年的人,自然不能忘情于国事。1899年,慈禧太后有废黜光绪帝的想法,立溥儁为大阿哥,黄遵宪有诗咏其事,指斥慈禧此举是祸国的阴谋,“袖中禅代谁经见?管外窥天妄测量。”明确表示新立的皇储“天下膏粱百不知,”一个纨绔子无法君临天下,承担治国大任。而他的父亲自儿子立皇储后,更是气焰万丈,黄遵宪无情地声讨:“朝贵预尊天子父,王骄甘作贼人魁。”(《腊月二十四日诏立皇储感赋》)朝廷上一片乌烟瘴气,国事愈不堪问。戊戌政变后,一切从前学习西方,开启民智的改良措施都尽行废止,慈禧专断残忍,顽固派疯狂反扑,赞同并参与光绪变法的臣子非杀即黜,朝廷出重金悬赏康、梁之头,顽固派弹冠相庆之余,也在构陷、参劾、举报政治对手,朝野上下,一派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1900年,义和团起,慈禧太后愚妄狂乱,竟依靠义和团向西方列强宣战,引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她和光绪逃走,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事则更加糜烂,不可收拾了。黄遵宪这一年的心情极其悲愤,但也只能在诗中抒发他的愤懑和绝望了:“博带峨冠对旧臣,三年缄口讳维新。尽将儿戏尘羹事,付于尸居木偶人。”(《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他直接痛斥慈禧太后乃是“尸居木偶”,三年来,倒行逆施,尽废新法,当年轰轰烈烈的“维新”一词已成忌讳,依靠愚昧迷信的暴民反洋排外,与列强为敌,处理国事如同儿戏。终于造成“皇京一片变烟埃,二百年来第一回。”虽处江湖之远,仍然心系銮阙的黄遵宪回思往日为国为民殚精竭虑的日子,面对眼下江山残破,国事日非的现实,不由悲从中来:“当时变政翻新案,早使忧臣泪满襟。”(《述闻》八首)他终于燃尽了一个体制内的臣子忠君报国的热情,对朝廷和国事心冷如灰,成了一个冷漠而痛苦的看客。

   这一年,两广总督李鸿章,江西巡抚李兴锐都曾邀其出山,黄遵宪知事无可为,一概谢绝。他渐渐地把注意力转移到诗赋文章上去,感时赋诗,与友朋迭相唱和。但真正与他心灵对话的人几乎没有,所以他越发的孤寂和落寞。这期间,他常常陷入回忆之中,回忆旧时的师友和同僚,想起他们的身世、学问和事功,还有与之交往中的一颦一笑……但他们都不在眼前,而且此生再难相见,于是,他作了怀人诗二十四首,抒发了对旧友的思念和内心难以排解的惆怅。其中两首写给了与之在湘同开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白发沧江泪洒衣,别来商榷更寻谁?”(《义宁陈右铭先生》),他当年虽是陈宝箴下属,但两人情深谊重,对推行变法新政有着共同的信念。陈被罢官后,两人在舟中洒泪而别。陈悲苦地说,以后怕是难以见面了。黄遵宪还不以为然,认为山不转水转,同在天地间,何以后会无期?分别后,陈、黄不仅没有见面,且音讯杳然(一年后,他听到就是陈弃世的消息了)。他在怀念陈三立的诗中写道:“文如腹中所欲语,诗是别后相思资。”知音之情倾注笔端。二十四首诗分别写给离别后思念的二十四个人,但却没有曾与之交往多年的张之洞、梁鼎芬和汪康年等人,可见抱憾之深。

   和所有致仕还乡的官员一样,他以一个绅士的身份参与了宗族和家乡的社会事务。他主持修订了黄氏的族谱,希望黄氏子孙将来能够立德、立功、立言,光耀祖宗和门庭。他自任家乡兴学会会长,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开办家乡小学校,发布《敬告同乡诸君子》公启,以在国外多年的经历,强调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的重要性,乡间的读书人,各族尊长皆有教育子弟之责。他已选派两名青年前往日本学习师范,卒业归国后将承担地方教育的责任。公启还对教科书、办学处所、经费、课程等项提出设计要求。他编定并抄写了自己多年创作的诗稿《人境庐诗草》,病榻抚摩吟哦之余,不禁悲怀难抑。在致五弟遵楷函中,感叹自己“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今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亦无甚可望矣。”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失望和无奈。

人离不开时代和环境。尽管熟读儒家经典的传统读书人渴望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以成就自己完满的人生,但黄遵宪竭蹶于官场,沉沦于下僚,抱经国之志,处无望之世,口欲言而不能言,心有余而力不逮,最后病体支离,衰年浩叹,其无穷的失望和愤懑又有何人能知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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