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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现代消费理论三大基本假设缺陷

——兼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

更新时间:2018-08-20 00:26:2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本章导读:现代经济学基于演绎逻辑来构建学说体系,相应的命题和定理等都依赖于逻辑前提,因而认识和发展现代经济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对其所依据的逻辑前提进行审视和完善。本章通过对现代消费理论的三大基本假设——劳动负效用、稀缺性资源以及时间偏好的剖析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那些“不言自明”假设实质上只是短期内所呈现出的事物假象,是静态分析的自然结果;相应地,以此为基础所推导出的其他知识和论断往往存在明显的偏误,也不利于对社会实践的合理引导。

  

   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形而上的演绎分析基础上,它基于规则(公理)和事件(假设和应用性假定)产生一个可供检验的声称结果,并推出可能的理论命题。相应地,演绎分析体系就具有这样三大特征:(1)演绎法所推出的结论依赖于公理假设和应用性假定,从而并没有新知识的产生;(2)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公理假定当作基本信条而致力于将研究建立在逻辑的有效性上,从而没有实际考察前提假定的合理性;(3)那些可供经验检验的结论往往会遇到太多的检验难题,从而波普尔的证伪逻辑往往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这也意味着,基于形式逻辑的演绎分析具有很强的同义反复,大量的命题都是人为构造出来的。奈特就指出,“科学只能复制或重新排列已有的要素,而无法指导真正的创造。真正的创造属于艺术领域,包括发现新目的和用于实现目的的新手段。”[1]有数学专业人士就宣称: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鲍莫尔则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数学操作法所得到的东西不会多于有待于验证的前提本身所包含的那些东西。”[2]

  

   既然如此,又如何认识和批判一个经济学命题呢?关键就在于对它所依赖的假设进行审查:只有基于合理假设所推导出的命题才是合宜的。博兰就写道:“每当你提出一项支持某一命题的经验论据时,你就是在声称,该论据的形式在逻辑上是令人信服的,并且你的假设也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经验论据的真实性来说,逻辑上的令人信服乃是一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3]那么,在如此追求数学逻辑严密性的今天,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设定的假设合理吗?第2章的分析表明,现代经济学的假设往往来自想象和虚构而非对本质的认知,乃至基于这种假设所展开的分析往往是现象解释性的而非问题解决性的,这就严重制约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实践功能。当然,自从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组织换到个人,消费就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领域为代表的;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往往也被称为消费经济学,其理论在被成为消费行为理论,进而扩展为选择行为理论。有鉴于此,本章集中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行为理论所依赖的几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假定——劳动负效用、稀缺性资源和时间偏好,并由此来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进而揭示现代主流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内在缺陷。

  

   二、现代经济学的假设特性

  

   现代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些基本假设之上:劳动负效用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时间偏好原理以及边际收益递减原理等,这些假设是经济学说史的经济学家基于直觉和经验而从大量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并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事实知识或公理,现代主流经济学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演出其他知识和命题。然而,这些前提假设却因明显的非现实性而招致其他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广泛批判,进而动摇了整个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鉴于此,弗里德曼等人提出了一个“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命题来为之辩护:假设是否现实并不重要,只要能为经验所证实的假设就是合理的,以此假设为前提的逻辑推导论断也是合理的。

  

   问题是,弗里德曼所引入的逻辑实证主义混淆了前提和推论之间的关系:正确的假设前提可以推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归真推理法说明的;但是,基于结论的正确性却推不出假设前提的真实性,这是归谬推理法所暗含的。为此,西蒙就将假设与推论之间的不对称性称为弗里德曼的“非现实原则”,而萨缪尔森则称之为“F扭曲”。很大程度上,正是囿于“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命题的计量分析,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进一步趋向“黑板化”,并得出明显偏误乃至荒唐的结论。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关注的是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的是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经济学理论不应是先验抽象的,而必须是超越先验而来自真实世界。相应地,这就对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和逻辑关系提出了要求:前提假设必须与社会演进保持历史的逻辑统一,逻辑推理则需要充分纳入文化心理意识。

  

   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所根基于的假设与自然科学理论存在根本性差异:自然科学只能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猜测,然后在通过实验室试验加以检验;社会科学中的变量关系往往在经验和实践中显露出来,从而可以为人们所察觉和认知。哈耶克就强调:尽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必须运用演绎论证的方法。然而,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在自然科学中,演绎论证的过程必须从某个本身就是归纳概括之结果的假设开始;而自社会科学中,演绎论证的过程则是直接从已知的经验要素开始的,而且还必须运用它们去发现直接观察无力确立的复杂现象中的那些常规性。据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经验演绎的科学,亦即从已知的要素中演绎出人们无力直接确立的复杂现象中的那些常规性科学。”[4]

  

   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也会强调,经济理论的假设来自经验。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将暂时的表象当作不变的本质,以致经验认知往往也会受到蒙蔽。例如,西尼尔明确地阐述政治经济学中的四个基本命题:(1)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原理;(2)人口原理;(3)资本积累原理;(4)收益递减原理。西尼尔认为,这四个假设前提是观测或意识的结果,是不需要证明甚至不需要详细表述的,相应地,得自这些命题的推断和这些命题一样有效。果真如此吗,亨特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就对西尼尔这四个基本命题进行了审视和批判。[5]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行为理论所依赖的假设也是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正是从“经验观察”中得出,人是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并且不关注他人利益。那么,这种认识合理吗?马克思经济学就强调,人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也是人类自身的创造者,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以及生产关系的塑造中不断变动。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接受传统智慧所给定的假设前提,而是应该基于现实和理论两大维度对习以为常的假设前提进行审视,基于知识的契合对这些假设进行修正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只有对现代经济学理论或学说体系所依据的逻辑前提进行审视,才能真正认识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才能推动这个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进而构建出更为合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劳动负效用假设剖析

  

   现代消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首先就体现为劳动与闲暇之间的替代假说,劳动厌恶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假设,劳动负效用成为效用或福利函数的基本假设。这一假设可以追溯到边际革命时期。例如,杰文斯认为,劳动本身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的成本,并将劳动定义为:以获得未来物品为目的,部分或全部的身心所经历的任何痛苦的努力。[6]更早的主观价值论先驱西尼尔则将劳动视为工人放弃休息和安乐的一种牺牲,就如同节制是资本家放弃享乐的一种牺牲,两者的牺牲都与主观心理感觉相联系。承袭这种认知,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强调,劳动支出必须以相应的收入来激励,越是艰苦的劳动所需要获得的报酬就越高。舒马赫写道:“举世都公认财富的一个基本来源是人类的劳动。时下,现代经济学家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将‘劳动’或工作视为一种必要的恶。从雇主的观点而言,劳动不管如何仅仅是一项成本,如果不能完全予以删除,譬如说,通过自动化,也要将之降到最低。而从工人的观点来看,工作是以牺牲其休闲及舒适换来的,属于‘无效用’;因此,工资是对该牺牲的一种补偿。于是,雇主的理想状况是有产出就不用工人,而工人的理想状况是有收入就不用就业。”[7]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劳动假设的设定合理吗?基于这种理解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进社会进步吗?

  

   (一)劳动的本质功能与现实异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通过自己的劳动,人们不仅改变了自然界,也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塑造了他们自己的本质;因此,劳动是人类能力提高和人性发育的根本方式,体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也就是每个人所必需的。同样,佛教认为劳动至少有这样三大功能:(1)提供人类一个利用及开发其才能的机会;(2)使人类能借由与别人共同参加一项任务而去除自私自利;(3)为适当的存在带来所需的物品和劳务。[8]同时,基于对劳动性质的不同认知,也带来了社会实践的重大差异。例如,根据劳动负效用观,理想状态就是取消工作,或者实行自动化,或者深化劳动分工。相反,根据劳动本能观,每个人应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以无所事事的休闲和炫耀性消费来取代工作。事实上,行为科学家赫茨伯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以及诸如麦格雷戈等管理学家都强调,人是积极主动的生产者,人们愿意投身到具有吸引力的工作中去。为此,就要区分两类工作:一是增强人类技巧和能力的劳动;二是将人类工作转化成机械式奴役的劳动。进而,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则将劳动分为内向性劳动和外向性劳动,其中,内向性劳动都可以得到一些类似副产品的结果,从而人们往往甘受这种劳动。[9]

  

由此,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观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劳动负效用假设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本,马克思强调“人类第一需要”的劳动观,是基于本质层次上的劳动而言的;但是,现实中的劳动大多已经严重异化了:绝大多数人所从事劳动都并非他本身偏好或擅长的劳动,而是被现实社会的扭曲性分工体制下所强制规定的。马克思写道:“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10]这就是劳动的异化。此时,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统治了劳动者,人在劳动中无法获得创造的自由,而是充满了软弱无能和从属依赖,以致劳动就成了享乐的对立面,“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11]正是由于劳动的异化,它成为异己的东西,因而现实劳动就成为人们极力逃避的负担。马克思就说:“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劳动强制,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12]同样,马歇尔说:“如某些社会主义者相当夸大其词地说的那样,除非有某事发生,以致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喜爱自己的适度工作。但不论正确与否,大多数人相信,在谋生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对他们毫无剩余乐趣而言,相反地,对他们却有所耗费。”[13]在这里,马歇尔所比较的实际上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劳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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