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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农业浪漫主义批判

更新时间:2018-08-19 01:28:20
作者: 党国英 (进入专栏)  
人们的平等意识是不会有的,穷人对富人,特别是对所谓乡绅,普遍处于依附状态,社会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十分模糊,穷人无隐私,也无自由空间。

   只有当代物质文明才有可能改变穷人对“乡绅”依附的命运。以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社会分工的出现,是一次对人的重大解放。人们的交际需求不再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直接捆绑在一起,使人们有了对交际的自由选择权。由这里开始了私权与公权的分离。私权用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只跟人的技能与性情关联。公权可能只用来处理公共事务,只有对公共事务有偏好的人们会更多地进入公共领域。有了这样一个公私两域的分离,穷人至多在公共领域服从可能由富人主导下建立的公共规则。如果在公共领域建立竞争性机制,公共规则也就可能避免剥夺性质。公权行使中的自由,可能只体现于对公权代表(政务官员)的选择,而公共决策一旦形成,少数派也不得不执行。但少数派的权利牺牲仅仅限于某些公共领域,他们的物质利益需求仍在私权范围里,其基本自由不受影响。这样一个社会大抵是和谐的。这便是所有人可以享受的有规则的自由。所谓人的解放,不过如此。

   所谓村庄的“温馨、和谐”,是任何熟人社会都可能有的特征。人本化的城市照样可以有熟人社会,而且,熟人社会在城市会出现多元化,不同类型的熟人社会有了相对清楚的边界,不再交织在一起,也不会让一个或几个领袖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空间。熟人社会一旦与基本生存资料的分配切割开来,其维系会依靠其他几种基本要素,如家族关系、共同兴趣、同学关系以及邻里关系等,由此变得相对简单。这是广大农民,特别是广大农村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女青年,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的秘密所在。

   诚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新兴城区,由于土地规划的错误,造成城市的熟人社会难以形成,形成极不合理的居住形态,但这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城市规划管理制度的错。

   中国农民要改变命运,必须抛弃“零增长”理念,支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城乡消费的继续扩大。庞大的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以后,必须辅之以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其要点,一是扩大居住消费(不是高价买房)与出行消费,释放居民对保护隐私与增进自由需求。对独栋房屋的需求、去中心化的居住点选择倾向、对轿车的需求,都是需要鼓励的消费意愿。为此要大力发展以独栋房屋为主的住宅区,鼓励购买家庭轿车。二是放手发育城市型熟人社会,形成攀比型消费模式。现代社会的消费支出中攀比型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若反对这个,经济增长就没有了动力。要降低多层共用楼房在房屋中的比例,大力提高独栋房屋的比例。

   欧美国家在自己的经济成长历程中没有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城市化规律,开辟了攀比型消费空间,并有财产权制度给予支撑。

   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家庭支出结构中,住房(包括房租或住房维护装修等,不是买房支出)竟占到支出总额的30%以上。如果没有财产权保障,没有高品质的居住条件,没有住房的可维护性,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居民能年复一年地将30%的收入花在住房上。中国人购买单元楼房是一次性投资,此后很少发生住房维护支出,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社区公共品”垮塌或拆除。同样地,没有人本城市化的演化路径,也很难想象能产生17%的出行支出。高度城市化带来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使农产品成本得以降低,使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能够降低到12.6%。这种支出结构是美国保持消费力与经济活力的基础,也是美国做世界老大的重要基础。如果美国人听从几十年前兴起的“零增长经济理论”,以国家干预来束缚美国人的消费,很难想象美国能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必须坚定地推进城市化,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让中国大部分家庭拥有“接地气”的住房财产,并以廉价食品鼓舞消费信心。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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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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